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诡异的匈奴人

白登山上，天寒地冻，一如刘邦的心情。

他于隆冬时节亲率大军出击匈奴、镇压叛乱，一路势如破竹，却在最后轻敌冒进，落入埋伏之中。放眼望去，周围全是匈奴骑兵，而汉军主力迟迟无法突破封锁，来到他的面前。大汉皇帝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漫长的七天，最后他采用陈平之计，贿赂单于妻子阏氏，才得以逃脱。

这是汉、匈之间第一次大规模交锋。这个游牧族群对刘邦来说并不陌生，只是，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向北扩张，将胡人打得抱头鼠窜。秦灭义渠之戎，置陇西、北地、上郡；赵破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破东胡，使其远遁千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农业文明似乎扩张到一个极限了，保卫边境成了重中之重，于是人们开始建造长城。

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守边。在一场战役中，李牧大破匈奴十万余骑，此后边塞十余年再看不见匈奴骑兵的身影。秦统一之后，蒙恬深入北方，击破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伊盟一带）。

也就过了大约二十多年，匈奴人已经不是当年的旧模样了。刘邦及其继任者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对手。匈奴是一个怎样的族群？他们为何骁勇善战？弱点在哪？该怎么反制？

我们不妨来看看时人对匈奴的认识。

刘邦的谋士刘敬曾出使匈奴，因在平城之战中劝阻刘邦不要冒进而被拘禁。刘邦逃出来之后，向他请教应对之策。刘敬提到，匈奴之主冒顿单于杀父代立、以母为妻，又说匈奴人贪钱，于是提出和亲之策。其本意是想利用金钱和通婚，同化匈奴。事实证明，刘敬对汉文化太过自负了，娶一个汉人公主并不会让匈奴人移风易俗。

文帝时，贾谊曾估算匈奴的实力。他认为，匈奴大概六万骑兵，五口之家出一士兵，那匈奴一共才三十万人。因此，他献上“三表”“五饵”之策，也就是厚待匈奴南来者，以奢侈的生活引诱他们归附汉朝。贾谊的问题依然是傲慢。匈奴人不可能只有六万骑兵，而且按照其习俗，五口之家不止一人当兵，整个估算都建立在臆想之上。

晁错则相对务实一些。他知道匈奴在苦寒之地成长，逐水草而居。根据这一点，他分析汉匈双方的长处：匈奴人马好，骑射功夫好，不惧风雪；汉人装备好，战阵佳，步战强。因此，他建议以夷制夷，并且迁徙民众充实边境。

武帝时，人们对于匈奴的了解已经非常深了。《史记·匈奴列传》中描述，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司马迁依然无法摆脱偏见，比如“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这明显是用华夏的尺度去丈量游牧的世界。不过，这些文字仍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关于游牧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

提到游牧，大部分人会想到这样一幅画面：牧民在广阔的草原上骑着马，驱赶着畜群，随处放牧，自由自在。当他们拿起武器，就是最凶悍的战士。然而，这只是人们的浪漫想象。

匈奴活动的蒙古高原，可谓是危机四伏。气温低，冬季更是严寒，雨量少，而且极不稳定。一次不寻常的高温天气，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就足以摧毁人们的生计。游牧人群不得不利用牛、马、羊等动物的移动力，四处迁徙，躲避危险。

一般而言，游牧是季节性的：夏天往北而冬季往南的水平移动，以及，夏季往高山而冬季向低谷的垂直移牧。初春是最危险的时节，此时牲畜羸弱，青草匮乏，且有春雪的威胁。夏季相对清闲。秋季，人们忙着给牲畜养膘、打草。冬季，则在山谷定居，以避风寒。当然，危机总是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降临，所以游牧人群需要随时改变策略。

频发的危机造就了游牧人群的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不宜拥有太多财物，群体不宜过大，否则移动不便。

第二，由于要经常移动，下至家庭、上至部落都要有自主决策的权力。这不利于威权的形成。当某个强势人物要求上贡财物，或者征调兵力时，人们完全可以选择逃跑。

第三，只有在某些时刻，游牧人群会暂时集中在一起，比如要与另一个大部落争夺草地，或者与汉朝交战。假如战事不利，各小群体立马分散，不需要讲什么“寸土必争”“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荣誉。

这一切在汉人看来当然是匪夷所思。在农业社会，人们与土地牢牢捆绑在一起，投资农田，等待收成，积累财富。财富越容易积累，贫富的分化就越快。拥有的土地越多，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农民的生存不得不依赖秩序，比如贷款、治安、大型水利的修建。只有活不下去，他们才会想着离开故土，因此往往要忍受沉重的剥削。

游牧人群的财富不易积累，贫富的分化更慢，也不怎么需要一个指手划脚的统治者，相对来说会“平等”一些。汉人无法理解，只能用“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来形容这样的社会。

恰恰就是这样一群“无秩序”的人，却在一个领袖的统帅下，动员了足足四十万骑兵，围困刘邦于白登山上。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大部分草原民族来说，游牧是很难自给自足的，人们要干点副业来维持生计，比如贸易与掠夺。贸易和掠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从外部世界获取资源。这个外部世界可以是农业社会，可以是其它游牧民族，也可以是自己人。可以想见，外部世界的力量越大，游牧社会就要集结越多的力量，才能进行贸易与掠夺。

古代中国周边盘踞着许多游牧人群，有的地方族群之间互为世仇，习惯于掠夺自己人；有的地方结成了部落联盟，却无力扩张；只有蒙古高原一直涌现出侵略性极强、组织度极高的游牧力量。大概是因为他们要直面中原王朝，而通往富庶南方的路上，横亘着一道障碍：长城。

从战国时期被李牧杀溃，到放牧之地被秦朝夺走，再到围困刘邦，依稀可见匈奴崛起的轨迹。他们在苦寒之地艰难求生，与南方往来频繁，却无法与其军队对抗。他们想办法变得强大，于是走向军事化。想办法解决内部掠夺问题，于是走向集权。想办法与中原王朝对抗，突破长城，于是走向联合。一个统治草原的力量就这样诞生了。

刘敬贾谊们不能理解匈奴入侵的深层原因，还好，他们看到了匈奴的贪婪。和亲或者笼络之策虽然不能“用夏变夷”，但也算歪打正着。它以岁给、赏赐、关市贸易的方式，向北边输送了大量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掠边的次数，让汉朝得以恢复元气。

在蒙古高原凝聚风云的时候，一代雄主应世而出。他就是冒顿单于。

秦朝灭亡之际，匈奴在草原上依然备受欺负。他们向月支纳贡，被东胡鄙夷。冒顿是头曼单于之子，却不受父亲喜欢。头曼单于派他前往月支为质子，随后又袭击月支，希望能借刀杀人。冒顿偷了一匹快马逃回，以其英勇行为得到了族群的认可，得以统帅一万骑兵。后来，他杀父自立，成了匈奴的领袖。

冒顿的崛起之路，得益于一个屡试不爽的招数：骄兵之计。

灭东胡前，他低声下气给东胡王送良马、送爱妃，使其轻视匈奴。后来，东胡向匈奴索要草原，冒顿突然硬气起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袭击，大破东胡。白登之围前，他多次故意败给汉军，藏匿主力，用老弱病残勾引汉军追击，最后将刘邦困住。至于另一个强敌月支，《史记》也说“（月支）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

这种“狡诈”的气质，无比贴合崛起中的匈奴。

当时，匈奴与汉两大政权几乎同时而起，对峙而立。白登之围后，汉朝奉行和亲政策，每年向匈奴奉送丝绸、谷物、酒等物品，然而匈奴还是时常入侵。

学者王明珂将匈奴的掠夺行为分为两类：一为战略性掠夺，用暴力震慑汉朝，使其奉上财物，俗称敲诈；二为生计性掠夺，主要是为了获取生活物资。

最能体现军事威慑的一场战役，是白登之围。冒顿将刘邦围住之后，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展示青鬃、赤黄、白龙、乌骊四种颜色的战马组成的骑兵，而汉军士兵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副画面相当有冲击力，匈奴之强、汉军之弱尽显无遗。以后的日子，人们一提到平城之战，总是心有余悸。

刘邦死后，冒顿向吕后写信，表示自己“数至边境，愿游中国”，还请求娶年老色衰的吕后。吕后得信大怒，想要出兵教训匈奴，樊哙立马请战，说十万兵马可横扫匈奴。结果，季布说：“樊哙该斩！当年高皇帝率领四十万大军尚且被围困在平城，如今樊哙却想以十万兵马横扫匈奴，这是在撒谎。”吕后只能忍辱负重，献上礼物。

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劫掠边境，汉军将其赶走。结果，冒顿反说是汉朝“侵侮”了右贤王才导致这场战争，还说自己让右贤王戴罪立功，率兵西进击败了月支，引弓之民已经合为一家。威胁之意，不言自明。汉文帝虽然想要反击，但慑于匈奴兵威，只能再次奉上锦衣彩缎。

汉朝奉送的财物，基本上都是奢侈品，比如美酒、丝绸之类。虽然也有粮食，但分摊下来根本满足不了多少人的需求。和世上绝大多数帝国一样，匈奴的武功未必能让治下的牧民幸福。

汉地的奢侈品由单于、左右贤王等，从上而下层层分配给各部落首领，最大的作用就是塑造权威。如果没有冒顿单于的领导，怎么能得到这些珍贵的礼品呢？下次他再让各部落、各家庭丢下牲畜，骑上马拿起弓，听从号令时，还会有多少反对的声音？

牧民的生活未必比农民轻松。他们不仅要照顾成群的牲畜，还要取乳、制酪、剪毛、打猎、采集、贸易等，人力相当匮乏。诚然，他们能从掠夺中得到不少资源，但前提是掠夺不影响自身的作息。正如汉朝要农民拿起武器，尽量不能耽误农时一样。冒顿的军事活动很可能会伤害牧民的生计，而得到的奢侈品于牧民的生活无补。

很多人认为，匈奴南侵是为了获得粮食。这个观点很难站住脚。翻遍史书，没有一次匈奴入侵是因为饥荒，倒是有许多“掳其民众”、“驱马畜去”的记载。这说明，匈奴更需要人力与牲口。

一支强悍的、可随时出征的军队，需要人。在草原上放牧，更需要人。这就是匈奴无法解决的悖论：游牧者天然倾向于自作主张，但单于需要权威。

历史记录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冒顿入侵南方时，汉朝往往会以闭关市作为惩罚手段。那么，通过贸易获取资源的牧民必然受到打击。汉军将领常常以“击胡关市下”作为战功，向皇帝报喜。两军交战之际，还有一大群人来南方公开进行交易，史书给出的解释是“匈奴贪”。这些嗜财物之“胡”，与南下掠夺的“胡”，明显不是一群人。

反过来，单于的权力不比皇帝，各部落都能自行处理事务。冒顿也管不住手下的人进行生计性掠夺，就比如右贤王掠边。

公元前174年，冒顿去世，留给后人一个既强大又分散的草原帝国。

元光二年（前133），雁门马邑富豪聂壹向汉武帝献策，称自己愿诈降于匈奴，假装献出马邑，引诱他们进入汉军的埋伏圈。汉武帝同意了这一计划，派遣三十万汉军埋伏于马邑附近，等待匈奴上钩。

聂壹是边境的走私商人，与匈奴交往不浅。他对车臣单于说：自己能斩杀马邑县令，举城投降，然后大王可得全城财物。车臣单于大喜，立马动员十万骑兵入塞。途中，他看到乡野之间遍布畜牲，却不见人影，于是起了疑心。他抓了一名尉史，得知汉军设伏，率兵撤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邑之谋”。

一直消极防御、缴纳贡物的汉朝，居然设下重围伏击匈奴。这说明，时代已经变了，汉武帝决心摧毁匈奴。

自元光六年（前129）至元狩四年（前119），汉朝几乎连年出兵进攻匈奴。其中三次关键性战役，给予匈奴沉重的打击。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击楼烦、白羊王，取“河南地”。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击陇西，匈奴休屠、浑邪王降汉。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入大漠，匈奴远遁。

汉军能够战胜匈奴，有非常多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

细数历史上匈奴入侵南方的季节，将近一半发生在秋季。这是因为，游牧人群一般在秋季较为清闲，有余力进行掠夺。而且，秋季马肥，战斗能力强；气候干燥多风，弓箭最为强劲。

汉军出击匈奴，超过一半发生在春季。这显然有农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经过漫长的冬季，匈奴的马匹瘦弱，无法长途奔走，这不仅仅会影响战争，同样如此也会影响生计。

元朔五年（前124）春，卫青大败匈奴右贤王，俘虏一万五千余人，以及千百万头畜牲。史书上说，右贤王轻敌，大敌当前还饮酒作乐，结果被偷袭。更加不正常的是，春季是青草匮乏的时期，游牧人群本该四处觅水草，怎会如此集中，被汉军一锅端了？可以想象，匈奴为了对抗汉军，大规模动员军队，这使得游牧的人力减少，不得不集中放牧。

而且，汉军连年出击让蒙古高原又多了一个莫测的凶险。匈奴部众不得不为了躲避兵祸，驱赶着畜牲到水草不丰富的地方。因此，匈奴的损失应该比汉军俘获的数字要更多一些。

强大的匈奴意味着集权，集权导致不可分散，不可分散让游牧者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移动力。有时，甚至都不需要一场战败，就能让匈奴损失惨重。

本始二年（前72），汉军五路出击匈奴，斩获甚少。然而，匈奴的畜牲因迁徙而死者，不可胜数。第二年冬天，匈奴单于亲率数万骑出击乌孙。这一仗，他们打赢了。可是，他们凯旋而归时，遇上了一场大雪，一天之内雪深一丈有余。这场极端天气让匈奴随行的人民、畜产冻死了约十分之九。

相似的故事在史书中频频出现，或由于战争，或由于天灾。但本质就一个问题：匈奴的体制已经不适合游牧经济了。

汉武帝的雄心同样给汉地百姓带来了灾难。支持汉军进入蒙古高原作战的是一个更加严密的体制，它需要将粮食辎重从中原源源不断运往边塞。

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出击匈奴，后面跟着步兵数十万人，另有“私负从马十四万匹”。这要耗费多少粮食？而且，还得考虑运送粮食辎重的牲畜，其数量可参考李广利第二次西征大宛，带兵六万，共用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骆驼以万数。它们本身也会消耗粮草。《汉书》里说，路上消耗三十钟粮食，才能保证一石军粮（一钟等于六石四斗，三十钟就是一百九十二石），显然不是夸张之语。

可以想象，汉武帝远征所花费的支出多么庞大！为了筹备这么多粮食，不搜刮百姓如何办得到？为了把粮食运往前线，又要征发多少劳役？史书这样形容得胜后的汉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不过，中原大地的生命力是顽强的。短短三十四年，春风吹又生，汉朝迎来了昭宣中兴，但草原却难以再现以往的辉煌。

公元前68年，匈奴两支万人骑准备入寇南方。途中有人叛逃，向汉朝告密，使其有了准备，匈奴被迫退兵。正是这一年，匈奴遇饥荒，畜产损失了十之六七，有一个数千人的部落南下降汉。

公元前62年，匈奴单于亲率十余万骑南下，结果又有人叛逃，汉朝有了准备，单于被迫退兵，于是派人向汉朝请求和亲。

匈奴的生计陷入了困难，迫切需要突破长城，获取南方的资源。假如集体的力量办不到，那么部落、个人就会自作主张归降南方。

后来，匈奴爆发了“五单于争立”的内乱。不仅五个部落领袖自号单于、相互攻伐，各单于也无法约束手下的人。威权瓦解，越来越多人开始自作主张了。呼韩邪单于一度击败各竞争者，复都单于庭，但追随他的部众只剩下数万人。

公元前54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击败，势单力薄，不知前途在何方。左伊秩訾王提议归附汉朝，诸大臣都不同意，理由是：匈奴内斗是兄弟之争，即使失败仍有威名留世，如果向汉朝投降，必被世人耻笑？左伊秩訾王则说：“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最终，呼韩邪单于决定投降，并派自己的儿子右贤王入汉为质，自己也愿意朝见皇帝。

匈奴单于来降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皇帝给予了呼韩邪单于最高规格的待遇，但对于匈奴是否忠顺仍然抱有怀疑。汉朝不想干涉匈奴内政，也不愿将其部众分散安置于内地。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匈奴的分裂，扶持一方，对抗一方，以保证边塞安宁。

事实证明，一旦汉朝愿意向游牧人群开放边界，允许资源流动，那么他们就会丧失团结一致的动力。各个部落会自谋出路，争着归附汉地王朝，以换取资源。

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领一支西域诸国组成的军队出击北匈奴，将郅支单于斩首，向世人宣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听闻此消息后，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的是草原上没有竞争对手了，惧的是汉朝的实力。汉武帝时期，耗尽天下之力也不能消灭匈奴，但现在一支杂牌军就能让单于授首，给人的心里震撼不亚于白登之围。

匈奴终于意识到，与汉朝和平交往所得的利益远远胜于双方兵戎相见。

对底层牧民来说，他们可以在长城附近的草原放牧，这里的水草资源更加丰富。贸易的大门十分畅通，不会说关就关。汉元帝初年，呼韩邪单于决定北归，其中一个理由是：“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也就是说，匈奴人口膨胀，又以捕猎维持生计，使得野生动物资源枯竭。可见，牧民能够随意获取南方的资源，因其毫无节制反而造成了生计问题。

贵族能得到的好处就更多了。建平二年（前5），乌孙首领卑援疐率兵入寇匈奴，被击败，向匈奴献质子。汉朝认为匈奴此举侵犯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要求匈奴归还乌孙质子。此时，匈奴已经恢复了草原统治者的地位，却欣然接受了汉朝的要求。建平四年（前3）匈奴单于上书愿朝见汉帝，此次朝见让他获得了“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的赏赐。

不用敲诈，不用威胁，就能得到汉地的奢侈品。和汉朝搞好关系，还有助于击败草原上的竞争者。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臣服的姿态。这样的买卖，谁不会心动呢？

北方终于平静下来，呈现出繁荣之景。史载：“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帜盛，牛马布野。”

一直以来，长城都是一道封锁线，但始终有暗流涌动。汉地的富庶吸引着匈奴民众大量加入，而北方的草原对边境汉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游牧者本身就四处迁徙，趋利避害，南来汉地自是常有之事。光是中元三年（前147），匈奴就有七位“王”率部落归附汉朝。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之后，南来者就更多了。这些人一般被安置在靠近塞内的“属国”，时常要配合汉军攻略匈奴。

“胡骑”是汉军制胜的一大因素。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入大漠，从军北征的将领就有匈奴人复陆支、伊即靬、赵安稽、高不识。霍去病去世时，汉武帝调遣“属国铁甲”，从长安城一直列队到茂陵，为其送行。可见霍去病与胡骑之间的关系。

北上的人也不少。汉初，许多北地的实力派都与匈奴关系密切，比如韩王信、陈豨、燕王卢绾。这些人在与汉廷斗争失败后，往往率亲信家人投奔匈奴。武帝时，又有李广利、李陵等大将降匈奴。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职业军人反复横跳，南来北往。

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远征匈奴，部队里就有两千“属国胡骑”。这支部队战斗力强悍，迎击匈奴五千骑，丝毫不落下风，将其杀溃。后来，李广利的妻儿牵扯进巫蛊之祸，李广利不知所措，在战场上进退失据，最后迫于军事压力选择了投降。这支胡骑重新入故国后会遭遇怎样的待遇，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匈奴单于尊宠李广利来看，他们过的应该不算太差，甚至极有可能作为草原骑兵入侵南方。

汉帝国在对抗匈奴时，慢慢培育出了“大汉”的意识，从那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可以看出来。然而，许多边地百姓反而没有这般强烈的民族情绪。对他们而言，哪边的生活更好，就去哪边。

北方边境环境恶劣，战事频繁。如果没有强权的介入，没有多少人愿意住在这里。汉地统治者最常采用的办法是徙边和戍边。戍边士卒从遥远的家乡来到边境服役，与亲友分隔，违背人情。统治者也会招募百姓，来边地常居。招募的对象主要有两种：一是罪犯（包括死囚），二是奴婢。

在帝国治下，边地始终是一个另类。

迁徙而来的民众，地位低下，生活困苦，很难出头。东汉时，贾宗为朔方太守，他发现徙边者都很贫困，被当地人驱使，而且不能为吏。贾宗大力提拔徙边之人，因此，这些人都愿意为他去死。这样的个例恰恰说明边地社会的常态。

而且，汉朝严格控制边境人口的进出，一旦有人擅自离开，就要受到严惩。永康元年（167），羌人多次入寇关中，威胁三辅。边将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二人出击，大破羌人，斩其首领，俘虏万余人。立下如此功勋的张奂，主动放弃了“赐钱二十万”、家中一人当官的奖赏，而请求将家族迁到弘农华阴。当世财富与庇荫后人相加，都比不上迁徙内郡一事，可见边人想要改变身份是多么困难。

这种情况下，不少边人“闻匈奴中乐”，心向往之，主动逃往北方。

在出土的汉简中，“亡人出塞”的内容比比皆是。有为非作歹的恶徒，有不堪剥削的士兵，有穷困潦倒的奴婢。这些人在寻找生存之地时，不得不突破那道抵御外敌的高墙。

追捕与逃亡之间，近乎一场斗智。每当人员过关之时，都要出示通行证，上面有对年龄、长相、身高、肤色的详细描述。一旦发现有人出逃，通缉的文书就会飞速下达到地方，逃亡者不得不改变姓名、衣物、甚至相貌。汉军有特制的“亡人表”，是一种长条织物，其状如幡，一旦赤色的表在空中飘扬，就说明有亡人出逃。敦煌、居延等地还有“塞天田”，即用细沙或细土掩盖在平坦的边地之上，以侦察北逃者的踪迹。

当然，即便防卫如此之严，逃出去的百姓依然不可胜数。汉文帝曾向全国宣告：“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可以看出，北逃者的确让匈奴发展壮大。

即便是最雄伟的长城，也不可能实现汉文帝的梦想。

两汉之间，匈奴再度强大起来，相同的历史似乎再次上演。

东汉建立之初，无力处理匈奴，只能奉送财帛。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连年大旱，人畜损耗大半，乌桓乘弱将其击败。之后，匈奴陷入分裂，八部大人一起商议立呼韩邪单于的孙子右薁鞬日逐王比为单于，承袭呼韩邪单于的称号，并向汉朝请求内附。这就是南匈奴。汉匈双方驾轻就熟，皇帝以礼相待，赐予财物；单于臣服，遣子入质。

北匈奴虽纵横大漠，但也不敢倨傲，每次南下劫掠都说自己是攻击南匈奴，不愿与东汉为敌。事实上，草原上已经没有可以威胁南方的力量了。整个东汉，对草原发起的大规模战争只有两次，一次是永平十六年（73），数万骑兵分道出塞击北匈奴，还有一次是永元元年（89）窦宪率数万大军征北匈奴，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

此役之后，北匈奴一蹶不振。永元三年（91），耿夔仅率八百名精锐骑兵，就直奔北匈奴单于的王庭，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北单于率领残部一路向西，逃往乌孙和康居，退出了漠北。《魏书》里说，北匈奴迁徙到了葱岭，建立了悦般国，后来又来到中亚，征服了奄蔡。之后，匈奴的身影就常常出现在西方的史书中了。

另一边，南匈奴逐渐向东汉靠拢。建武二十六年（50），刘秀为匈奴挑选了一块“肥美之地”，作为龙庭所在，距离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80里。后来，又准许他们入居云中郡，同年再迁徙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与此同时，东汉将乌桓安排在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

东汉的北部屏障，从最西到最东，都有胡人为其把守。南匈奴和乌桓承受北匈奴和鲜卑的攻击，保护边塞的安宁。而且，东汉常常用财富煽动胡人相互攻击，你给我首级，我给你赏赐。

当然，内附的胡人也会作乱。比如永元五年（93），南单于安国与左贤王师子矛盾激化。当时，使匈奴中郎将杜崇与单于安国关系不和，因此谎称匈奴叛乱，逼得安国只能举起武器。不过，在东汉的金钱战略下，总有忠于朝廷的胡人力量。讨伐安国的军队中，有南匈奴兵万骑，有乌桓、鲜卑八千骑。

东汉向胡人开放边界，得到的收益是巨大的。根据大臣袁安的奏疏，永元三年（91）东汉提供给南匈奴的物资价值一亿九千余万。虽然要付出大量金钱，但与汉武帝筹边的数字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而且，匈奴得到的部分财物，也会在关市贸易中回流到朝廷手中。

在开放的边界下，南匈奴轻易就能得到汉地资源，却变成了一个雇佣兵军团，失去了对草原的掌控力。而一个无法统治草原的匈奴，只能慢慢沦为东汉的附庸。

南匈奴入居云中时，东汉设“使匈奴中郎将”一职监视南匈奴。永和五年（140），陈龟为使匈奴中郎将，当时南匈奴左部叛乱，陈龟指责单于休利御下不利，迫使他自杀。事后，东汉因陈龟越权，而将其逮捕入狱。

延熹元年（158），南匈奴叛乱，与乌桓、鲜卑一起入侵汉地。匈奴中郎将张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为由，将其拘禁，还上书请立左谷蠡王为单于。这已经是直接干预单于的废立了。

光和二年（179），匈奴中郎将张脩与单于不合，直接将其斩杀，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最后，汉朝将张脩处死。

终东汉一代，使匈奴中郎将更换达23人之多。如此频繁的更换，不是因为他们无能，而是因为他们权力太大，朝廷担心他们久居边疆，擅行其事。

中平六年（189），董卓专政，东汉陷入分裂。此时，南匈奴不仅没有借机回到草原，反而分裂成了两支，一支留守南庭，另一支在单于于扶罗的率领下与白波贼一起劫掠河内、太原一带。很难说，此时匈奴还有多少游牧者。他们或许还在放牧，却已经不想再“游”了。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称魏王，匈奴单于呼厨泉前来拜贺，被留在了邺城。此后，匈奴被分为了五部，每部择一贵族为帅，并时刻处于汉人司马的监督之下。

同时，并州刺史梁习对治下的匈奴部众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任命上层贵族为地方官，使其与部落脱离关系；二是征调匈奴壮丁，将其编为义从、勇力，分遣各地打仗、驻防，家人则迁移至邺城，充当人质。

这样，单于变成了一个虚号，部落首领变成了国家官员，匈奴部众变成了编户齐民。

嘉平三年（251），邓艾注意到右贤王刘豹将分散的匈奴各部落“并为一部”，武力强盛，让人颇为担心。他献上釜底抽薪之计，建议将刘豹所部分为二国，再拉拢其中一派，“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这是曹操分而治之政策的延续。

另一方面，由于中原战乱频繁，北方人口凋零，大量外族入塞，与汉人杂居错处，民族融合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自西汉以来，匈奴与汉族就开始相互通婚了。东汉以来，人们有了另一个称呼——“屠各”。当然，屠各所涉甚广，既有汉代就开始汉化的匈奴休屠王部众，也有东汉末年迁入并州的南匈奴部众。

在靠近漠北的地方，匈奴则与鲜卑、乌桓等民族相互融合，比如后来建立大夏的铁弗匈奴。当然，匈奴本身就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百蛮大国”。再加上蒙古草原上民族林立，又都是自作决策的游牧者，种族间的混合应是常态。

匈奴还和西域胡、小月氏等杂胡融合，形成了新的杂胡，比如后来建立北凉的卢水胡。

西晋时，一个叫江统的人上表了著名的《徙戎论》。他提到并州匈奴：“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他想要将少数民族都迁到塞外，这在当时已是不可能。

等到匈奴人刘渊起事时，一切都变了。

他是匈奴的领袖，却也是一个精通汉文化、与并州士族交好的西晋官员。

他依赖的核心团队是匈奴五部，可他的族人已经开始习于田业，有的人甚至沦为了地主的田客、奴隶。

他的帐下是威风凛凛的匈奴骑兵，可他却不想如部下所说那样“复呼韩邪之业”，而是自认“汉之外甥”，高举大汉的旗帜。

永嘉二年（308）十月，刘渊即皇帝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胡人登上帝位。

草原已然远去，雇佣兵的眼里看到了天下。但，匈奴人早就消融于天下。

参考文献：

[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