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现代经济学建立在欧美市场经济之上。因此当把这个理论体系套用在欧美以外的国家时，往往会出现无法解释的矛盾。很多国家还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中途，经济活动的环境条件与欧美市场经济体存在明显差异，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新的分支由此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点是将所研究的国家的历史和制度作为主线，借助经济学研究工具和方法，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做出更准确的解释和预测。这类研究横跨经济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既为经济学拓宽了历史视野，也让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科学。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中，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隋福民总结了20世纪下半段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重点介绍了福格尔的历史计量经济学研究和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两大重要流派，对代表性经济学者及其成果做了深入讲解，点评了优点和不足。
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旗手，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致力于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制度、组织等分析对象充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用这个一般化的分析范式来解释欧洲社会发展过程，从而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本书中，作者细致全面地介绍了诺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里，诺斯把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引入到经济史研究中，并最终用于解释制度和组织的建立和变迁。诺斯由此得出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诺斯起初关注的主要是产权制度。诺斯通过历史分析认为，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真正的增长动力来源于制度变迁。但他过于局限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的“马尔萨斯陷阱”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更复杂的解释，基于产权制度的解释显得缺少说服力。诺斯进一步研究了制度变迁的机理。为了应对政府的当下财政需求，那种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可能不易建立。诺斯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诺斯的另一个创造是关于信念。人们的决策实际上依靠的是有限理性，而且受到信念影响。信念有三个特点：一是人们通过它认识了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二是信念与道德伦理相互交织在一起；三是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想法不符时，就会改变其信念去试图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信念。信念的变化和更新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和个人经验的累加。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进一步探讨了制度的路径依赖，但是没有给出坚决的方案。笔者认为，诺斯的国家模型仍存在不足，首先，国家只是权力组织的一种，还有群落、社区、地方政府等形式，它们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是各不相同的。另外，国家的形态也并非只有一种。笔者赞同用信念来解释人们不符合理性人假设的行为，建立一个社会信念理论是非常必要的。现实的经济变化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且是因为不断演变的信念，使得个人和集体对自身地位的公平性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并驱使他们按照这些观点而行动。
在嵌入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模型里，技术是数据要素加工后的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管理技能、商业模式等），而组织制度（国家、政府、产权、信念等）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数据要素的加工与组织制度都会促进经济发展，而且二者相辅相成。如果采用行为经济学的概念，并将诺斯的相关理论拓展为权力组织理论和社会信念理论，或许能够更准确地分析出制度变迁带来的各种成本，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各国经济发展路径的通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