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反攻：军统河南站的沦陷
1939年，吉川贞佐的任命作为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标志着日军特务活动的新篇章。他对土肥原表示，在一年内将清除辖区内的所有中国抗日情报组织，展现了其坚定和决心。这一承诺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导致军统和中共的抗日情报网络面临严重挑战。
吉川贞佐上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措施以削弱中国的抗日情报网络。他的战略目标清晰——彻底摧毁军统在华北的所有活动。这一举动迅速转变为一系列精密计划的行动，从1939年7月开始至年底，五个月的时间里，军统的情报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这场打击行动的第一步是对军统河南站的定位和监视。日军特务部队利用其在当地的情报网络，识别出军统河南站的关键成员及其活动模式。接着，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突袭，精确打击军统的运作中心。在夜间进行的多次行动中，日军成功地逮捕了数十名军统特工，并迅速扩展到更广泛的网络。
这些突袭通常在深夜进行，以减少外界的注意和可能的抵抗。日军特务小组会突然包围目标地点，迅速进入并控制所有在场人员，任何试图抵抗的行为都会遭到立即压制。被捕的情报人员随后被带到秘密的审讯中心，那里他们遭受严刑逼供，以获取更多关于军统网络的信息。
1939年末，这场扫荡行动达到高潮。十几个军统的情报组织被连根拔起，其中包括河南站的核心网络。105名特工在这场行动中被杀，而16名军统的骨干成员被捕并成为阶下囚。这些被捕的高级情报人员的损失尤为严重，因为他们持有大量未完成情报任务的关键信息，这对军统的整体操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行动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打击，更是心理上对抗日力量的重大压制。吉川贞佐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压迫策略，成功地瘫痪了军统在华北地区的情报收集和行动能力，严重阻碍了中共及其他抗日组织的协调和反应速度。
随着军统情报网络的瓦解，吉川进一步加强了对华北地区的控制，日军的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在他的指挥下，日军加大了对地方抗日力量的搜捕和镇压，试图彻底消除所有反对日本的行动。
中秋之夜的血腥示威
1939年中秋节，一个本应充满团圆和欢乐的传统佳节，却因为日军在河南省会开封的行动而变得血腥和阴暗。日军将这一天选择为在公众眼前执行一百多名抗日志士的时间，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被处决者的极端侮辱，更是对整个河南人民心理的沉重打击。这种公开处决的手段是日军试图通过恐惧管理来压制任何反抗的意志。
当天早晨，日军将被捕的抗日志士从各个监狱和拘留所中押出，集中于开封的一个临时设立的公共场所。这些志士多数为军统和地方抗日组织的成员，他们在被捕后遭受了长时间的审讯和折磨。尽管身体状况极差，他们仍被粗暴地拖行至刑场，手脚被五花大绑，脸上的表情混合着坚定和疲惫。
为了增强威慑效果，日军不仅在刑场周围部署了大量武装士兵，还利用当地广播和传单，强迫当地居民前来观看这场公开处决。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极端的展示，警告所有可能的抗日分子，任何反抗行为都将遭受残酷的报复。
随着正午时分钟声的敲响，刑场上空弥漫着紧张和沉重的气氛。一个个抗日志士被依次带到刑架前，日军执行官读出他们的罪名——大多是被指控为“危害日军安全”和“从事反日活动”。随后，日军士兵执行了枪决，枪声在清澈的秋空下回响，每一声都犹如重锤敲击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
这一公开处决引起了在场民众的极大恐慌和愤怒。虽然许多人因恐惧而保持沉默，但也有不少人在内心深处对日军的残忍行为感到无比愤慨。这种愤怒逐渐转化为更加坚定的抗日情绪，许多原本犹豫不决的普通民众开始秘密支持或加入地方的抗日组织。
与此同时，这种公开处决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开来。随着消息的传播，更多地区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抗日战争的残酷现实和对民族尊严的严峻挑战。这种集体的觉醒推动了更多的地下抗日活动，尤其是在河南和邻近省份。
这场中秋节的公开处决，虽然一时在民间造成了恐慌，却也无形中激发了更广泛的民众对抗日的决心。尽管日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扑灭河南人民的抗日之火，实际效果却是激起了更猛烈的反抗火焰。
抗日力量的秘密合作
在日军的严酷压制和不断的打击下，1940年，军统河南站的情况已到了水深火热之境。为了逆转局势，牛子龙，一个关键的抗日情报人员，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目标直指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吉川因其残暴和高效的手段，对军统和中共的地下活动构成了巨大威胁，成为了必须除去的心腹大患。
牛子龙首先向军统河南站站长岳烛远报告了他的计划。在详细讨论后，岳烛远决定向上级通报这一行动计划，寻求更高层的支持和指示。牛子龙的计划不仅需要军统的支持，还需要中共的配合，因此他们决定联合延安方面的力量，共同策划这一行动。
戴笠在接到岳烛远的报告后，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支持这一行动。他清楚地意识到吉川的存在对抗日情报工作的巨大障碍，因此他批准了这一危险但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暗杀计划。戴笠的批准后，岳烛远接到了密令，军统与中共的合作正式启动。
牛子龙决定让吴凤翔执行这一任务。吴凤翔不仅是牛子龙的老乡，也是他的得意门生，更是一位训练有素、在各种危险环境中都能保持冷静的情报人员。吴凤翔的技能和背景使他成为完成这一任务的理想人选。
吴凤翔在接到任务后，开始了密集的准备工作。他首先与中共的地下情报网络联系，确保行动中的各方可以密切协作。中共方面由牛子龙的另一位老乡，同时也是吴凤翔的熟人，吴凤翔的得意高徒，吴凤翔，负责接应和后勤支持。他们共同审视了吉川的日常行动模式，寻找执行暗杀的最佳时机和方式。
暗杀：结束铁血统帅的命运
1940年5月15日晚，暗杀小组在吴凤翔的带领下，开始秘密接近吉川贞佐在开封的驻地，山陕甘会馆。吴凤翔精心选择了路线和时间，确保整个行动在夜色中尽可能地隐蔽。他们穿梭于开封的狭窄巷弄中，利用城市的结构和夜间的掩护，避开日军的常规巡逻路线。小组成员各自携带了必要的装备，包括短刀、手枪以及用于伪装的民间服装。
行动的准备阶段中，吴凤翔分配了每个成员的角色和职责，包括谁负责监视，谁负责提供掩护，谁是后备力量。他们还对通讯信号和撤退路径进行了最后确认，确保任何突发状况都能迅速有效地应对。在接近目标地点时，他们注意到了一些日常的活动，如早市的准备和早起的居民开始活动，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人群掩护。
1940年5月17日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时，吴凤翔和他的小组已经就位在山陕甘会馆附近。他们隐蔽在周围建筑的阴影中，等待吉川出现。日出时分，吉川贞佐如往常一样，准备前往附近的日军总部。在他出现的瞬间，暗杀小组迅速行动，几乎在没有引起周围人注意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吉川贞佐在会馆外被准确击中，身边的几名日军高官也未能幸免，其中包括参谋长山本大佐和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这次行动的迅速和果断，确保了暗杀的成功，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行动成员的伤亡。行刺发生后，小组成员按照预定的撤退计划迅速离开现场，消失在繁忙的市区中。
行刺成功后，消息迅速在开封地区传开。1940年5月19日，《河南民报》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标题显眼地宣布了吉川贞佐及其他几名日军高官的死讯。报道详细描述了事件的发生过程，尽管刺客的身份被保持了神秘，但这一行动显然激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响。
这一成功的行动为中国的抗日情报组织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和行动空间。公众对这一勇敢行动的知晓，进一步激发了更多民众的抗日情绪，为持续的抗日斗争注入了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