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背叛投敌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特科负责人被迫进行调整。1931年9月，陈赓因身份暴露，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由潘汉年接任特科二科科长职务，康生接任行动科科长，陈云参与特科领导工作，特科日常工作由李克农主持。
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李克农向中央请示，派一名有战争经验的工作人员前来上海，协助从事秘密工作。为此，中央派来一位曾在江西从事机要工作的干部黄国华作为特派员，前往上海协助特科工作。
李克农
10月4日，中央特科收到中央苏区电报，中央特派员黄国华将于5日抵达上海。
5日一早，潘汉年带领几名特科人员前往码头迎接特派员，可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两班客轮，也不见特派员的影子，潘汉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潘汉年派人前往上海法租界打探情况。从法租界督察长薛耕莘处得知，黄国华已于前往上海的船上被国民党调查科的人抓捕，并且此人在狱中已变节，准备押往江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审问。
潘汉年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对黄国华比较了解，此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记忆力超群，传送情报一般不用纸质文件，全凭脑子记，因此，他掌握了我党的大量机密文件。陈云指出，如果黄国华被送到江西蒋介石行营，对我党的“反围剿”工作将极为不利。于是，李克农等人立即研究了一个锄奸计划，准备在上海将其处决，具体行动由康生的三科负责。
在法租界督察长薛耕莘的帮助下，中央特科掌握了黄国华离开上海的时间。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
10月7日晚上六点，黄浦江畔的江风中透着一丝闷热，一艘开往南昌的客轮停靠在上海码头。康生带着“红队”队长邝惠安（此时改名叫龚昌荣）等几名红队队员，化装成乘客埋伏在码头附近，等待着黄国华的出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码头上一如往常，没有什么异样。康生看了看表，离开船时间还有十分钟。难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走漏了风声，敌人临时改变了计划吗？应该不可能，这次行动知道的人极少。康生心里想。
离开船时间只有五分钟了。突然，一辆福特轿车飞驰而来突然停在码头上，两名身穿便衣的人员走下车来，紧接着一位身穿长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走出了轿车，向客轮走去。
康生
康生定睛一看，这正是叛徒张国华。他拔出手枪迅速扣动了扳机，只听到两声枪响，黄国华的身子晃了晃，当即栽倒在码头上。邝惠安等人对着两名便衣特务就是几枪，码头上一片混乱，康生等人趁乱撤离了现场。
第二天，潘汉年去法租界了解情况，从督察长薛耕莘处得知，子弹穿过黄国华的脖颈，他居然奇迹般地没有死。为加强对黄国华的保护，租借巡捕房已将他送进了仁济医院进行抢救。
这大大出乎康生的意料之外，他对自己的枪法一直很是自信，怎么这次居然失手了。当天夜晚，陈云、李克农、潘汉年等人秘密商定，务必在黄国华出院之前，在医院将其除掉。
董建吾
仁济医院是一家教会医院，由外国人创办。黄国华的病房安排有专人看守，医院走廊、院子、大门层层都有岗哨，还有便衣特务在附近监视，想要接近病房非常困难。
要进入医院，摸清黄国华病房的情况，必须找一个与教会熟悉的人帮忙。这时，潘汉年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牧师董建吾。
董建吾是红色牧师，中共党员，以幼稚园的名义收养了澎湃的儿子澎小湃，李立三的女儿李力和李竞，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杨殷的儿子等等,一直秘密为党服务。
潘汉年来到董建吾的家中，将刺杀叛徒黄国华的行动告诉了他，并请他出面帮忙。董建吾早就从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经潘汉年这么一说，当即决定与外国教会的官系联系，进入医院打探情况。
红队员
董建吾以关心病人为名，在医院牧师的陪同下，视察了医院中的所有病房，对黄国华的病房号、周围环境等都一一记在心里。
夜深了，潘汉年、董建吾、康生等人商量了一个锄奸行动方案。
第二天，还是由董建吾出面，再次拜访了医院的牧师，请求他的帮助。在医院牧师的帮助下，几名红队队员化装成医务人员，跟在董建吾、医院牧师和护士的后面，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黄国华的病房。当牧师和护士查完病房离开，几名红队员留在病房内，拔出手枪，对准黄国华的头部就是两枪，检查确认他已经死去后，才走出了病房。
红队队员刚走出病房，外面的巡捕就冲了进来，双方展开了激战。医院周围的特务立即前来助战，康生和另外两名红队队员被困在了医院里难以脱身。
陈云
正在这时，早就等候在医院外面的潘汉年乘坐一辆轿车向医院门口疾驰而来，突然停在医院门口，打开车门高声喊道：“快，快上车。”
康生一个转身，紧接着一个点射，随后冲出了医院，两名红队队员紧随其后，砰的一声关上车门，飞驰而去。
这应该是中共特科的最后一战。同年冬，特科撤往江西中央苏区。上海只设一个中央机关联络站，由潘汉年负责。特科机关迁往苏区后并入政治保卫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