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二十世纪风云，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同时，也有很多国家新生，尤其二战之后的“反殖民主义浪潮”中，很多曾经的殖民地独立建国。然而在整个20世纪，从殖民地独立且延续到今天的国家中，为何唯独只有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强国？其实，范围扩大一点，即便是20世纪所有独立的国家，至今还存在的，也唯独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强大！
中国为何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其中原因很多，但学者温铁军从另一个角度作了解读：发展中国家中，非暴力革命，通过谈判交易获得主权的国家，一定是在交易中让渡了某些权力，让渡了某些利益，最终没有一个爬得起来。言外之意，只有通过革命手段获取的政权，才有机会建立真正的强国。
“革命才有机会强大，谈判获得的政权无一强国”，事实真是这样吗？以中国、印度为例来看，温铁军说得不无道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进入民国时代，但民国政权是一个半革命半谈判而来的政权。
作为统一国家的民国的建立，固然有革命军的作用，但最终是袁世凯、孙中山、满清王室谈出来的，这就让当时的中国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在当时群狼环伺的时代里，中国就很难得到发展。
满清逊位的条件很多，其中有给予满人各种政治经济优待，包括给予京城八旗发放薪水，以及让溥仪居住在紫禁城、每年给予500万银元等。更可怕的是，在政治上没有消除满清、溥仪的影响，导致后来日本扶持成立伪满洲国。
对外问题上，谈出来的政权无力改变现状，只能继续承认各种赔款，租界等外国利益的存在。也就是说，列强在清朝时获得的利益，在民国时多数都保留了下来。
边疆问题上，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对外蒙、西藏等边疆地区控制力很弱，最终让列强趁虚而入。
除了上述外，民国时期还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都严重牵制了国家的发展。
在孙中山晚年时，他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于是准备采用武力统一，但可惜随着他的去世，北伐战争也半途而废，蒋介石只是表面统一，但当时依然军阀林立，比如张作霖、阎锡山、李宗仁、四川众多军阀、盛世才、马步芳等，而这种军阀林立的问题，让列强可以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却让中国在20世纪上半页中吃尽了苦头。
因此，不管民国多么让人神往，民国大师如何洒脱，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情况下，内部纷乱不已，外部群狼环伺，中国很难得到真正发展，更别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世界性强国了。新中国之后，通过革命手段取得政权，将上述很多问题基本一一解决，让这个古老的国家卸下诸多沉重的包袱，才有今天的伟大复兴。
印度与中国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印度却又与中国大不相同，最明显的一点是在政权取得上。
历史上印度实行的是种姓制度，底层种姓属于“贱民”，根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也不会关心国家大事，因此包括甘地在内的谋求印度独立的领导人，几乎清一色的都来自高种姓。高种姓的领导者，担心失去领导权，不敢发动底层百姓搞革命，当然他们也不在乎底层种姓的死伤问题，于是印度才会出现“非暴力抵抗”的奇怪现象。
甘地曾经劝说中国不抵抗日本：“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对此，当时中国人自然不会接受，也很难理解甘地的想法。
对于印度的“非暴力抵抗”，英国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但由于二战英国损失太大，已经无力维持殖民统治，于是不得不让印度独立。由于当时印度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只能通过谈判取得政权，因此就必须与英国人商量。
只要商量谈判，就必然要让渡一些利益，牺牲一些利益换取英国的让步，导致问题难以真正得到解决。同时，印度国内的很多历史问题，通过谈判谈出来的政权，也无法从根子上给予解决，很多都是“名亡实存”。
于是，谈判谈出来的印度，面临着英国特殊权益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种姓制度遗留问题、土邦遗留问题、高种姓支配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等，比如近些年阿萨姆邦与米佐拉姆邦两个“土邦”，就曾因为“领土纠纷”，导致两邦警察长达数日对峙，后来还大打出手死了7个人。
因此，印度背负着很多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在20世纪之后的世界格局下，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之下，显然难有机会发展成为真正的强国，自然也就很难超越中国！
二战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很多新兴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等，但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难以承受西方掀起的风暴，发展势头会被轻易打断。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有很多，但与这些国家都是谈出来的不无关系，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谈出来的国家本身就存在诸多历史问题，自然就容易被人利用。
反观中国，通过革命的手段，1949年就将很多重大难题一一解决，即便还存在一些历史问题，但总体来说影响并不大，因此西方遏制中国所能打出的牌并不多，也就难以撼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