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许多功绩显赫的军队将领转而从事地方党政工作，这些同志过往资历都很深，所以和平时期共事的时候，排位肯定也是有讲究的。1952年组织上与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进行了深入交谈，旨在让他着手准备工作的交接，并预告将调任他为西南局的第一副书记。这一消息让宋任穷颇感意外，他虽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但对于担任第一副书记的职务，内心却充满了谦逊与不安，认为自己恐怕难以担当此重任。
组织方面深思熟虑后，拟定的领导班子配置是：贺龙担任西南局书记，宋任穷紧随其后为第一副书记，张际春与李井泉则分别担任第二、第三副书记。然而，在宋任穷看来，张际春与李井泉两位同志，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更为出众，理应排在自己之前。
宋任穷是具备高风亮节的，基于此，他迅速找到贺龙，表达了对组织信任的感激之情，并诚恳地提出：自己担任第一副书记可能并不适宜，希望贺龙能向中央反映，将其调整为第三副书记，而由李井泉同志担纲第一副书记的重任。
贺龙听后，以和煦的笑容回应，强调三位副书记的排名是由中央慎重决定的，不是贺龙的权限。他鼓励宋任穷服从组织安排，赴任即可。然而宋任穷的情绪却变得急切起来，他提高音量，直言这不是老总“显大方”的时候，而应从西南局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更合理的配置。那么，宋任穷为何如此急切，甚至敢于如此直接地与贺龙对话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缘由。
众所周知，李井泉与贺龙长期共事，配合无间，彼此间有着极高的默契度，工作效率极高。如今，若将李井泉置于第三副书记的位置，显然有贺龙为避免嫌疑之意。新上任的贺龙书记，为了团结各方力量，自然不会将自己最熟悉的战友置于最显要的位置，而李井泉心里自然也清楚这点，相信不会介意。
但宋任穷深知，李井泉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其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都无可挑剔，且在大西南地区深耕多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第一副书记的最佳人选。因此宋任穷向贺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从工作实效出发，合理安排副书记的排名。贺龙却以排名由中央决定为由，婉拒了宋任穷的请求，让对方感到有些无奈，才说贺龙是在“显大方”。
宋任穷的急切与坚持，源自于他对工作大局的深刻理解和对同志间无私情谊的珍视。他多次尝试与贺龙沟通，希望对方能理解自己的初衷。最终贺龙才透露了更深层次的考虑：张际春虽兼任副书记，但其主要精力仍需投入西南军区的政治部工作，而李井泉则因长期主持四川省的全面工作，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故需继续倾注心力。换句话说，宋任穷将来在单位内的担子更重，所以排名高些，这是合理的。如此安排，既体现了组织的深思熟虑，也彰显了贺龙对宋任穷能力的充分信任。
事已至此，宋任穷只好不再推辞，上任开展工作了。事实证明，他在西南局的工作表现极为出色，仅两年之后，他便被调往中央，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