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斯·门罗（Alice Munro）的女儿安德莉亚·罗宾·斯金纳（Andrea Robin Skinner）在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发文，披露门罗包庇继父杰拉尔德·弗雷姆林（Gerald Fremlin）性侵自己的事实。斯金纳透露，1992年，她在看到门罗书中一个遭遇父亲性侵的角色时受到强烈震动，并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门罗，但门罗当时的反应是“好像得知了丈夫不忠一样”。直至披露的这一刻，门罗也并未对外公开女儿的经历。
由于这位诺奖得主的作品读者甚众，斯金纳的披露文章发出后引发了不止文学界的热烈讨论。门罗的忠实读者和带领学生研读门罗作品的大学教授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艰难的问题：该如何重新面对门罗的作品？门罗作品的价值是否会因为这次事件受到减损？
不过，亦有文章认为，此类知名作家、艺术家“塌房”已经是不令人意外的事情。VOX的一篇文章就写道：“诺曼·梅勒出事 62 年后，罗曼·波兰斯基出事 45 年后，伍迪·艾伦出事32 年后，朱诺特·迪亚兹、凯文·史派西出事 6 年后——考虑到他们的事件一次次曝光，人们对爱丽丝·门罗的事情感到震惊似乎很天真。创造美丽、彰显人性的艺术的人，到头来也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能够做出非人的行为。”
在近年来被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命名的“取消文化”运动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发生在知名作者身上这种道德与作品价值之间的割裂。社交媒体时代资讯的透明性，也让过往被掩盖于黑暗中的私人道德行为被更多地置于公共空间审视。在一个“热搜”频频更新的时代，就算自己心爱的作家“塌房”已经不再容易令人震惊，但如何面对他们“塌房”之后的阅读/观影，依旧还是令很多人困扰。
把失德文艺作者的作品与他们本人彻底“划清界限”，是很多人经常会在内心尝试做的努力。不过，在美国艺术哲学家埃里克·马瑟斯看来，这一尝试看似在短期规避了不这么做会带给人的道德负担与心理压力，从长期看，却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在《划清界限》一书中，他详尽地论证了这个看起来有些“反直觉”的论点。
撰文｜刘亚光
失德行为会让作品
变得难看吗？
一部作品是否应该独立于作者的道德行为进行评判？很多人可能会将其理解为一个持刀人与刀的问题：即使持刀人杀了人，刀本身也是不应被苛责的。如果一部作品本身并没有带来额外的负面道德影响，它的价值似乎并不会因为作者本人的行为受到损伤。这其实也是马瑟斯本人的体验——作为一名资深的伍迪·艾伦粉丝，在他被指控猥亵女儿迪伦·法罗之后，他感到困惑、震惊，但却依然难以抗拒观看《爱与死》的时候感受到的愉悦。
《爱与死》剧照。
不过，马瑟斯还是努力克服了个人的偏见。他认为，即使作品本身并没有特别为作者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它依旧不会完全独立于作者的行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品通常有其预设的“观众反应”。比如，一个带有种族主义或是歧视色彩的笑话可能从纯粹艺术的层面是好笑的，但观众在为一个有道德争议的笑点发笑时，同时也会感到一种尴尬和畏畏缩缩的感觉，这就说明了笑话本身已经没有那么成功。重要的是，在欣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诸如蔑视、同情、愤怒等情绪其实占据审美体验的核心，而这些反应会因为人们对作者不道德行为的反感而受到影响。
不过，这种观点遭遇的一个显著质疑，就是所谓“预设观众反应”到底是什么？在审美角度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面对同一个艺术作品，观众是否有预设反应上的共识是未知的。而比这更棘手的，则是马瑟斯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读者和观众不仅没有因为作者的失德行为而表现出对作品的反感，反而产生出某种敬畏与崇拜。而这又需要归结于艺术本身的特性：艺术和文学的存在似乎就是在探索日常生活中伦理道德的边界。
《天降幸运》剧照。
近年来因被指控猥亵养女深陷舆论漩涡的伍迪·艾伦在2023年推出了最新的电影《天降幸运》，在一些影评人看来，这部讲述一对老友从走入婚姻殿堂，到逐步走向不忠乃至犯罪的电影带有独特的“伍迪·艾伦式虚无主义”。Npr的一篇影评更是认为，电影中主人公玩的一个大型火车模型很难让人不联想到指控艾伦的迪伦·法罗——法罗证词中也涉及一个火车模型。“或许这是伍迪·艾伦在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几十年来，他为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的角色，但最真实的主角始终是他自己”。
哲学家伊顿（A.W.Eaton）认为，艺术作品中的道德缺陷，往往可能在审美上获得巨大的成功，这种对伦理边界的探索很多时候或许才满足了人们对艺术最隐秘的“期待”。最为典型的是所谓的“暴力英雄”（Rough heroes），比如《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与“反英雄”不同，这些人物并不是所谓的好人，其道德缺陷也是几乎“无可救药”的，但他们确实被观众认为不可替代。
《沉默的羔羊》剧照。
当伍迪·艾伦这类作者用《无理之人》之类的作品去触碰超越日常生活的价值观时，他们给欣赏者带来的体验确实可能模糊人们对其现实生活中失德行为的评判——尤其当作者用一种近乎自嘲的姿态进行表达时。艺术评论家查尔斯·麦格拉思（Charles McGrath）曾说：“伟大艺术的残酷之处在于，它要求从业者以些许不人道的方式将自己裹挟起来”。伟大的艺术常被认为超越于日常情理，艺术家往往被想象为怪咖，人们面对失德艺术家作品的难题，或许根植于人们对艺术本身的想象。
“取消文化”：
命名带来的困境
近年来，针对失德艺术家作品的抵制、对艺术作品内容中冒犯性内容的指控等行为，随着被命名为互联网“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现象逐渐被更多人所熟悉。如其命名所揭示，“取消文化”的反对者认为，此类行动旨在让多元化的文学、艺术表达趋于噤声，抑制了言论自由，而另一些声音则认为，社会边缘群体、少数族裔的权益长期以来受到系统性压迫，在文艺表达中的呈现也遭遇持久性扭曲，被视作“取消文化”的行动只不过是为这类群体争取正当的话语权利。同时，“取消文化”的命名也构成对这类行动的污名化。相较于往往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反对者们，所谓的“取消文化”支持者并不具有真正在公共空间取消言论的能力。
《划清界限》，作者: [美国]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译者: 郭硕博，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24年8月
在马瑟斯看来，“取消文化”引起的观点撕裂很大程度上的确来自于命名的标签化。首先，受到指控的艺术家并不能被一概而论。马瑟斯认为他们大体上可以被分为掠夺者与偏执狂，前者类似于凯文·史派西等人，他们做出了诸如性侵犯等相当明确的构成人身伤害的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后者则是发表了争议性言论、但并未做出实质伤害性行为的人。对于前者，马瑟斯主张旗帜鲜明地通过“取消”阻止其行为的进一步扩散。而对于后者，情况则更为复杂，也是围绕“取消文化”的争议最常发生之处。
马瑟斯试图澄清，真正值得警惕的“取消”是他观察到的一类现象：人们并不是为了反驳、修正观点，而是为了给艺术家打上“咒逐”，从事实和集体意识层面将其抹除掉。“抹除而非痛斥，是艺术中取消文化的最终目的”。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剧照。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近年来的遭遇相当充分体现了这一点。2020年，由于发表针对跨性别者的争议性言论，罗琳遭到舆论围攻，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主要演员在内的公众人士纷纷公开表态反对罗琳。这种反对很快形成了对《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取消”行动。2023年2月，开放世界游戏《哈利·波特：霍格沃茨的遗产》发布。针对这款在研发阶段就吸引全球玩家关注的游戏，许多游戏媒体选择不报道，世界最大的游戏论坛之一ResetEra拒绝提及此游戏。英国《卫报》采访的一些年轻游戏玩家表示，他们拥有自己的跨性别朋友，“我不能看着他们的眼睛，同时用我手里的钱支持罗琳”。
在马瑟斯的视角中，这是“抹除”的绝对化态度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取消”的目的是尽可能让艺术家及其作品隐身，势必会遭遇两个难题：一方面，“取消”到何处为止？对于很多有巨大艺术影响力的作者——比如迈克尔·杰克逊——他们的作品元素通过互文遍布流行文化，一旦作者遭遇道德争议，“你如何从流行音乐中剔除流行乐之王呢？”另一方面，这种“取消”带来的“涓滴效应”使得需要被抹除的行为范围变得模糊。在前述罗琳的案例中，被尝试抹除的对象就从罗琳的言论扩散到粉丝们的消费行为。考虑到在很多情况下，“取消”未必真正对掌握社会权力与财富的大艺术家们产生多少影响，却可能切实让他们的粉丝承受痛苦，这种“涓滴效应”就更值得警惕。
相比于此，马瑟斯更提醒人们，面对艺术家的争议性言论，至少不应止于“取消”的态度。社交媒体风靡以来，“取消文化”逐渐成为注意力经济的一部分，它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向某些特定个体的“献祭式毁灭”。那些在文艺界真正拥有权势的人，很容易通过默许一些艺术家被取消，而继续对行业的系统性问题保持沉默，从而形成一种“精英俘虏”的现象。
“划清界限”的徒劳
在心爱的文艺工作者“塌房”后，在感到被背叛与愤怒之余选择彻底与其“割席”，或是极力让自己把他的作品与个人行为区别对待，这两种“划清界限”的做法是人们的自然反应，但也是马瑟斯眼中并不完美的捷思行为。人们常常从这种“划清界限”的努力中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或是生出更多的烦恼。
哲学家巴雷特·埃默里克（Barrett Emerick）曾提出过一个可能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当我们所亲近的人支持那些压迫性或者争议性观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如果仿照“划清界限”的思路，应该立马选择和这些人断交，但埃默里克则鼓励人们勇敢地采取另一种道德上更勇敢的做法——与我们所爱的人继续站在一起，并尝试用一种善意但依然具有挑战性的方式影响他们的信念。这种信念的核心是，“抹除”意味着对最敏感而核心问题的回避，而面对才能迎来真实的改变。
《无理之人》剧照。
马瑟斯认为，拒绝“划清界限”还是一种对艺术消费者道德能动性的锻炼。对于失德艺术家的粉丝而言，继续欣赏、消费其作品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需要被反思的负担，也可以被理解为一次“评估”的机会，他们得以用一种更为丰富——经常是包含相互矛盾视角——的方式去重新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和直接粗暴地“划清界限”得出的判断，性质上完全不同。“成千上万的粉丝集体拒绝一位艺术家，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有意义的事件；但工作室的高管迫于压力被迫彻底关闭艺术家的作品目录，就像是一场有名无实的胜利，而且是一种家长式的胜利”。
在斯金纳对门罗的指控文章发表后，许多人陷入了挣扎。文化作家康斯坦斯·格雷迪表示，自己已经对很多伟大艺术家做出的可怕行径感到习惯，但依然对门罗做的事情表示震惊，“因为我对她的要求比对别人更高——她是一位深刻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家”。门罗的母校西安大略大学校园网站上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正在“严肃考虑这一揭露带来的影响”。作家劳拉·凡·登·伯格 (Laura van den Berg)在哈佛大学教授门罗的作品，她向媒体表示，门罗未能及时支持斯金纳正迫使她重新考虑自己的授课方式，“我再也不会用同样的方式阅读门罗的作品”。
这些“严肃考虑”固然令人烦恼，但也迫使人看到更多“界限”外的可能。在《划清界限》的末尾，马瑟斯打了一个比方。观众们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会同时感受到审美带来的快乐，同时也能清晰感知到悲剧带来的悲伤，这两种情绪的共存并非让人感到拉扯和矛盾，而是积极地相互交融，同时深化了人对复杂情感的感知。在某种意义上，拒绝简单粗暴的“划清界限”也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们会拥抱一种全新的复杂性，“相互冲突的感觉会相互影响，而不是像我们压抑其中的任一部分的时候那样，它们被人为地割裂”。这也是艺术内在精神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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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刘亚光；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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