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家坡》剧照（李麟童饰薛平贵）
“查无实据”的历史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兢兢业业工作，全身心地扑在文艺事业上。我还积极要求进步，不仅在1949年就加入了青年团，而且在1950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我还在剧团担任领导职务，而且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1951年，我被选为沈阳市沈河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但是只当了一届，第二届即被取消了资格。当时包括赵平在内的两届院长都称我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吸收我参加党内生活会，但入党却迟迟没有得到批准。为此我也曾多次向党组织征求意见，询问我还存在哪些方面问题，今后一定努力改正。得到的回答从来都是“你没什么问题了，很快就会解决”。可是申请入党却一直没有结果。
1964年6月，文化部在北京举行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我被选为沈阳京剧院进京观摩的唯一代表，在京观摩了近一个月的现代戏汇演。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沈阳市文化局通知，要求我立即返回沈阳，接受重要任务，在京观摩汇演事宜由秦友梅来京接替。于是我便按照要求买了当天回沈阳的车票，等回到沈阳来到剧院时，却没听说有什么重要任务。当时我又想到可能是老母有病，结果回家见到老人也很健康。既然组织和家庭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为什么要发电报急调我回沈阳呢？无人向我解释说明，自己也是满腹狐疑。可就在我回到沈阳的第二天，报纸上报道毛主席昨天接见部分全国现代戏观摩代表的消息，可见我是被有意取消这次毛主席接见的机会，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自己始终没有想明白，组织上也从没同我谈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院政治处把我列为运动重点，向“造反派”透露了我的档案。“造反派”随即把我定为“漏网右派”，继而又贴出很多大字报，说我是“走资派”、“反动艺术权威”，并揭发我是“特嫌”，系长期潜伏在人民剧团内部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而且还是“东北特别行动小组长”。
把我定为“漏网右派”，真是说来话长。1957年，我在沈阳市京剧团任业务副团长，当时曲瑞琦是剧团的团长，唐韵笙先生是名誉团长。唐韵笙先生在1957年6月8日的《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演员自由结合组织剧团》的署名文章，提出了关于剧团体制改革的六条意见。这篇文章由曲瑞琦起草，主要观点是：以唐派艺术为中心，演员自由结合，准许自由离团，实行死份活劈、基金分益的工资改革办法；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去掉国营名义；民主选举艺委会、团长；精减行政人员，由一脱产党支部书记领导，负责党员、团员学习等等。文章发表后，沈阳市京剧团经沈阳市文化局批准，也确实按照以上的部分思想对剧团做了适当的调整，唐先生与黄云鹏、赵世璞、王玉海及我结成自由组合的小组经常演出，以“分红”工薪制为原则进行按劳分配，唐先生的《十二真人斗太子》《三霄怒摆黄河阵》《梁山好汉除奸记》《精忠报国》等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恢复排演的，由于上座很好，一时间演员们的情绪很高。但“反右”到来后，唐先生的这篇文章便成为众矢之的。按比例当时沈阳市京剧团的右派份额只有一个，从实际情况看，首当其冲应该把唐先生定为右派，但考虑到唐先生在京剧界的威望和地位，要加以保护，同时因为这篇文章是由团长曲瑞琦起草，所以剧团便把曲瑞琦团长打成了右派（当时同在沈阳的辽宁省京剧团共有三个右派名额，正常是要落在秦友梅、尹月樵和徐菊华三位主演和领导身上的，但考虑到他们的影响，把这三个右派名额转移到丁仞、关大有和王亚东的身上，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让人啼笑皆非，但在当时确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曲瑞琦同志本来是很有前途的考古专业的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前曾参与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后来又被释放。不料“zhen反”时，曲瑞琦因为这件事被“揪”了出来，原因是他被捕后又获释放究竟是因为查无实据，还是因为出卖了组织，一直没有查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曲瑞琦同志无法找到当时的证人，所以才被调离本来的工作岗位，来到与自己专业“八不挨”的京剧团担任团长。尽管曲瑞琦同志对待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但他却惦记着自己的专业，并不愿意“囚”在京剧团当团长。所以在他起草的六条剧团改革意见中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渴望剧团改革后能由唐韵笙先生负责业务，党组负责学习，这样他在剧团也就成了“赋闲”的团长。既然剧团用不着他，借此机会他也可以到博物馆或考古所去干他的老本行。可是没承想，他非但没能回到本职岗位去干老本行，却因为在京剧团起草这篇文章被打成了右派。而我当时不仅积极参与演出，还担任业务副团长的要职，反右期间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反右”过后又来了“反右倾”，先前自由结合的“唐（韵笙）、黄（云鹏）、李(麟童)、赵（世璞）、王（玉海）”被定为“右倾宗派集团”，我又是重点斗争对象。因此，在“文革”那个上纲上线的年代把我定为“漏网右派”，也算得上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但是让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我这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小演员怎么会同“国民党军统特务”以及“东北特别行动小组长”扯上关系？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仅因为我在解放前随师父参加了两个月的国民党七十一军九十一师海峰剧团，那么当时因为生计所迫参加国民党剧团的京剧演员中比我名望大、工薪高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唯独把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定为“军统特务”呢？
在被重点专政期间，我先被定为“要犯”住进了牛堋。这个时候我很想不通，也动过轻生的念头，并且想到爬大烟囱、上吊、触电三种不同的自杀方式，但均未得实现。就在这时，省文化局局长王丕一以及徐菊华等人先后不堪迫害和折磨选择了自杀。当我想到他们背负着“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妻子儿女以后也将以反革命家属身份面对悲惨生活，觉得他们走这条路是不明智的。另外我还有老母，自己还未尽孝。最终我横下一条心：不死了！看“造反派”能把我怎么样？就这样，我坚定地活了下来。专政期间，调查、交代、批斗事件多如牛毛，数都数不清。但有一次我记忆犹新，并且至今想起仍忍俊不禁。在“文革”初期，“造反派”抓住唐韵笙先生说过的一句“牛蹄子两瓣”的话，责问我为什么主动找唐韵笙“拉帮结伙”。这件事情发生在反右前，由曲瑞琦起草、唐韵笙署名的那篇《演员自由结合组织剧团》文章发表后，沈阳市京剧团自由结合演出小组前，唐先生带着黄云鹏、王玉海等人组成一个小队去黑龙江演出。这时曲瑞琦对我说，你们闲在家里也不是个事，既然唐先生去了黑龙江，你们也组成个第二小队去吉林吧！于是我带着赵世璞、尚云亭、黄玲玉等人组成第二小队到吉林四平去演出。不想唐先生回来发现我把一部分演员拉了出去，误会我在他提出剧团改革这个当口儿把演员拉出去是拆他主张自由结合的台。当我在四平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忐忑不安，于是我特别派赵世璞回沈阳了解情况，他当天晚上就急忙又从沈阳赶回四平。在演完《探阴山》后，赵世璞向我汇报：“老将儿对你不满意，说你这是‘牛蹄子——两瓣＇。”世璞口中的“老将儿”指的是唐先生，解放前唐先生在上海演出时很受欢迎，上海观众都亲切地称他为“唐老将儿”；而称周信芳为“麒老牌”。所谓“牛蹄子两瓣”是指我拆了唐先生演出小组的台，同他搞分裂。我听后感觉问题严重，唐先生对我可能有些误解，所以匆匆请假坐火车回到沈阳。清晨，我先去见了沈阳市文化局王化南局长，向他请示此事。王局长说，剧团改革是上海率先提出来的，《文汇报》发表过《国家把剧团包下来的做法行不通》一文，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唐先生针对国家剧团的弊病提出的改革意见，文化局没有理由反对。于是，我又马上来到唐先生的家中。在听了我带小队只是“临时行为”，且又是团长曲瑞琦的安排后，唐先生表示理解，并嗔怪赵世璞小题大做、惹是生非。一场小小的误会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在“文革”初期此事却变成了我主动去找唐先生“拉帮结伙”，并由此调查唐先生所说的“牛蹄子两瓣”最先是对谁说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四平，是听了赵世璞说“牛蹄子两瓣”的话后，才专程回沈阳向唐先生解释此事的，所以不存在我主动去找唐先生“拉帮结伙”，更谈不到有什么坏的动机。当我如实交代后，“造反派”却极为不满，说我态度不好，并且为此还专门询问了同时接受审查的赵世璞和唐韵笙乃至黄云鹏。先问赵世璞，他不记得此事了，于是推诿说“这话是李麟童对我说的”；再问唐先生，他也说不记得了，但听了赵世璞那么说，也就跟着说“是我对李麟童先说的”；问到黄云鹏，本来就不了解情况的黄云鹏见他们师徒俩都这么说，也就跟着“众口一词”，说是唐先生最早对我说的。这样“造反派”对我就越发不满，认为我在“铁证”面前还抵赖。于是找来唐先生和赵世璞和我对质。尽管如此，我问心无愧，坚决否认是唐先生先对我说的。最终，“造反派”找到财会，当时京剧院的会计杨若愚同志，翻出了1957年沈阳市京剧团的旧账，从中找到了当年车票的报销凭证，终于发现赵世璞签字报销车票上的日期在我去唐先生家之前。为此，唐先生和赵世璞还受到了“造反派”的严厉批评，这样我才得以“过关”。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又成了重点。因为我“认罪态度不好”，决定对我加重处罚。在一次已经内定“打一个、放一个”的批斗会上，编剧杨逸民成为“放一个”的对象，批斗会后立即释放回家；而我成为“打一个”的对象，批斗会后立即发往辉山“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每人每天都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我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随干校去盘锦劳动，天不亮就要出发，干一上午的活儿，中午送的饭都是玉米饼子、海带卷，我一顿吃四个，在收工回去的路上再吃一个。那时候我的体会是，吃好吃坏就是喉咙感受上的那么一点区别，都无所谓了，也没什么欲望和幻想。从工种上看，我先后做过修路、修桥、打石头、打井、养猪、养鸭、造酒、种大田、种水田、种菜、做泥瓦匠、做炊事员，各种活都干遍了。这种劳动改造的生活直到1972年10月，我被突然调回沈阳市样板戏学习班才结束。
在此期间，我的六个子女三个下乡，由于受到我劳动改造身份的影响，两个儿子都分配在最苦、最脏、最累的岗位。尤其是大女儿，在学校时学习好，文艺、体育也好，是尖子生，她背着“黑五类”子女的身份，下乡到铁岭，在农村待了整整七年。因她很要强，吃苦耐劳，在生产队表现积极突出，被选为妇女队长。有一次，公社要选送她去大学读书，需要我所在的干校出一个家庭情况的证明，得到的答复却是：“你爸爸的问题是敌我矛盾，还是内部矛盾，现在还没有定，所以什么手续也不能给你出。”结果女儿哭着离开了干校，她越想越痛苦，觉得没有出路，走到十佛寺纵身跳入了辽河。她虽然以死抗议，但无力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如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她活下来了，还是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文革”结束落实政策以后，我才辗转了解到一些情况。原来早在1950年底zhen压反革命运动时，京剧团里有人写了检举信，揭发我与逃离大陆的国民党“特务”暗自通信，秘密来往。这在“zhen反”年代，自然是一条通天大罪，所以从zhen反时期我就被监督控制使用，而且还在沈阳市公安局二处“挂了号”，只是当时我对此全然不知，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掌握了这些信息，才正式把我“揪”出来，并“封”为“军统特务”、“东北特别行动小组长”。
我这样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小演员又是怎么和国民党军需校官扯上了关系呢？1948年，我师父的养女、我的师妹在茶社清唱的时候，结识了国民党军需校官马玉明，后来他们便生活在一起。沈阳解放，马玉明逃往关里，曾先后在江苏南京、安徽蚌埠等地给师父和师妹来过信，无非就是介绍他的情况和询问师妹的近况。因师父只能看信却不能写字，所以每次师父都叫我替他写回信报报平安，并由我把信寄出。马玉明最后从香港来过一次信，以后便再无音信。因为师父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大舞台剧团曾担任过演出科科长，负责后台的号人头、派活儿，加上他脾气有些暴躁，自然就得罪过一些演员，所以在“zhen反”时期，剧团的人便据此向领导捕风捉影地检举师父和我sitong国民党军需校官。殊不知，我仅是一个代写书信的局外人，且不要说涉及军事jimi，就是马玉明和师妹的事我也没有掺和、搅和过。
事实上，这些事情我在“zhen反”时期已主动向组织写出了全部过程因为我当时已是青年团员和沈阳市京剧团的教育科科长，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但以后却并无一人找我谈此问题。就是在“文革”中，“专案组”对我的问询，也只是一再让我“主动交代”，却又始终没有说出让我“主动交代”什么具体问题。因我之前已经“交代”了多次，故而我也不知道还需要交代什么。但由此可见，当时的“专案组”也并未掌握我系“特嫌”的真凭实据。后来听说，“专案组”为了查明我的“特嫌”身份还专门远赴香港进行外调，但终因马玉明生死不知、下落不明而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既然找不到马玉明，就无法确定马玉明究竟只是个国民党军需校官，还是个隐藏的“军统特务”。而确定不了他的身份，我这个“军统特务”的身份自然也就无法认定。就这样，从“zhen反”到“文ge”前，我始终被监督使用。等到了“文ge”，索性把我打进了牛棚，继而发往干校。由此联想到1964年在京观摩全国现代戏汇演时，maozhuxi接见代表前，我被撤换回来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不能把一个疑似特务的“问题”演员安排在maozhuxi接见的行列中。最终在“文ge”结束落实政策的时候，组织上对我上述所谓“历史间题”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但仅是为了替师父、师妹给马玉明写回信，却前前后后折腾我二十多年。
来源：早安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