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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第二次基隆之战前，孤拔就有夺取澎湖的想法。等到法军在台湾被困于基隆，无法扩大战果，孤拔遂力主改占澎湖，以为久守之计。
得到法国政府的同意后，光绪十年（1884年）3月28日，法军派出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分队，分乘六艘战舰，一艘运输舰，前去攻打澎湖。
1、法军何以进攻澎湖？
澎湖群岛在台湾海峡当中，介乎福建沿岸和台湾本岛之间，占着一个中间位置。它包括十二个大小不等、半属沙滩半属珊瑚礁、有着错杂的锯齿形海岸线的岛屿。其中最高山峰在白沙岛北部，海拔七十二米。这是些刚刚露出海面的低地，大海在它们的四周延伸为广袤的泥泞或珊瑚的海滩，或是形成一些像马公和澎湖那样水深十公尺以上的良好的海港，而一年四季那些最高吨位的船帕都可以在这里躲避风浪并且出入便利。
澎湖本岛、白沙岛及渔翁岛是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它们围绕着一个广袤的、几乎整个范围都深达十一二十公尺的碇泊港，而碇泊港又形成马公等三小湾。前两个小湾因为泥滩及珊瑚礁阻塞，船舶出入颇有困难；但围在澎湖本岛内的马公港则形成一个水深而面积广阔的海港，可供舰队避难之用。澎湖本岛为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仅只东北方有一些极小的溪流，可是岛上到处都有水质良好的水井。土地为沙土或珊瑚质，故极为薄；主要的耕作物为黍及落花生。估计有十八万人口的居民，分布在大半建立于可以避风的海岸弯曲的那些小村中。他们大多数以食鱼为生，他们的粮食大部分仰赖于台湾本岛的供给。
在法军进攻前，澎湖的防御情况是这样的：马公要塞，分为北炮台及与其相对的南炮台、四角屿炮台、测天岛炮台、渔翁岛炮台，大概装备有新式大炮十余门。
卡诺写道：
出征的大队指定为朗治大队。构成这大队的第二联队的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和第三十中队，每一中队的定员各为一百人，系由其他两个大队中仍还健壮的兵员挑选补足，共四百余人。加上各原有的海军陆战队，总数达900人。
29日，上午7时，法舰“巴雅”号、“凯旋”号、“杜沙福”号驶进澎湖港。清军的四角屿炮台、随后是其他炮台，在将近2000米的距离相继向法舰开火，法舰马上给予还击。经过半个小时的炮战，法舰没受丝毫损失，而守军各炮台却渐渐缓和了炮火。到8点钟，测天岛停止射击，南炮台及四角屿炮台都已撤退，四角屿的守军泅水逃走。只有北炮台及C、D炮台抵抗较为顽强。
法舰集中火力轰击，到9点半，将其轰毁。接着，法舰逐个轰毁各个炮台。下午5点钟，法军在圆顶湾登陆，“登陆行动不曾遭遇任何困难便完成了，敌人不曾在任何地方出现”。
2、澎湖之战的经过
夜间，法军还破坏了封锁马公港的栅闸，赶走守军，占领了马公港。30日，登陆法军开始向岛上其地方出击。
法军的大炮向清军开火，清军的射击变得非常强烈。法军的两名兵土被击中，其中一人重伤。法军发起冲锋，清军被迫后退。这时，法舰Vipere号赶来参战，用炮火轰击清军，清军只得放弃第二道阵地，遗留下大约五十具死尸。下午，法舰继续轰击清军阵地，清军再次被迫撤退，法军顺利地占据了清军的阵地。
第二天，法军继续向清军阵地进攻，他们虽然遇到一些小抵抗，但法军的大炮轰击使得对方很快就放弃了抵抗，法军占领了马公。
卡诺写道：
在3月30日和31日的军事行动中，我军战死者4人，负伤者1人。我方的那些军舰在轰击的时候曾有1人阵亡，1人负伤，以致我方损失总数为5人阵亡和12人负伤。敌人方面的损失为300~400人战死，且有同样多的负伤者，其中有好几名将校，总司令却逃跑了。与此同时，法军还派人占领了渔翁岛和灯塔。
战后，清政府派吴宏洛收回澎湖，并了解澎湖失守情形。
《申报》报道了此役的经过：
“本月十一日，法人调集兵轮十艘猛扑西屿炮台，开炮百余门。炮台亦即开炮还击、未几，药弹告尽，兵勇伤亡大半，管带台州勇营之某副因亦阵亡，炮台遂被法人毁坏。十二日，法人移犯妈宫，澎湖厅协皆驻妈宫地方。周复庵参戎闻警即带兵扼守炮台，测定法船，轰击猛战。至十三日，亦因弹药皆尽，后无援兵，以致败退。幸有渔船数十艘在彼，兵勇数百人得以登船，逃回台湾。尚有千余人退往别岛暂驻，余尽阵亡。”
《申报》又指出，澎湖守军这样不堪一击，也有其内部原因：
“去年法人起衅，澎湖添募勇丁，地方滋扰，早已民不聊生。继又添葬潮勇两营，而百姓受害更甚。此次交战，起自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潮勇忽溃，纷纭四出抢劫杀人，纵火烧屋，种种不法，直与狂寇相同。周协与郑分府正在督兵扼守炮台，一闻是耗，心胆俱寒。法人遂乘势登岸，内港船只多被败兵夺去，亦有由商民雇用者，纷纷扰扰，奔避不逸，衣物银钱尽皆抛弃，”由于守军并未认真抵抗，所以双方死伤数目也不成比例。“是役也，据法人言，法兵被击毙者三人，伤者约十一二人，而华兵则死伤共有六百人之多。”
法军占领澎湖后，看到澎湖外护周密，内港宽阔，就想长期占据下去，准备大兴土木，建设军港。但很快就传来法军在谅山惨败的消息。3月29日，法国政府一度要求孤拔放弃大规模经营澎湖，而只留下少量军舰和陆军在澎湖，却要抽调海陆军主力去援助越南。
由于不久后两国就签订了和约，于是在4月10日，孤拔又接到命令，停止撤退，继续经营基隆和澎湖阵地。
在这以后发生的事情，较重要的一件大概要算澎湖法军与“平安”轮的外籍船长相勾结，捕获“平安”轮装运的杨岳斌所部乾军七百余名清军官兵。关于此事，据卡诺的说法，“平安”轮的船长是个英国人，曾向孤拔投效，后又到“平安”轮当船长，帮助中国大陆向台湾运送兵员、金钱、武器和弹药。
“在攻占澎湖岛之前不久，提督收到了（船长）的一通密电，报告他已和‘平安’轮的名义的业主进行谈判。这位冒失的业主在取得船长的同意后，应允以某种代价，在可以使人信以为被捕的情况下交出该船。”
4月11日，澎湖法军果然捕获“平安”轮，该船载有750名中国军官和兵士及3名高级官员，还有10万两银子。
第二件是孤拔病死。“两个月前，提督曾经患过严重的赤痢，而胆汁的发作更使病情复杂，跟着又发生厉害的贫血症。”
6月11日，这个侵略中国和越南的急先锋，终于死在远离法国几千里的异国荒岛上。
不过，这些都是中法签订和约以后的事情，对于战争的结局已没有什么影响了。等到《中法和约》正式签订后，法军只得按约将澎湖交还中国。
3、对台湾的援助
说到法军与“平安”轮的外籍船长相勾结，捕获清廷援助的乾军七百余名清军官兵，就不得不说清廷对台湾的增援。
由于台湾在抗法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清政府也把援济台湾当作是重要的事情，对于刘铭传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
在得知基隆首战的捷报，下决心对法作战之始，清政府便于六月二十八日(8月18日)，下旨指调驻防广东的铭武旧部赴台援助：
“著彭玉麟等速拨吴宏洛五营或他军，携精械航海至旗后上岸。”
彭玉麟等因吴宏洛守长泰要冲，无可替代，建议清政府改调南洋铭营赴台，并举荐起用素称谋勇，告病居厦的前温州镇总兵吴鸿源或在厦募数营援台，或径赴台募数营助战。
清政府纳奏，于七月初二日(22日)，有旨指示南北洋及广东等三处督抚：
“趁此未经开仗之时，务望广东督抚速行多备枪炮、军火运往省三处应用，南北洋大臣一并设法接济。”
对法宣战后，又于初七日(27日)指示曾国荃：“即饬章高元旧部迅速赴台”。并“奉谕饬吴鸿源带所部千人赴台助剿”。
李鸿章与刘铭传的关系不同一般，六月二十八日奉旨援台后，二十九日（19日)即“饬沪员密雇英商轮船运军火赴淡水”。
七月初八日(28日)，刘铭传致电李鸿章称龚道解到枪1500杆，可能即是此次运送的。至于派兵赴台，李鸿章则表示因雇船装运不易心有余而力不足：
“南北各口商轮因各国示禁接济，均不肯为中国载运军火兵丁，省三请拨铭营，又无可辞，但商轮不敢冒险装运，亦无可如何，姑商南洋酌办。”
广东督抚两奉谕旨济台，七月初一日(21日)，张之洞等致电总理衙门：
“竭力搜得卑钵比洋步枪一千二百支，马子五十二万，炮弹一万二十磅，并饷银二万两，雇船径送淡水，后日抵台。”
曾国荃对于拨发军械济台倒是积极的，奉旨后，“派道员龚照瑗雇英国野雄船两次，密载炮位军火多件，运到基隆、淡水”。
至于派兵援台，他在开始时则意存犹豫，以“现正江防万分吃紧，铭武八营扼守雄关，势摊抽调”为由，再三推托。
后经李鸿章、刘铭传函电催促，清政府又迭次饬江阴铭部刘朝祜四营赴台，曾国荃才发给刘朝祜部各项精良器械军火及3万饷银。
由龚照瑗于八月初二日(9月20日)雇“万利”、“汇利”两船，到江阴装刘朝祜部600人，于初三日驶至沪尾海面，只赶用驳船卸约二百人，余下则因海面风势紧急，两船无法停留而折回上海。
接着，又改雇“华安”轮于八月初日(28日)载三百余人由新竹登岸。
八月中旬，又雇“威利”船载第三批兵丁正待出发，因法军已攻基隆、沪尾，海面航路不通而罢。八月二十四日(10月124)，刘铭传奏称：“前者南洋装兵，竭无穷之力，三次仅装六百人，万分险阻。”
沪尾战胜后，法舰厉兵秣马，意图报复，台北形势更加险恶。除刘铭传仍频频催促南北洋援助兵械饷顶外，孙开华也利用其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的身份，要求福建督抚派兵援助：“迭咨彭楚汉由厦拨两营速渡，并催吴鸿源驰援。”
刘铭传还特别强调济饷问题：台北饷缺尤甚，将帅无银支发，亦不足以驭众，较运解兵械尤急。根据刘铭传的要求，九月十三日(10月31日)，清政府有旨指示南北洋暨广东、福建督抚：“凡有可以援台之处，竭力筹划，切勿畏难坐视。”
十月间，又命南北洋派出兵轮援台。
5、屈辱的援台行动
刘朝祜四营2000余人，南洋仅运600人，不及三分之一，当务之急是要把余下千余人运送台湾。九月十六日(11月3日)，邵友濂、龚照瑗雇得“威利”轮驶至江阴，装载勇丁640名、官10员，于二十八日（15日)开行，由法舰封锁不到的恒春登岸。但上岸了430人后，因风浪过大，船舶不能湾泊，尚余220人未能离船登陆，复并洋炮十二尊载回厦门。
“威利”轮返回上海后，龚照瑗等与船主商量续载余下的铭军前往，经过一番折腾耽搁，延至十一月初六日（12月22日)，“威利”轮才将江阴淮军装船赴台，曾国荃“并因台地需饷万紧，饬上海邵道由关税项下先手以五万两易金，即附该船而行”。初十日(26日)，“威利”轮驶至台东海岸，因岸高浪猛，未能登陆。随后觅得引水两人，于十一日(27日)驶至台南，放划上岸，觅雇竹筏民船，冒着大风浪，才将所载兵勇、军械和饷银各件全行上岸，丝毫无遗。“台民欢声动地，云有神助。”
接着，曾国荃又将广东订购的云者士12响马枪1000杆、枪弹100万，运解厦门交吴鸿源之子妥运赴台，大概也是雇的“威利”轮船。龚照瑗等还嘱船主到厦门后，顺将前寄该处的220名淮勇及大炮等附搭赴台。后来才知在此之前，彭楚汉已由“平安”船送至澎湖，换搭渔船暗渡。至此，南洋运兵济台事才算告一段落。
北洋运兵赴台，也需从上海雇船。当洋船忙于运送江阴铭部时，则北洋无所措手，只得设法先汇饷银台北救急。九月间，李鸿章督同在津司道多方罗掘，于长芦运司库历年商课内凑拨银10万两，交由上海怡和洋行，“设法将汇票在台兑换，将所得银两交与统帅刘收用”。又于历年帑利项下，借垫银五万两，交由厦门绅士候选道叶文澜，设法汇兑台湾。十月间，叶文澜电告李鸿章：“汇项五万，初六到淡水。”
等到“威利”轮运完南洋援台兵勇后，北洋始得雇其于十二月初七日（1月22日)到榆关，装载聂士成所率北洋援台弁勇870人，“除勇丁带枪刀之外，炮位军火成箱四百余件，饷银二万余。初八至燕台，添购炮船二只。十三夜抵台东之卑南，未见法船，即拨勇护饷上岸。天明，番民喊呼天兵又至，争放竹牌来接。至十四午刻，勇弁饷械全数到岸，点清守候。”
以装人数计，该给“威利”轮水脚银14700余两。
6、左宗棠的援台举措
福建督抚为台湾的该管上司，有责任援济台湾。但七月马尾战败，福建督抚被参革，局面动荡，所以清政府也不强求福建援台。后来，清政府任命大学士左宗棠督办福建海疆军务，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杨昌浚为闽浙总督，福建局面渐定，清政府遂将援济台湾的重任主要放在福建。
清政府原以为闽台相近，渡兵容易，于八月二十二日命杨岳斌即带湖南现有八营迅赴福建，设计渡台。但杨岳斌军行迟缓，十二月始到福建，渡台则更迟，已无补于战事。九月初六日(10月24日)，左宗棠命彭楚汉募漳泉勇渡台，孙开华也函嘱就厦招募楚勇二三百名渡台助剿。但彭楚汉雇“福建”轮船搭去60名赴台，却被法舰阻截，未能登岸即返，福建当局运兵援台一事暂告失败。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4日)，左宗棠到达福州，他关念台湾局势，“连日商定以救台为急”，以极大的魄力来组织和推动运送兵员饷械援济台湾。
吴鸿源奉敕援台，七月间已将两营招募成军，但因雇不到船只运送而不能渡海。九月间，在福建督抚的迭次催促下，吴鸿源欲以重资雇清洋轮或民船运送，均因法舰封口而不果。左宗棠到闽后，问及此事，因其带勇航海困难，遂变通办理，饬令选带得力将弁配渡，就地募勇助剿。吴鸿源于惠安县辖的崇武、獭窟等澳雇到渔船四五只，将随带的春字营防勇，按船酌配，于十月二十九日(16日)起程渡台，驶赴台湾梧栖港登岸。
闻知吴鸿源波台后，十一月十二日(28日)，张之洞电奏清政府，极力吹嘘吴鸿源：该镇兼谋勇，习台事，以克复基隆自任，侧台必得力。洞见澎湖副将苏吉良函，极言台人盼吴。并要求将广东在上海新购的云者士枪一千杆、子弹百万发拨给吴鸿源部。
但吴鸿源渡台后，因只带一营兵勇，拟于彰、嘉一带募三营以厚兵力，而集结训练、添办器械，非一时所能竣事，刘铭传遂命其驻守彰化，就近招募，腾出彰化守军杨金龙所部楚勇两营、练军一营驰赴台北助防。
由于吴鸿源的新募三营无器械，由刘铭传于台北拨给洋枪300杆。等到两人见面后，刘铭传对于吴鸿源的印象却并不佳，电称：吴鸿源年近七十，素带水师，所部皆水师将官，新募土勇，器械不精，兵将又不得力，只派令防守中路，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由于到任伊始，左宗棠即参劾刘铭传不能及时收复基隆为“懦怯株守”，而以收复基隆为己任，决定派出湘军赴台执行这个任务。十一月间，他檄饬前江苏题奏道王诗正统领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蚶江一带取齐，扮作渔人，黑夜偷渡。
又派江苏候补道陈鸣志克日渡台，会商台湾镇道及地方士绅，妥筹恢复基隆之策。十二月初，左宗棠又续派记名提督申道发管带恪靖刚营，杨昌浚又于督标楚军各营内挑选一营，委县丞朱佩馨管带，克期继进，仍归王诗正节制调遣，以厚兵力。
十二月，王诗正、陈鸣志率三营从澎湖渡台。正月，后帮二背也由“平安”轮船载送卑南登岸。后来，王诗正、陈鸥志等又添募土勇四营，于正月中旬抵达台北，十八日赴基隆外围参与作战。一同赴台的还有刘璈等新募岳军1500人。
杨岳斌迟至十二月十四日(1月29日)始行抵福州，与左宗棠等计议后，于十九日(2月3日)驰赴泉州，先妥布置，等各军到齐，即设法分批渡台。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八日(3月4日)，杨岳斌率一营由泉州出分，绕道澎湖，于二十一日从卑南登岸。二月初，杨岳斌赴台南视察防务，一面等候后续军兵渡台，一面与刘璈切筹台南防守事宜，“旋即为病魔所窘”。三月二十日(4月5日)始行抵达台北府城，其时已经停战。
二月二十六日(4月11日)，杨岳斌部乾军七百余人，乘“平安”船渡台时被法舰掳去。
左宗棠还指示闽浙当局大力拨解饷银济台。正月初八日(2月22日)，福建先就厦门闽海关所收税项，随收随解赴台。
又伤令藩司筹解3万两赴厦，并拟一俟洋款借到，再大批汇济台湾。当刘璈委员在上海购械需款时，又拨银3万两付给。据报，在正月间，福建已汇解台北银83000余两，采办银5500两，并汇兑台南银9000余两，将近10万两。
综上所述，在台湾抗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命令南北洋、广东、福建等督抚，给台湾运去军兵万余人：
包括杨岳斌所率一营500人，陈鸣志所部约千余人，刘朝祜部2000余人，王诗正部2500余人，聂士成部875人，吴鸿源部500人，广东500人，刘璈等所募1500人；饷银百余万两，包括北洋15万，南洋5万，广东约30万，福建约七八十万；前后膛枪约2万杆，大炮60门，以及子药大批，远远超过台湾军民自筹的数目，成了支持台湾抗法战争的重要物质力量。
7、悲壮的海战
内地援台最悲壮的一幕，就是南洋五舰与法舰的战斗。
早在光绪十年十月，因法舰封锁台湾海面，福建当局援台困难重重，遂请求清政府指派南洋水师舰船前往，“借分法势”。南洋大臣曾国荃遵旨于十二月派出“南瑞”、“南琛”、“开济”、“澄庆”、“驭远”五舰前往。但这个行动很快就被法方侦知，派出法舰沿途截击。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3日)，南洋五舰在石浦洋面与法舰遭遇，正准备作战时，“忽风雨大雾”。过了一个时辰雾散，“澄庆”、“驭远”两舰避入石浦，其他三舰则避至镇海。
在石浦施暴后，法舰侦知“南琛”等三舰藏匿在镇海，便想一鼓作气，把三舰消灭，于是由孤拔率领“巴雅”号、“尼埃利”号、“凯旋”号及“梭尼”号前去攻击。
而浙江当局早就严阵以待，与法舰展开激战。事后，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向闽浙总督杨昌浚禀报战事的经过称：
十五日（3月1日)巳刻，法先以小轮来，径向游山口暂泊之商轮探信，经招宝山炮台开炮击退。旋见一大黑舰开驶进扑，三船尾之而进。我军兵轮炮台齐力轰击，连中数炮，将当先之大黑舰洞穿船身，法兵被伤不少，犹复冒死前进。我军竭力酣战，敌不能支，猛放黑烟，弥浸海面，图蔽我目。我军仍复痛击，黑船方始败下，街尾三舰相继亦退。其时后路统领钱玉兴亦督率所部小队赶到驻守衙前山策应。此十五日初次接战击伤法船之情形也。我军战后查点各营，惟招宝山炮台被洋阵亡炮兵二名，受伤一名，北岸亲兵营弹毙长夫一名，该台受弹甚多，略损无碍。…十七日（5日)巳刻，法又换一黑舰，如前来犯。将出游山，即经我军炮台、轮船同时开炮，内炮击穿烟筒，一中船尾，倒轮而退，受伤较前次尤重。
经过这两次交战后，再没有大的交锋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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