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件神秘而又威严的物品。
它见证了无数朝代更迭，参与了无数重大军事决策，甚至成为了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它的存在，牵动着帝王将相的心弦，影响着千军万马的调遣。
它是什么？为何能在中华文明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古代兵权证·】——»
我国古代帝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阶级的皇权地位，始终把兵权牢牢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
在古代君主传达命令或征调军队需要一种信物作为凭证，这种凭证称为“兵符”。兵符由金、玉、铜、竹等材料制成，以铜铸为多。
由于古代对虎的形象十分崇拜，特别是在军事上，将铜制兵符刻成虎形，称之为虎符。最有影响的是战国时期以铜铸成的虎形兵符，故称为“虎符”。
“虎符”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采用铜制的兵符作为中央发给地方官或驻军首领的调兵凭证。《汉书》载:“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
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谴使者，至郡合符乃听之。”《后汉书·杜诗传》所说“符策合会，取为大信”。
«——【·虎符演变五千年·】——»
在我国历史上，虎符的形状、数量、刻铭以及尊卑也有很多较大的变化。战国初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成年男性将铜制的虎形装饰品系在自己的腰带上，以展示男性的威严和勇猛。
1979年内蒙古凉城毛庆沟出土了两件战国初期的铜质虎形饰牌，其一：虎饰整体略呈长方形，上有阴刻半蹲踞式虎纹。
虎张嘴，呈锯齿形，圆眼，腹、背和尾部刻阴线纹，爪作钩状。虎的口部及前后肢上部有五圆孔，用以缝缀或勾联他物。整体显现造型粗犷、文饰简练。
其二：虎饰正面为一浅浮雕伫立虎，昂首立耳，张嘴露齿，牙呈锯齿状，双眼圆睁，细腰，臀部肥硕，尾下垂。右前足抬起靠近下颌，爪作勾状。
前臂处有一圆形镂孔，背面有拱形钮。由此可见虎形装饰品在当时男性对它情有独钟。汉应劭《风俗通·祀典·桃梗苇茭画虎》:“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比喻威武勇猛之势。由于古代对虎的形象十分崇拜，逐渐将虎的形象也运用到了调兵遣将的兵符上，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
随之，虎符的形状、数量、刻铭以及尊卑也有了很多的变化。从汉朝开始至隋朝，虎符均为铜质，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
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
汉代对于虎符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虎符一般要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骑缝刻铭以右为尊。
隋朝时改为麟符。到了唐代，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废止虎符，改用黄铜做鱼形兵符，称为“鱼符”。武则天当朝后改为“龟符”，中宗年间又恢复为鱼符。
鱼符也分左右两半，中缝处刻有“合同”两字，分开后，每半边符上只有半边字，合在一起才见完整的“合同”两字，所以又称此符为“合同”。
后代签约，一式两份，中缝盖章，双方各持一份凭据，这种凭证统称为“合同”。执掌虎符当然与战事有关，唐代李嘉佑《宋州东登望题武陵驿》：梁宋人稀鸟自啼，登舻一望倍含凄。
白骨半随河水去，黄云犹傍郡城低。平陂战地花空落，旧苑春田草未齐。明主频移虎符守，几时行县向黔黎。
南宋时期恢复使用虎符。据《宋史》载：宋代造铜兵符，给诸路总管主将，每发兵三百人或将帅以上即用。
神宗熙宁五年，诏西作坊铸造诸铜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给左契付诸门，右契付大内钥匙库。今后诸门轮差人员，依时转铜契入，赴库勘同。
当时神宗以京城门禁不严，素无符契，命枢密院约旧制，更造铜契，中刻鱼形，以门名识之，分左右给纳，以戒不虞，而启闭之法密于旧矣。
高宗建炎三年，改铸虎符，枢密院主之。其制以铜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刻篆而中分之，以左契给诸路，右契藏之。
元朝则用虎头牌，后世演变为铜牌。虎符的背面刻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存于朝廷，左半发给统兵将帅或地方长官，并且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调兵谴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方能出兵，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将军叛乱的机会。
«——【·虎符实物话典故·】——»
现存最早的虎符是1973年陕西西安山门北沉村战国秦墓出土秦惠文君时期的“杜虎符”，称为秦代错金“杜”字锏虎符。
秦杜虎符的出土于北沈家桥村1.3公里处的杜城村，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虎符高4.4厘米，长9.5厘米，厚0.7厘米，作昂首疾奔状，象征军威和进军神速。
尾端卷曲，背面有凹槽，颈有一穿孔。身上有错金铭文九行四十字:“兵甲之符，又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
意思是说右半符存君王之处，左半符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会合，才能行军令。
但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点燃烽火，不必会君王的右符。该枚虎符是战国时期秦国杜县军事首领所有，印证了秦国在少陵原西周杜伯国封地(今西安市东南)设杜县的历史。
山东临城出土的秦“阳陵虎符”，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伏虎形，昂首前视，长尾曲翘，四足向前平伸。
虎背左右各有错金篆书铭文“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两行十二字，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发给驻守阳陵将领的兵符。
新虎符，现为法国巴黎陈氏所收藏。由此可见，以上这三个虎符的铭文大致相同，有一点不同令人注意。
新虎符，铭文称“右在王”，秦“杜虎符”右在君；而秦阳陵虎符则称“右在皇帝”，这说明这三个虎符出于秦代的三个不同时期。
秦国的国君先是称王，新虎符是在秦初制作，秦国只有惠文君一人称君，所以，杜虎符是在惠文君在位时制作的，自秦始皇开始称皇帝，故阳陵虎符是秦始皇以后制作的。
战国玉虎符，现藏济南市博物馆。长11.8厘米、宽4厘米、厚0.4厘米，重43克。器物作薄扁平卧虎状，两面均浅刻虎纹，耳目嘴鼻纹饰清晰流畅，虎四肢屈卧，尾巴上翘，尾部一扁圆穿。
其中一面刻四字篆书铭文:“南郡左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是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长7.9厘米，高2.5厘米，虎作伏状，平头，翘尾，左右颈肋间，各镌篆书两行，文字相同，曰“与堂阳侯为虎符第一”。
1989年在陕西咸阳秦都区沣西乡李家村出土了一合完整的汉代铜质虎符，虎符长5.8厘米，错银、篆书，脊文8字:“与齐郡太守为虎符。”每当谈及“虎符”，人们自然想起成语典故“窃符救赵”。
“窃符救赵”成语典故见于《史记·魏公子列传》，《东周列国志》中也有记载。故事讲述:公元前257年，秦昭王在长平打破赵军后，又进兵围攻赵都邯郸，企图一举灭掉赵国。
赵国就在毛遂自荐、联楚抗秦的同时，也火速派人向魏国求救。魏国国王很是惧怕秦国，只命大将晋鄙带领30万大军驻守在魏、赵的边境邺(今河北临漳县)观望不前。
魏王的弟弟信陵君与赵国的平原君是好友，其姐姐又是平原君的夫人，眼看邯郸危急，魏王又不发兵救援，心急如焚。多次说服魏王发兵救赵，魏王就是不肯。
信陵君无奈，只好带着自己的门客一千多人，赴邯郸抗秦。信陵君领兵走到魏国国都大梁的城东门时，碰见好友侯赢。侯赢说:“我老了，不能与公子同行，请公子保重！”
信陵君走出十几里地之后，觉得有些不对劲:“以往我对侯赢不薄，为什么我要走了，他竟无一言半词送我？”
遂返回问计于侯赢。侯赢说:“魏王的宠妾如姬曾寻人为其父报仇，三年不能得，是公子为他报了父仇，她一直想报答公子的恩情，苦于无机会。如果公子求如姬从魏王身上窃取兵符，岂不强于公子与秦军死拼。”
信陵君依计而行，果然如姬深明大义，不顾个人安危，乘魏王熟睡之机窃取了兵符。
信陵君手持兵符，带领一支人马直奔魏军驻地。合符后，要晋鄙交出兵权。晋鄙怀疑其中有假，说:“这等军事大事，待我奏明大王后再办不迟。”
信陵君无奈，只好命人杀掉了晋鄙，夺得了兵权后火速向邯郸而来。恰在这时，楚国的春申君也带救兵赶到，加上赵国组织的敢死队，三支军队奋力抗秦，秦军节节败退，邯郸化险为夷。
赵王与平原君带着酒肉，到魏营犒赏三军，答谢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义举。“窃符救赵”成语，比喻不正面交兵，运用手段和计谋而达到目的。唐·柳宗元《古东门行》诗:“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扶袂真无辜。”
«——【·虎符入诗入戏文·】——»
在古代诗人、剧作家创作的作品里，对“虎符”就有许多比较详细的描述和记载。唐罗隐《送王使君赴苏台》诗中写道:“东南一望可长吁，犹忆王孙领虎符。”
清吴伟业《即事》诗之七中写道:“主持朝论垂鱼袋，料理军书下虎符。”元代李直夫所作的杂剧剧本《便宜行事虎头牌》，写金代元帅山寿马掌有虎符金牌，叔父违犯军令，依法予以惩处。
明代张凤翼的传奇剧本《窃符记》，写战国时期秦兵攻打赵国，赵向魏国求救，魏国虽然出兵，但观望不前。
魏公子信陵君主救赵，魏王宠妃如姬曾受信陵君恩，乃窃得兵符，使信陵君得以指挥魏兵大破秦军。
张凤翼的另一传奇剧本《虎符记》，写明初陈友谅攻破太平城，擒获朱元璋部将花云，花妻郜氏逃亡，花妾孙氏携幼子花炜经历艰险，安抵南京，持花云兵败时所授虎符见朱元璋，受到朱元璋褒扬。
还有上世纪50年代四川省川剧院创作改编演出了历史剧《窃符救赵》、《卧虎令》。
1942年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以“窃符救赵”典故创作改编的大型话剧《虎符》，剧中突出描写了如姬这个人物，歌颂了她为了大局不顾自身的牺牲。
1957年2月18日郭沫若及院领导陪同周恩来总理观看《虎符》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高兴地上台接见导演、演职员并合影。后来豫剧也将《虎符》改为戏曲剧本搬上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