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一种对于平衡的全新认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这种新的认知模型如何反映出中世纪学者对于自然、社会和经济的新认知？新的认知模型如何挑战过去的认识，又会对未来的学科研究产生怎样的持续影响？本文作者乔尔·凯伊（Joel Kayeis）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中世纪历史荣誉教授。本文原载于aeon，原标题为Reimagining balance。
今天的我们时常谈论和谐的演出，协调的口感，稳定的精神状态，均衡的权力，以及自然本身的平衡。在这些情况中，平衡维持了一种如此明确的，几乎不容置疑的，如同化合价一般的理想状态。我们关于平衡存在与否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正确或错误，秩序或无序，有益或有害，以及安全与危险的评价。它的对立面，即不平衡，几乎总是象征着疾病和功能失调。当我们停下来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会认识到，我们对平衡的感觉已经被附加上巨大的意义；但也许同样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对此的思考是如此之少。
中世纪的情况同样如此。尽管理想中的“平衡”占据了中世纪思想几乎所有领域的核心地位，但这一概念却从没有被视作一个需要质疑的主题，或需要讨论的问题。这随之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平衡”在历史分析中几乎是隐形的，且至今如此？
中世纪教会奉献的节日
我可以提出两个原因。首先，是我们认识到“平衡”在人类心理，智识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这种认识鼓励我们对其建立起基于生物学（即某种本质主义）的理解。平衡就是平衡：我们都知道它的意义，我们都信任自己关于它的感觉，不会去想象这种感觉会变化，甚至不去考虑变化的可能。出于这种原因，我们很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考虑平衡，考虑平衡如何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或它如何随时间变化。
第二，基于同样相关的原因，平衡处在意识层面之下。“平衡”与一种普遍的感觉，一种无言的意识，一种关于事物如何在世界中正确地协同工作，或相互配合的模糊感受联系在一起。当我们看到一幅画歪歪斜斜地挂在墙上时，通常会感到不适，这正是这种感受的延伸。
正因如此，我认为与其说平衡在传统上充当了某种思想的主题，倒不如说它是未被言说但广泛存在的思想基础与土壤，在意识层面下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那些把平衡本身视作一种历史主题的历史学家们而言，第一个出现的问题是如何识别这种无法被言说的感觉在历史时间中的变化。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揭示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深远智识影响。
大约在1250年到1375年之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平衡模型。随着它被运用到现实世界的工作中，这种新模型改变了人们观察，理解，和解释自然与社会运作模式的方式。最终，其结果导致了与过去知识的重大断裂，开辟出令人惊讶的，极富想象力和思辨可能性的新前景。
中世纪学者们的推测最为清楚地反映了全新的平衡模型，他们处于当时知识文化的顶峰——这些杰出的创新者，因其大胆和具有前瞻性的想法脱颖而出。实际上，这些学者所驱动的创新，以及促使创新成功的，关于平衡的全新认识与观念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初步视角和根本基础。
我之所以提到“平衡模型”，是因为即使在前现代时期，有关平衡的感知依旧是复杂且难以言说的，但它并非毫无结构的混乱。这些模型曾是（且现在仍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假设，感知和直觉构成，具有高度的内在反思性和内部凝聚力。在任何特定的知识文化和历史时期，这些模型都具备充足的内部秩序和组织结构，这使得它们可以被当作统一的整体，大大增强了它们对思维的影响力。尽管它们是历史的产物，但仍被认为是“自然的”，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它们被吸收和接纳。
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没有一个词能完美契合现代概念中的平衡。“平衡”（拉丁语中的“aequalitas”）是最接近的词。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平衡”和我们的“平衡”在含义上存在重大差异。在13世纪以后的学术圈中，“平衡”（aequalitas）能够表达在不同权重和价值的多个元素之间，动态地保持复杂的比例平衡的关系；而非前几代人所认为的清晰、准确且可知的一对一等式。此外，他们开始设想，即使在不断变化和运动的，由多部分组成的系统中，也能维持比例平衡的可能性。
举例而言，学者们把“平衡”（aequalitas）一词用于通过人体内部各器官工作而维持的复杂比例平衡中；应用于公民平衡的政治理想中，即多方竞争群体和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寻求和重新寻求的理想状态；应用于自由市场中，基于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讨价还价所实现的均衡状态；一直到控制地球自然和宇宙本身运动秩序的比例平衡。
随着由大学学者们组成的精英团体，提出这些关于平衡的拓展定义，新的平衡模型开始包含如下的直觉和想法，即这个被创造的世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运作系统组成的，每个系统都能在内部做到自我排序并达到平衡，完全依靠系统中持续变化的部分，以实现动态交互。这样的运行可以在没有任何全面或主导智慧下自行实现，该想法代表着这一时期的关键转变。在公元1250年至1350年间出现的平衡模型，代表了现代科学对“平衡”一词最初的理解与期望，因此我称之为“新的平衡模型”。
以下是“新的平衡模型”中六个最具特点，影响深远且具备重要历史意义的要素：
1: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平衡被视作是存在的先决条件：包括被全知全能的上帝赋予其创造，或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秩序；而现在，重点慢慢转向如何探索这些复杂的运行系统，并将其可视化。在这些系统中，平衡（balance/aequalitas）被想象成一个整体产物，与其说是任何预先存在的计划，不如说是多个运动部分的内部相互作用。
2:在新构思的自我平衡系统中，曾经被上帝和自然固定在其位置上的价值和本质，现在被视作流动和可变的，随着其在系统整体中位置和功能的改变而不断变化。
3:这一观念的出现，代表着中世纪思想上的巨大突破，相对性取代了等级制度，成为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秩序与身份的关键。工作系统被重新构想为一个流动的关系场，等级的相对高低、乃至出现与消失都不复存在。
4:在想象工作系统的新方式中，扩展和收缩的线条取代了点，成为结构和活动的基础，关注连续的运动和变化（现在可以用几何方式表示）也取代了在传统上对于本质和完美的追求。
5:在意识到整体中存在持续运动和改变的部分后，人们放弃追求完全的知识，转而倾向预估和近似值，这两者被认为是唯一可以测量和了解不断变化的实体的方式。
6:新关系模型中无法避免的不可预测性（indeterminism），为人们接受基于概率进行逻辑推理提供了哲学层面的合法性，并为人们将其应用于理解自然和社会的运作提供了可能。
从上述的要素中可以看出，新的平衡模型是多么复杂且多元，以及这些要素如何紧密关联、相互影响。当一系列智识元素连结起来，形成一个如此复杂和具有反思性的意义网络后，它对于思想的价值和潜在影响远远超过其各个部分的总和。这一模型超越了单纯的合集——用中世纪的术语来说，它成为一个“统一体”（unitas），一个内部连贯且紧密结合的整体。因此，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感觉，一种甚至可以从字面意义上感受到的独特韵律，即使它仍然处在意识层面之下。简而言之，平衡模型所具备的感官存在（sensual presence），使其在各种文化中最敏锐的思想家心中具有巨大的分量和影响力。在1250年至1375年这段时期中，那些感知到新平衡模型，并把这一新模型应用到其猜想的思想家们，能够在不具备该认识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领域中去观察、想象和推理。
在新的平衡模型出现过程中，有四个因素极为关键：特定教育环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是中世纪大学高度发达的环境）；权威文本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重大技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中的生活经历，尤其是那些处于快速且不稳定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在这里，我只讨论那些，我心目中该时期最重要、不可或缺的因素，那就是13至14世纪欧洲城市中迅速变化的现实和对经济生活的看法。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后，知识分子们尝试去理解这一时期内，在城市集市中发生的复杂均衡化过程，这一现象几乎要求他们想象出新的平衡形式。回顾过去，在13世纪末期的学术著作中，新的平衡模型几乎已形成，学者们试图理解城市市场中商业交换的逻辑，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与其将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知识的影响，视为特定时间段的独特现象，我更倾向于认为在每种文化和每个历史时期，包括今天，主导的经济交流形式在最深层次上塑造了文化中的平衡模型。
中世纪制砖业
在中世纪（以及随后的几个世纪）以经济活动为主题的哲学，神学和法律所有文本中，任何形式的交换的根本目标是建立起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作者们用 平衡（“aequalitas”）一词命名这一必要目标，从他们使用的隐喻中也不难发现，学术作家普遍认为，经济交换过程是朝着均衡目标发展的复杂平衡过程。尽管到了13世纪中叶，他们逐渐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经济上的“平衡”只能被理解为比例上的平衡，而非数字相等；只能是近似，而非精确可知的平等；只能被理解为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而非固定不变。
然而，与此同时，依照坚持在任何形式的交换中都维持平衡或平等的逻辑，交换中最微小的不平等都与致命的罪恶：高利贷联系在一起。在整个中世纪，高利贷一直受到强烈谴责。传统高利贷理论的根基在于对交换者之间保持完美的，一对一平等的要求：对于出借人来说，即使向借款人多索取一分钱的回报，也被定义为明显的高利贷。即使从12世纪开始，货币化、商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发展等经济领域的巨大进步改变了欧洲的经济格局——这种转变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现代历史学家现在经常用“中世纪的商业革命”来指代它。
在那一时期，人们对于高利贷的坚决反对，让巴黎和牛津的顶尖学者（也包括那些极富盛名的教会律师们和基督教的神学家们）不断拓宽着他们的认知，在广泛的商业领域中，经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流动和相对的，它既非固定，也并非像上帝计划得那样有序。他们认识到，日常交易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使参与者之间需要精确且可知的一对一平等（或完美平衡）变得不可能，更不用说像高利贷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加以强制执行。
尽管如此，逐渐理解经济价值的相对性和变动性的人们表达出这样的信心：一种新的比例化、相对化和不断变化的均等性，可以代表一种合法的交换形式，它能与旧的、更严格的一对一的交换形式并存。在那时（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没有人认识到这一发展的全部含义。作为一个完全意外的结果，12世纪和13世纪商业和市场交换的速度、规模和复杂性不断增加，历史性地推动、扩展并最终重塑了平衡（aequalitas）的概念，以及未言明的平衡的意义及其表现形式。
这一时期的许多经济学著作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以方丹的戈弗雷（Godfrey of Fontaines）为例。面对怎样才算公平交换的持续争论（彼时对高利贷的指控依旧存在），戈弗雷和其他在巴黎大学任教的哲学家、神学家一样，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戈弗雷承认，在大多数买卖合同中，任何一方都无法确切知道他们交换的商品的价值，也无法在交换时知道“从长远来看哪一方可能会从交换中获益更多”。他承认，怀疑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戈弗雷发挥想象，辩称共享不确定性的条件本身就提供了一种平等，足以使交换合法化，并摆脱“交易是放高利贷”的指控。他认为，只要买卖双方都有同样程度的怀疑，就能满足交换中的平等这一不可动摇的要求。
当交易中对于平等的要求，可以通过维持它所包含平等怀疑而得到满足时；当令人满意的交换平等仅通过双方愿意以相似的价格承担相似的不确定性而得到建立时，我们就已经对平衡（aequalitas）和平等本身的潜力有了一种全新的、多元的和强有力的理解——这种理解相较于前几个世纪迎来了极大的发展。
随后的扩展接踵而至，正如1290年代由杰出的方济各会哲学家和神学家彼得·约翰·奥利维（Peter of John Olivi）撰写的一部关于高利贷和销售合同的杰出论文所证实的那样。奥利维的《买卖论》、《高利贷论》和《补偿论》包含了数十个富有预见性的经济见解。比他的本人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这些见解完美地嵌入宏观的理论框架之中——这个框架足够宽泛，既能帮助人们去理解，又可以从神学上证明当时一些最具活力的经济现实。
举例而言：中世纪的学者们采用了大量理性化的论述去谴责高利贷，并坚持认为任何违反一对一平等贷款的行为都等于违反了神圣秩序和自然秩序。在这些理性化解释中，最常见的观点认为，金钱本质上是缺乏生命力且不能增殖的，因此金钱的自我增值或倍增明显违反了由上帝制定的自然秩序。这一理解得到了代表着哲学权威的亚里士多德，以及早期教会领袖的完全支持，并被奉为教会法律。然而，在阅读奥利维的作品时，读者很快就会明白，他对社会中货币化交换的动态有了惊人的新理解，而这种新理解的核心是对平等本身的重新概念化。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引用他众多杰出的经济学观念中的一点：即他对于资本一词的定义，或者引用其本人的术语“capitale”。与之前所有关于财富无法增殖的传统理论相反，奥利弗断言称，当财富作为商业资本的形式而存在时，它本质上就已经是丰产的，可生长的，并且具备了增殖的能力。他在首次阐述这一原则时写道：
财富，在其所有者（商人）明确的意图下，旨在生产可能的利润，其内部具有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capitale）利润的萌芽。因此，它不仅拥有作为货币尺度的简单数字价值，还具有附加价值。
奥利弗写到，商人们不仅会假定这种附加价值是具有成长性的种子，存在于资本内部；他也同时意识到，商人们还善于理性地估算这种成长性变动程度，这在其借贷价格的持续波动中得以体现，因为市场前景每天都在变化。
此外，由于奥利弗意识到增殖就是资本的本性，他判定那些以波动的商定价格买卖货币的商人既没有违背自然，也没有违背上帝，因此没有犯下放高利贷的罪行。在奥利弗的判断中，这些商人非但不应该受到谴责，反而应当被视作满足了传统中对于平衡的交换需求。当然，这仅限于他所设想、定义和应用的方式中。
奥利弗对商业资本的重估，也仅仅是他著作《Tractatus》中的众多观点之一。在书中，他对于经济平衡概念的拓展和延伸，直到13世纪中期之前，都是前所未有的。总而言之，他阐明让新观念合理化的原则，该原则实际涵盖了构成新平衡模型的所有主要元素。
其基础是市场交换的清晰认识，将其视为一个在动态均衡中实现自我平衡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体交换者进行自由交换：每个人都希望以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超越个体交换者之间的平衡，平衡延伸到城市市场的整体。最终的结果是对均等性以及平衡本身的重塑，带来系统性均衡潜力的新前景：这种均衡是变化的、关系性的、多比例的，最好的理解方式是通过近似和概率——这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文化中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向。
现在思考一下，有哪些我们观测和理解世界的方法是基于平衡的新模型所带来的直觉？在这里，我将从自然哲学领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地质学领域，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布里丹（Jean Buridan）
让·布里丹（Jean Buridan）曾是一名极富盛名的教授，在1320年代末到1350年代期间是巴黎大学艺术学院的教师，也是该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许多著作都致力于揭示自14世纪的上半叶起，有哪些新兴的领域因为沿用了新的平衡模型，变得可供人们去思考，想象和设想。在他对亚里士多德《天文学》第二卷的评论的开始部分，布里丹回应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观察，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整个地球是否都是宜居的？”
他指出，地球上四分之三的面积被大海覆盖着，仅仅只有四分之一的面积位于海平面上，并且是宜居的。对于布里丹的问题，传统的基督教义表示地球上宜居的部分自此创世以来就未曾变动过，是仁慈的上帝和自然本身所规划好的，以造福人类。然而，这一理由无法说服布里丹。即便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以及一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拥趸者（与他同时期的大学学者们几乎都是如此），他渴望寻求自己的答案，而非接受上帝的旨意，或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律令。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他主要依靠于自己的观察和理性思维，以及自己对于大自然的直观感受，而他关于平衡的感觉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推论出，地球的本质是球形的，地球上所有的事物都会朝着地心的方向坠落（亚里士多德也发表过相似观点），以及相较于陆地来说水资源丰富得多。最后，假设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宇宙是永恒的结论，布里丹想知道，在历史长河中，是否所有的陆地都能得到保存，避免被海洋淹没，且仍然适宜居住？
布里丹提出的一种可能性是，陆地的表面是极不均匀的，所以海洋不可能没过高耸的山脉。但是当他亲眼看到那些被今日的人们称之为侵蚀的现象后，他又很快否决了自己的猜想。他写到，所有的溪流，源源不断地携带着沙石涌入大海，而这一现象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在高耸入云的山峰上也是如此。他总结到：因此，在接近于无限的时间中，所有的山脉都会消耗殆尽，最终变成淹没在海平面下圆形地表的一部分。
这里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假设。布里丹的永恒世界与中世纪人们普遍接受的，约6000年的圣经时间世界相去甚远。然而，布里丹以亚里士多德的永恒时间，而非基督教时间来思考。他推测，如果侵蚀在永恒中持续进行，那么即使是最高的山脉也会被冲入海中。更令人吃惊的是，他推理道，如果世界确实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永恒的，那么所有曾经位于水面上的陆地早该被冲入海中。
基于观察、逻辑和对于物理可行性的感觉，布里丹得出了这一结论。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解释为何至今仍存在干燥的陆地。然后，他还需要解决一个更为艰难的智力任务：既然他认为侵蚀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并且每一块干燥的陆地最终都会被海水吞没，他需要设想一个物理系统，既能解释为何某些干燥的陆地能够一直存在，又能解释为何陆地和海洋正如他现在所假设的那样，以一比三的比例能够永远保持不变。但这怎么可能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甚至为了提出这个问题，布里丹将整个地球自然视为一个，用现代术语来说——动态平衡的综合物理系统。他随后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物理解释，他写道，这个解释“对我来说似乎是可信的，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所有现象得以永续保存。”他将永恒中的地质位移视为一个宏大的自我平衡系统，完全依据物理原理运作。冷热交替引起蒸发和凝结，这反过来又使地球和水体的稀薄度和浓缩度产生差异，从而导致相对轻的泥土颗粒不断上升到水面，而相对重的颗粒则下沉到水底。
因此，他推测，虽然地球的部分区域不断有土壤被冲入海洋，但在地球的其他部分，等量的土壤也被抬升到水面之上。最终在这些地方形成堆积，形成与其他地方被侵蚀的山脉相同的高度。实际上，他解释了地球上高山为何存在，认为这是永恒平衡中侵蚀与积累周期下的自然产物。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机械平衡的一对一形式叠加在布里丹的模型上：当一座山由于侵蚀而慢慢地崩解并消失在水下时，另一座山慢慢地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积聚并上升，保持完美的平衡。然而，布里丹设想的不仅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而是一个几乎无限的平衡，覆盖整个不断变化的地球，持续至永恒。布里丹的活动模型纯粹是关系型的，由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驱动，并受他对于新的物理必然性感知所支配。
这一模型始于亚里士多德经典物理学中的元素，但其中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将这些元素重新拼凑出一个新的形式和排列组合。这使得布里丹可以重新设想：任何时候高出水面的地表部分的总量不过是永恒平衡中系统化运动的产物，而不是在某个明确目的与秩序主导下的结果，也并非时时刻刻被一个包罗万象的超级智慧所掌控。在布里丹影响深远的重新思考和想象之下，暗含的并非某个具体的，可以被表达的关于平衡的概念（他也从未提及这点），而是我已经提及过的，一种对于平衡潜力的全新感知，它活跃于意识层面之中。而正是这种新的平衡，能够真正地推动地球，在此过程中彻底重新定义自然界如何运作，并维持自身秩序。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位身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思想家，正在用一种过去被认为是无法理喻的方式思考。同样曾被认为不可理喻的，还有奥利弗关于商业资本的重新定义，发现其本质中具备天然的增殖能力，同时是多产且极具扩张性的；而在之前的文化中，关于财富具备增殖能力的认知遭到过猛烈抨击，并被指责是人为或不自然的。但是，关于什么是自然的定义，又是如何在思想文化层面中发生急剧转变的？为什么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变得可以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重要的新问题得以浮出水面，让人们去设想和争论有力的新答案？在1250年至1350年间，一个又一个的变革，如同雨后春笋般从不同的知识领域中涌现，其中大部分是由那些认同了新平衡模型的思想家们所驱动的。
这也让我得出结论，对于平衡一概念的发展历史，以及对构成新平衡模型的各种元素的仔细分析，可以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强大新工具，特别是涉及那些被证明是非常创新和富有成效的重要思想时。我坚信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中世纪的知识文化，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和历史时期，一直延续至今时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