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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这有一封电报请你看一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周总理拿着一封电报匆匆走进菊香书屋。电报的内容不长，主要是说自己想要重回大陆，但写这封电报的人却大有来头，他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之一，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变节投靠了国民党。
看着电报落款“弟 包惠僧 叩”几个字，毛主席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弃明投暗迷途知返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商量，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经过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联系，确定了中共一大的时间、地点。
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见到了包惠僧，两人年龄相仿，很快便熟络起来。一大散会后，包惠僧被派往广州，动员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回到上海之后，包惠僧返回武汉，继续做建党的工作。
两个月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包惠僧被调往上海担任部门负责人。后来由于人手紧张，包惠僧被调去和张国焘一起创办进步刊物，除了当编辑以外，包惠僧还要负责收件和发行工作。
在那一段时间里，包惠僧和毛主席经常有书信往来，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加深。
1922年，包惠僧回到武汉，恰好当时毛主席遭到湖南军阀的通缉，避居在武昌。包惠僧听说之后，就邀请他来和自己同住。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毛主席和包惠僧朝夕相处，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还建立了一定的私人感情。
之后包惠僧被调去北京工作，经李大钊介绍进入北洋政府交通部。“二七”惨案之后，包惠僧收到通缉，不得已回到武汉，一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包惠僧经组织同意，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为国民党工作。
1926年，包惠僧随军抵达武汉，担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结果，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包惠僧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次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陈独秀却深陷右倾麻痹思想，还和汪精卫一起给蒋介石“辟谣”。
很快，整个上海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紧接着，白色恐怖波及到了武汉，当见到大批的革命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包惠僧顿时乱了章法。
为了挽救中国共产党这支年轻的党派，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包惠僧带病奉命前往南昌待命，准备接管江西省委军委工作。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蒋介石、汪精卫了立刻调兵围攻南昌起义军。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组织上决定有计划撤出南昌，进军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包惠僧因病重没有随军撤离，在南昌停留了一个多月后，化装回到了湖北老家。可惜，当时湖北的白色恐怖尚未散去，包惠僧住了没多久，就决定前往上海躲避。
让包惠僧始料未及的是，上海的形势并没有比湖北好多少，甚至比湖北更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压力下，包惠僧对革命逐渐失去了信心。曾经组织上派人找到包惠僧，让他参加工作，结果包惠僧百般推诿，自动退出了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濬。
当时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率部驻防河南新乡，邀请包惠僧来新乡叙谈。包惠僧想着自己在武汉没什么事，便决定去一趟。何成濬听说之后，明确告诉包惠僧：
“你是没有通天的，在武汉我能保你安全，出去可就不一定了。”
何成濬所说的“没有通天”，是指他还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谅解。随后，何成濬替包惠僧打了个电报，如果蒋介石有复电，那么包惠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不会再遇到任何危险。
当年包惠僧在黄埔期间，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一听包惠僧有求于自己，破例任命他为三军总司令部参议，还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共产党元老包惠僧‘弃暗投明’”。
“九一八事变”后，包惠僧官拜军委会秘书，中将军衔。1936年，包惠僧退出军界，转为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后又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在包惠僧的主持下，人口局搜集各国人口资料200余种，还拟定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计划，训练了一批普查人员，户政工作颇有成效。
既然包惠僧在国民党内干得有声有色，为何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想回到大陆呢？
“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1948年，随着三大战役相继打响，蒋介石政权进入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内一片混乱，国民党高官纷纷逃往台湾和海外，将包惠僧又一次推上了抉择的十字路口。
其实包惠僧投靠国民党之后，蒋介石明面上奉其高官厚禄，但包惠僧手上并没有实权，再加上包惠僧曾经是中共要员，虽然叛变却不被国民党内部人士认同，处处对他提防和监视。
眼看着蒋家王朝覆灭已成定局，包惠僧断定再跟着蒋介石肯定没有出路，便向内政部提出辞职。结果新上任的部长洪友兰就是不准，其他科长们也劝包惠僧继续干下去，万一局面还能好转呢？
那局面真的还能好转吗？随着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
急剧发展的形势更加坚定了包惠僧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又一次裁撤人员时，包惠僧首先提出将自己裁去，为此还和新任部长大吵了一架。
辞官之后，包惠僧尽管已经办好了前往台湾的证件，但他没有到台湾，而是举家经香港来到了澳门，租住在一栋商住两用的二层小楼里，靠着那点微薄的遣散费勉强维持生计。
身在异乡举目无亲，包惠僧除了家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孤独彷徨的包惠僧决定写一本回忆录。可提纲列出来之后，包惠僧的心却怎么都定不下来，干脆跑到赌场碰运气，结果输多赢少，心情更加郁闷。
随着解放军在大陆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包惠僧心中感到无比激动和振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包惠僧更是按捺不住，决定“靠拢共产党”。
虽说包惠僧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没有犯下什么大错误，而且很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是老朋友，但包惠僧始终对自己脱党一事自惭形秽，不敢向老朋友表示。
就在包惠僧欲进又止的时候，他突然又想起了一件往事，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他曾经在重庆见过周恩来一面。虽然周恩来主动和自己热情打招呼，还表示欢迎他重新回归，但当时包惠僧担心被国民党特务看到，没和周恩来聊两句就匆匆跑开了。
想到这件事，包惠僧顿时感觉心旷神怡，展纸挥毫一口气写了一封书信、两封电文。信是写给毛主席的，电文是给周总理和董必武的，大意都是祝贺他们革命成功，忏悔自己的过去。
毛主席看过信和电文之后，表示可以让包惠僧回来，周总理立刻复电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包惠僧看过回电后大喜过望，带着全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妥当，赶到香港找老部下筹措了3000元旅费，自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前往天津的海轮，让妻子带着孩子们随后跟进。
包惠僧回到北京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共产党高层。第二天，董必武就请包惠僧吃饭，给他介绍了一些新中国的情况，在提到往事的时候，董必武免不了揶揄包惠僧几句：
“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不久，包惠僧的妻子带着孩子们也到了北京，周总理邀请他们夫妇到中南海赴宴，作陪的还有海外归来的各方人士。宴会结束之后，周总理将包惠僧单独留下，动情地说道：
“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
周总理略带埋怨的真挚话语，让包惠僧顿时感到无地自容，将心中积郁多年的苦闷向周总理一吐为快。谈话结束的时候，周总理对包惠僧说：“你一大家子人，也要生活嘛！不过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要对党有个交代。”
按照周总理的嘱咐，包惠僧回去之后就写了一篇长文，将自己的变节行为作了说明，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看过之后，都认为符合实际，同意包惠僧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争议一生死后盖棺定论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包惠僧拿着统战部的介绍信，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年近六旬又过上了集体生活，刚开始包惠僧还真有点不习惯，但又想到自己过去也干过冲锋陷阵的事情，这点苦头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就这样，包惠僧一切按照规定去做，只用了两三个星期，就习惯了这种集体生活。然而，在正确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包惠僧却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
刚开始，包惠僧总是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看成是揭发过去的错误，因此尽量自我批评，对于批评别人很是谨慎，听到别人批评自己，就认为对方是和自己过不去。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包惠僧的态度。
那个时候包惠僧因为心脏病无法继续学习，便休了一个月的学。在病中，包惠僧得到了校领导和同学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其中就包括曾经对他提出尖锐批评的人，直到这个时候，包惠僧才认识到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真心在帮助自己进步。
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包惠僧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做得更加彻底，最后还写成了三万多字的思想总结。短短一年的时间，包惠僧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华北革大也准予他毕业。
包惠僧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内务部工作，先担任研究员，后担任参事。然而，包惠僧在工作中的自卑感却越来越重，到最后除了学习以外什么都不敢做。谢觉哉和其他领导同志鼓励他撰写一些文章和革命故事，包惠僧也迟迟不敢动笔。
1953年，党史资料室的同志奉毛主席的命令，请包惠僧去看看上海革命纪念馆的模型，并请包惠僧写一些有关中共一大的材料。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包惠僧就写成了两篇上万字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文章，并对纪念馆模型提出了修改意见。
虽然包惠僧写成的几篇材料没有公开发表，但也通过各种渠道渐渐为人所知，约稿的编辑络绎不绝登门拜访包惠僧，请他撰写有关党史的文章。
1957年，包惠僧公开发表了建国后的第一篇回忆文章，并首次使用“梧桐老人”作为笔名。几家出版社看过包惠僧的文章后，约他撰写“二七”大罢工的长篇故事，包惠僧应约写了《二七回忆录》。
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改编为话剧《红色风暴》。排练出来后，周总理邀请包惠僧一同前往审看，并与演员们进行了热烈的交谈。
第一部回忆录的成功，鼓舞包惠僧开始撰写第二部回忆录，主要从大革命时期的亲身经历，以及自己脱党前后的所见所闻为材料，涉及重要人物350余人，反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时期的伟大斗争。
然而，这部回忆录的完成却很是曲折。包惠僧刚开始写了两个月，就因高血压病倒了，直到次年初病情好转，才又继续开始撰写。书稿写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包惠僧生前发表，但包惠僧依旧呕心沥血，要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作文字留给后人。
随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得到满足，包惠僧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时，十年政治风暴开始了。包惠僧虽然不能理解这场政治运动，但也在努力紧跟，却也没能够逃脱受冲击的命运。
在被勒令搬出宿舍之后，包惠僧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让妻子送到中南海。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包惠僧一家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好不容易熬过了政治风暴，两个孩子的接连离世，给包惠僧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身体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又一次提上了日程，包惠僧家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各地的党史工作者纷纷登门请教。84岁的包惠僧除了接待来访者以外，还要强忍着病痛，拼命撰写回忆文章，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文稿。
1979年7月的一个早上，包惠僧起床之后就觉得不舒服，妻子让他去医院，他不肯去，吃了些药就继续休息，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醒来之后，包惠僧请邻居到家里打扑克，到了晚饭时间，包惠僧没吃饭就睡下了，睡了一会儿起来和孩子们又打了一会儿牌。
到了晚上九点多，包惠僧感觉身体非常不好，妻子和孩子就让他扶到了床上。结果刚一躺下，包惠僧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妻子打了几次电话，医生都没有来。包惠僧难受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拉着妻子的手说：
“我对不起你。”
话刚说完，包惠僧就咽了气。医生赶到之后，尽管采用多种方法抢救，仍没有挽救回包惠僧的生命，包惠僧就这样走完了自己85年的人生历程。包惠僧去世之后，国务院为他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组织上在悼词中对包惠僧作了结论，抹除了一切对于包惠僧的争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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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城作. 包惠僧.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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