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1960年的酒泉,寒风格外凛冽。熊国炳望着床上瑟瑟发抖的老伴,眼睛一酸,浑浊的眼睛却流不出一点泪。

他和老伴都得了浮肿病,在这个饥寒交迫的寒冬。

熊国炳握住老伴如同枯槁般的手指,颤声道:

“阿玉,你等我,我去求县领导,求政府。”

他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走出家门,冒着冷风往县政府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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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过了多久,似乎耗尽了熊国炳所有的力气,他敲响了大门,等待着最后的希望。

县政府工作人员推开门,瞧见眼前面黄浮肿的老人蹒跚着上前,气喘吁吁道:

“同志,我本名熊国炳,曾任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

还没等熊国炳讲完,那名工作人员就打断了他的话。

“老爷爷,那样的大官现在估计都在北京享福呢!怎么可能还在这。”

“同志,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熊国炳想到重病卧床的老伴,情绪难免激动起来,可那工作人员只是挥了挥手,丢下一句“能出示证明再说吧”便将他挡在门外。

熊国炳的希望一瞬间熄灭,他渴得眼泪都流不出来,万念俱灰地回到了家。

过了几天,熊国炳的邻里前来探望,喊了几声屋内无人应答,甚至有股奇怪的味道弥漫开来。

熊国炳牵住妻子的手,双双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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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后,酒泉党史办的工作人员整理档案历史时,发现了本该牺牲在西征战役中的指挥员“熊国炳”的踪迹。

工作人员赶到熊国炳曾登记的村庄住址时,一位年纪较大的村民开了口:

“哪有他这样惨的大官啊!最后活活饿死了,连棺材钱都没有,大家伙用草席裹起来,随便找了个坑埋了。”

为何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将领在几十年里不曾与党组织联系?为何默默无闻当农民也不愿提交证明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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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以“传奇”话人生

当时川陕政权刚刚建立之时,革命斗争环境十分恶劣。

不明所以的百姓们对新建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了很大的心理抵触,初任川陕革命主席的熊国炳马上做出对策,亲自走进群众,团结百姓。

熊国炳一开始是徐向前推举的,后面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张国焘的赏识,但他面对领导的错误没有默不作声,而是与其据理力争,开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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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惨淡的时光里,熊国炳夜以继日地处理工作,亲身调查,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比如最有名的“老大夫毒害干部”大案。

这件案子其实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反动组织设计毒害了一位看诊完的老干部,诬陷给坐诊的老大夫,连同其儿子一同被判死刑。

年迈的老伴跪在政府门前声泪俱下要求重新审案,熊国炳得知后决定亲自调查案件。这一查,查出来是反动派记恨老大夫经常救治红军,这才想要栽赃陷害。

熊国炳明察秋毫,仅仅半天的时间就查明了真相,还了老大夫一家的清白。

此案一破,百姓们纷纷高呼“青天大老爷”,后来多次工农代表大会中都被高票选为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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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军撤出四川,熊国炳踏上了漫漫长征之旅,而家乡的反动势力和军阀怀恨在心,对其家人进行了惨痛的报复。

军阀残忍杀害了熊国炳的两个儿子,妻子赵氏被折磨疯癫,流浪街头活活饿死。

而他的生父生母被打成残疾,弟弟下落不明,妹妹们被驱赶离家,杳无音讯。

收到书信的熊国炳得知自己家破人亡,意志消沉,沉浸在悲痛中无以复加。

妇女团部长张庭富温柔的开解让他逐渐从阴霾中走了出来,在徐向前的撮合下,两人结为夫妻,伉俪情深。

1936年的深秋,红一、四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甘肃胜利会师。

会师之后,为了摆脱红军的困境,红四方面军迅速组建了西路军,在3月18日,部队成功突围至肃南县老虎沟,却遭到了当地马家军的阻挠。

3月20日凌晨时分,马家军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设计了一连串的陷阱,围堵弹尽粮绝的红军。熊国炳见此,立马命令营长带着部队在自己的掩护下突围出去。

营长一口回绝道:“你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肩负的责任比我大。我来掩护,你带部队突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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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不等熊国炳反应,马上扛枪冲进了战场。

熊国炳不得不带领剩下的战友紧急撤退到南边雪山里,几人艰难熬过雪灾后,又不幸遇到了一队马家军。

熊国炳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自己却被马家军俘了去。

熊国炳一口咬定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马家军的人看他一身褴褛,也没个当官样,放松了警惕,留在了当地一家农户里扣押。

那户人家心地纯善,等马家军离开后,便也放熊国炳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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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以“无名”谱余生

因为马家军的迫害,熊国炳拖着受伤的腿一路躲躲藏藏,流浪到了酒泉。

但这里也驻扎着许多马家军,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多次将被俘的红军示众处刑。

熊国炳和徐向前的人头被军阀高额悬赏,这迫使熊国炳继续东躲西藏,改姓埋名,无法回归部队。

有一次因为疏忽,进来了马家军的追捕,熊国炳连忙躲进一户人家,里面的女子瞧见他,连忙上前娇嗔道:

“你咋才回来,给你做的饭都凉了。”

马家军见此,以为是熊国炳真的是那女子晚归的丈夫,悻悻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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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名叫白玉生,是个寡妇,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来往多次,两人也互生情愫,熊国炳正式改名为张炳南,与白玉生过起了安稳日子。

而张庭富、徐向前他们都以为熊国炳在那次临泽会战中牺牲,也未曾派人寻找他的下落。

在夜里,熊国炳也曾望着悬挂高空的月色微微出神,他不是没想过离开酒泉寻找部队。

但是每当他看着妻子和孩子们熟睡的面庞,想起因自己牺牲的战友,又收回了迈出的那一脚。

直到1949年10月,酒泉解放,百姓们高兴地食箪浆壶,热烈欢迎解放军回归。

茫茫人海中,熊国炳白发苍苍,眼含热泪,他激动地想要加入他们,庆祝革命的胜利。

可想起自己早已改名换姓,几十年没与组织通过信,此时去证明身份,组织还会承认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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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疑问,熊国炳拖着盘山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家。

又是一年秋,酒泉解放的欢庆仿佛历历在目。这时政府正在寻找当年走散的战士。

熊国炳挣扎一番,还是去领了一份调查表回家,他握着笔,一笔一划地、郑重地填完了自己的信息,期待着政府的回应。

可能是填写曾任职的职务太高,也可能是党内认定了自己的牺牲。

在那之后,那份调查表好像石沉大海,没了下文。

熊国炳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那段经历,现在能好好地活着,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

1952年,国内“土改”运动如火如荼,年老的熊国炳积极地献言计策,投身其中,让大家对他称赞不已。

他们不知道的是,熊国炳当年就领导过土改,也是令徐向前刮目相看,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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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白氏因生活窘迫,曾劝过熊国炳找政府说明自己的身份,让政府救济一下。可熊国炳断言道:

“我身为西路军的主要负责人,那次惨败已有着不可推卸责任,怎么还敢去求国家救济呢?”

就这样,子女长期不回家,两位老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这就回到了我们文章的开头,心疼老伴重病缠身的熊国炳,只好前往政府申请救济,却被工作人员推辞了回来。

我们可能无从知晓,熊国炳这么多年的隐忍和无名到底是因为什么。

或许是怕受到牵连,或许是战役的惨败会被误会成叛徒,或许是不愿麻烦国家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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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以“苦难”磨心志

回忆过去,怨声载道的年代里,熊国炳本以为自己的一生会一直苦难下去。

那晚烛光摇晃。

昏暗中,母亲抱着尚且年幼的熊国炳默默哭泣,他不懂母亲为何哭泣,不懂父亲眉宇间散不去的愁绪。

直到父亲把他放上牛车,拖着他走了好远好远,来到一处陌生的村子,让他对着一对夫妇喊爹妈,他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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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母是远房亲戚,过继后对熊国炳也是视如己出,将他重新送回学堂。熊国炳读书认真,次次名列前茅,甚至能帮别人写书补贴家用。

但沉重的苛捐赋税压垮了百姓,熊国炳为了家里的生计不得不辍学,跟着养父采草药卖钱。

成年后,养父母为他举办了一场包办婚姻,他与妻子赵紫香相处和睦,还有了两个儿子。

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二年,养父采药途中不幸遇难,养母遭受不住天大的打击,随之而去。

因为熊国炳是过继的,村里的人纷纷排挤这个外人,联合村长用各种赋税逼迫熊国炳一大家子离开。

无可奈何下,熊国炳带着妻子离开了熊家坪,去岳父家乡讨生活。在太平山,他开垦荒地耕种,或是上山打猎,卖山货赚点钱补贴家里,日子也是慢慢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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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熊国炳上山打猎,踩中了别的猎户的陷阱,那毒箭深深扎入腿中。

他忍着剧痛寻找草药,凭着跟养父学到的医学知识为自己解了毒,被当地人称为“巴山勇士”。

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太平山连年无收,饥荒十分严重,熊国炳不得不再次举家搬迁回到了老家。

回到阔别许久的家乡,饶是血气方刚的汉子,也热泪盈眶,久久无言。

他一边跟着生父倒卖山货,一边打着好多份短工,补贴家用,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苦命的人生迎来了转机。

1932年,熊国炳上山打猎途中碰见了一位商人被猛虎逼到绝境,“巴山勇士”出手相救,两人结识为好友。

那名商人叫刘子才,他表面上是一位和善的客商,但真实身份是红军的地下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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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子才的介绍下,熊国炳加入红军,开始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他身为当地人,十分熟悉山里的环境,为组织提供了很多合适的撤退路线。

红军的脚步终于走到了通江,熊国炳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打土豪分田地,加快了家乡的解放,深受乡亲们的拥护,成为乡镇赤卫军队长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幼时读过的书让熊国炳的政治生涯一路坦途,很快晋升为了川陕临时委员会委员。

他如同经受风雨摧残依旧坚强挺立的翠竹,过去苦难的生活在此刻焕然一新,跟随着党迸发出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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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写到这里,心头泛起一阵酸涩。曾经保国卫民的川陕政府主席,晚年却是这般落魄。

他没有背叛组织,没有屈服,只是默默无名地当着农民,凭自己的双手安享清贫。

不曾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谋便利、图享受,自始至终闪耀着最初成为红军的光芒,属于伟大革命者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