1934年10月，时值秋月，江西瑞金苏区的天还是灰蒙蒙的，警备处连夜站岗的小战士们已经将里面套得里三层外三层了。可是尽管如此，还是抵不过秋夜里冷飕飕的寒气。这时，警备处的一个小战士低声喊了一声：“有情况！”警备处的人员立即警觉起来。
在江西瑞金路上踽踽独行的项与年
谁知竟是虚惊一场，迎着雾气走来的只是一个要饭的叫花子，刚入伍不久的小战士哪见过这阵仗啊，以为是敌人想趁夜偷袭，赶紧拍拍胸脯，此时警卫连的连长走过来，吼了一句：“瞅你们那点出息，老子当年打仗的时候，可从来没这么怂过，就算是敌人来了你们也得硬着头皮上，谁都不能退缩！”小战士们立马羞红了脸。
哨兵
正在连长训话时，“叫花子”拄着拐棍，颤巍巍地朝连长走过来，等他走近时，哨兵们才看到这个乞丐骨瘦如柴，衣服破破烂烂的，穿着草鞋，面门青肿，浑身上下还散发着难闻的馊味，走到连长面前时几近昏厥。连长见势赶紧上去扶住，“叫花子”才没有倒地。
“叫花子”在闭眼那一刻，嘴巴微微开合，似乎在说什么，连长将脑袋凑近，这才听清“叫花子”的话:“我…我要…要见周恩来同…”话还没说完，“叫花子”就晕过去了。连长赶紧让人找来一副担架，将“叫花子”抬到医务室进行救治。
叫花子
等“叫花子”再睁眼时，终于见到周恩来，他的眼里立刻有了光。不过由于长时间风餐露宿导致他又饥又渴，他只能抓着周恩来的手，用微弱的力气说：“包…包里…有…字典。”当众人从破旧不堪的包里拿出字典时，发现字典里面藏着一张薄薄的纸，周恩来同志小心翼翼地将纸展开，看到上面的内容后竟震惊不已。
周恩来同志看完后，再看看“叫花子”，眼中仿佛闪烁着泪花，紧紧地握着“叫花子”的手郑重地说:“同志，你辛苦了！”当晚，中央苏区高层领导立刻召开会议，会议中商讨了提前进行万里长征的决议。
周恩来
“叫花子”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那张薄纸上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能让周恩来同志震惊不已？万里长征又为何只因这一张白纸提前整整10天呢？
“叫花子”名叫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化名梁明德，福建连城人。项与年出生在闽西山区的农村，本来家道殷实，可是到了项与年这一辈家里就没落了。家里的两个男娃都要读书，父亲就想着将项与年送人，正好项与年的堂叔一直没有孩子，年轻时还是个秀才，项与年的父亲心想：这娃聪明，跟着他叔叔还能识个字，将来才有点出息，总比在家里种地放牛一辈子强。
项与年
一天，项与年的父亲领着个头不大的项与年和他的童养媳王村玉到了堂叔项仕杰的家里，项仕杰和老婆早就在门口等着了，一见项与年，脸上笑得要开出了花，项与年的父亲踢了项与年一脚，项与年才反应过来，糯糯地开口：“叔叔、婶娘！”。
项与年的婶娘赶紧拉着项与年的手往里屋走，边走边对着小小的项与年说：“小椿啊，以后别叫婶娘了，直接喊’娘’就行了。娘会好好疼你的。”就这样项与年被过继给了堂叔项仕杰，连带着他的童养媳王村玉。
项仕杰将项与年接过来后，就把他送到当地的私塾先生那里学习。项与年很是聪明，古文、百家姓什么的一学就会，每天回家后，项仕杰就将项与年叫到跟前让他背诗，项与年每次都能对答如流，项仕杰听后哈哈大笑。
可惜好景不长，项仕杰的老婆怀孕了，当地的神婆子说“这胎肯定是个男娃。”项与年的“娘”对此深信不疑。从此，对项与年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她经常在项仕杰出门的时候，对项与年非打即骂，使唤他干活。
影视剧中的长工
等项与年的婶娘生下孩子后，就彻底将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具，她不仅不让项与年再去私塾，还将项与年拉到药铺里当佣工，项与年的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那苦命的王村玉呢！婶娘经常骂他们两个是“吃白食的”，沉浸在老来得子的喜悦中的项仕杰对这一切仿佛都置若罔闻。
项与年15岁那年，与王村玉完婚。两个苦命的人相伴相惜，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两人结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王村玉还给项与年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也就是项德崇。
可是项与年怎么能甘心在小山沟里平平淡淡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呢？一个夜里，项与年留下一张纸条，拿着几块烙饼就走了。等王村玉醒来早就不见项与年的影子了，王村玉打开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我想去外面闯一闯，等我闯出名堂来，回来接你们娘俩。”
离家出走的项与年早就有了自己的打算，他听说自己的三哥项廷爵在北平已经混出名堂来了，就想着去投奔他。当他到北平的火车站时，项廷爵早就已经等候多时。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因为项廷爵读书，项与年也不会被送出去，所以项廷爵对自己的这个弟弟是心存愧疚的。
民国北平
到了北平的项与年，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乡巴佬，看到什么都觉得好奇，他从三哥的口中得知，项廷爵毕业后，就进入了军界，现在也算是有了一官半职。
之后在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项廷爵带着项与年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当时的项与年单纯地认为，只要跟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走，肯定是没错的。
在国民党李自立的打点下，两个有志青年终于如愿见到了孙中山。项与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能有朝一日见到这个推翻整个清王朝的伟大人物，看孙中山的眼神都满是崇拜。孙中山也被两个青年身上的满腔热血打动，当即写下亲笔信将两人介绍到粤军许崇智麾下，项与年成为了一名国民党人。
孙中山
正当项与年踌躇满志想要一番作为时，军阀混战开始了。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势力此消彼长，在亲历了“大虫吃小虫”的尔虞我诈场面后，项与年对国民党失望了。他深刻地体会到：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
可是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生逢乱世，即使命运如蝼蚁，但仍有人心向阳光。正当项与年对未来充满迷茫时，他人生中照进了第一束耀眼的光——中国共产党。
1925年，项与年辗转多日到了杭州，在机缘巧合下，遇到了为他掀开黑暗、带来民主光芒的人，时任中共杭州地委党团书记——宣中华。宣中华告诉项与年:“很多青年人像你一样，满怀志向，自认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其实中国真正的出路只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宣中华
项与年住在杭州的这段日子里，他经常去找宣中华为自己的讲解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宣中华声情并茂地讲法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讲马恩、讲列宁；讲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何等的先进；中国共产党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等。
两个人的谈话经常谈到后半夜，项与年每次都意犹未尽，宣中华告诉项与年：“万事须躬行，马克思主义的事还多嘞，加入共产党，我们一起把这个苦难的国家拯救出来！”当听到宣中华的这句话时，项与年只觉得自己的胸中顿时升起了一团熊熊烈火，眼里也重新有了光。
国共合作期间，项与年以国民党的身份被派去海外，支持海外侨胞的革命工作。项与年一边发展国民党党员，另一边也在从这些预备人选中挑出一些进步青年为我党所用。
荷兰中共集会
只不过项与年在一次集会上被荷兰巡捕当场抓住，项与年被关押好几个月后才被放出来，荷兰移民局将项与年强制遣返回国，项与年被迫中止为我党吸纳优秀人才的计划。
国共合作破裂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项与年回国后想要找到宣中华等人，但是当时会见的地点早就已经被打上封条，项与年与队伍失联了。
项与年
项与年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以国民党的身份隐藏下来，伺机联络到组织。在朋友的帮助下，项与年被推荐为上海勃生路复炎小学的校长。
有一天，身为校长的项与年突然将一位名叫马剑华的老师，马剑华心中疑惑：这新任校长为何单独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难不成是发现了我是地下党的身份？
果不其然，马剑华走进办公室后，项与年赶紧将办公室的门给关上。项与年凑到马剑华的耳边说道：“同志，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知道你的身份，我跟你一样。”随后，项与年就将自己过往的经历告诉了马剑华。在马剑华的帮助下，项与年终于联系到了组织，并且成为周恩来在上海成立的中共特科中的一员。
周恩来
项与年的工作稳定下来后，他就将自己在福建大山里苦守的老婆王村玉和儿子项德崇接到了上海。时隔几年后，一家三口终于团聚，项与年也终于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可是项与年一心忙于革命事业无心照顾家庭，跟儿子的关系自然也不是很好。年少时的项德崇只记得家里经常会进出很多人，父亲就像在守着一个惊天秘密一样。
同样疑惑的还有刚到上海的王村玉，可时间久了，项与年就算不说，王村玉也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做什么事。丈夫离开的这几年，她早就不再把丈夫当成自己的一片天，而是将自己变成了儿子头顶的那片天。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项与年一方面与国民党官员进行周旋，另一方面又开始了自己的地下情报工作。比如枫林桥上营救彭湃等革命人士；范公馆门口的巷子里枪杀大叛徒白鑫；在学校队伍中发展中共特科人才。
白鑫
1932年，应上级要求，项与年离开上海，改名换姓为梁明德，带着自己的新身份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层工作，并且成为江西省德安市第四区行政保安司令莫雄的机要秘书。临行前，项与年将自己儿子交给了老同学张雪澄照顾，而妻子则带着小女儿仍旧在上海居住。
刚到德安的项与年并不知道莫雄是自己人，他只知道莫雄与蒋介石颇有渊源，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莫雄在北伐军兴讨军阀吴佩孚时，曾经带着两个营的兄弟冒死救出蒋介石，蒋介石自此对莫雄感恩戴德，屡次委以重任。
可是，日久见人心，莫雄刚开始对蒋介石颇有好感，但是后来蒋介石的残酷的做法，让莫雄深感痛心。就在这时他在刘哑佛的帮助下，与中共特科搭上线，成为中共的间谍之一。
莫雄
后来相处之后，项与年才知道这个莫司令竟然跟自己是同样的人。当然，蒋介石对莫雄并不是像别人口中说的那样信任，尤其是在莫雄曾经公开与他唱反调之后。蒋介石在莫雄身边安插了自己的眼线，那就是第四行政区督察署兼保安司令部上校联络处长谢也夫。
对于谢也夫的空降，莫雄早就已经心知肚明。莫雄经常敲打项与年要时刻提防谢也夫，在德安的这段日子里，对于项与年来说，是非常煎熬的。
越往黑暗的地方走，潜伏的危险就越多。莫雄和项与年等人整日在高度紧张中度过，在敌人的内部工作，既要保证自己的身份不被发现，又要将情报准确无误地传达给组织，这项任务可谓是非常艰巨！
1956年，莫雄与项与年
当然，身为蒋介石的耳目的谢也夫可不是吃素的，他经常旁敲侧击，想要从他们的话中找到破绽，还当着他们的面对抓捕到的女共产党员施以酷刑，对莫雄等人进行试探，莫雄等人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早就像将谢也夫给碎尸万段，可是为了革命的长远大计，他们还是强忍下来。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德安庐山召开军政首脑会议，此次会议的重点就是商谈德国专家塞克特制定的“铁桶计划”的可实施性，国民党高层在看到这个计划后，都纷纷称赞，莫雄为了不暴露，也投出了自己的赞同票。
在“铁桶计划”中，蒋介石打算在中共根据地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30道封锁线，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为防止中央红军突围，该计划还配备了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
蒋介石
可是“百密无一疏”，莫雄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后，立刻将项与年一行人秘密叫到自己的住处，将“铁桶计划”告知。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纷纷争着想要将情报传递出去，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商量出结果。
最后项与年说：“还是我去吧，江西客家话、闽南话、上海话我都熟，你们几个的外地口音太重，容易被人认出来。况且此次传送情报任务重大，不仅要快，情报还要传得准确。你们留在这里给我打掩护，放心，我一定将情报送到江西苏区！”
当夜，项与年就乔装打扮成教书先生的样子，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德安行政司令部。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八个县市，其间山道险阻、关卡极严。
铁桶计划
项与年为了顺利通过关卡，将情报送出，他一狠心，抄起砖头就往自己的牙齿招呼，四颗牙齿连带着鲜血滚落在地，这还不行，他还拿起砖头对着自己的头拍去，又将自己的衣服全部撕烂，身上带的干粮全部扔掉，这才满意地走出山林。
最终，项与年一路风餐露宿，忍受着寒冷与饥饿将这张薄薄的纸送到了江西瑞金。这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在周恩来同志的带领下，八万中央红军在国民党“铁桶计划”实施前，撤离了包围圈，提前10天开始了长征之旅。
毛泽东在长征突破乌江天险后曾感慨：“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正因为项与年不畏艰险送来的这份绝密情报，中共中央的红军主力才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中国革命的火种由此绵延不绝。
红军长征
红军长征结束后，项与年被派往香港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后来又回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因为能力出色，贡献巨大，获得上海党组织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叛徒的揭发，项与年的身份败露，不得不再次远走到香港。就是在这时，他的妻女被抓入狱，项与年的儿子在上学，逃过一劫。可怜的是项与年的女儿，在入狱后，因为环境恶劣，患上了坏疽病。王村玉手无寸铁，又没有其他关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死在自己的怀中。
项与年听到女儿夭折的消息后，心中犹如万念俱灰，痛苦、自责、愧疚一瞬间涌上心头，他知道，这辈子，他欠妻儿的东西太多了。女儿的死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1936，项与年的儿子项德崇由党组织安排到福建长乐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因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经过党组织和国民党政府县长罗树生秘书罗心如等连城老乡的设法营救，改名项南，前往广西桂林。后来，项南由组织安排，经香港转奔苏北新四军军部。父子异地改名，彼此情况不明，而失去了联系。
重逢
1938年，项与年到延安赴任，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为期13年的谍报生涯终于结束。之后，他历任历任中国共产党西北局统战干事，中国共产党三边地委、关中地委、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
全国革命胜利后，项与年开始寻找自己失踪多年的儿子，想用自己的剩余的时间弥补为人父的过错，但是苦寻多年依旧没有结果。好在，在张雪澄、曾希圣等人的帮助下，父子二人时隔21年终于再次相见。此时的项与年叫梁明德，项德崇叫向南。
后来，项与年才得知，儿子项德崇当年竟和他走了同样的路，那就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让项与年欣慰至极。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像项家父子这样舍小家为大家的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是人群中最平凡的人，也是最英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