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麟囊》是中国戏曲的传统剧目，自京剧大师程砚秋排演后,成为程派的代表作。故事讲的是：清代登州富商之女薛湘灵，许配表兄周庭训。出阁之日，除却丰饶妆奁之外，其母又特赠一个装满珠宝的锁麟囊，轿行中途，突遇风雨，赶至路旁春秋亭暂避。转瞬又来一顶花轿，十分简陋寒酸，刚刚停下，便闻轿中传出哭泣之声，薛湘灵让侍女询问，得知新娘名唤赵守贞，母亲早亡，全靠父亲抚养成人，如今远嫁，花轿寒酸，没有嫁妆，而且家中只留老父一人，想起老父孤贫无人奉养，所以悲哀难禁。薛湘灵得知情况后，善心大发，遂以锁麟囊相赠，并不许家人告之姓名。少时雨过天晴，两轿分道而去。
▲福建福州，京剧《锁麟囊》精彩上演。（图片来自中新社）
六年之后，登州突发大水，乡人四散逃生，周庭训一家在逃难中也失散，薛湘灵辗转流落到了莱州地界，到当地富户卢家当保姆。薛湘灵到了卢家后，一日，湘灵陪伴卢家之子天麟在后园嬉戏，天麟将球抛入园角小楼之中，湘灵登楼寻球，看见楼中高悬的绣囊，认出正是当年出阁时在春秋亭所赠贫女之锁麟囊，不禁睹物伤情，痛哭失声。天麟见状，急告其母，原来其母便是赵守贞。结婚之后，因得锁麟囊中珠宝，作本经营商贸，遂致家室殷富，他们时刻感念赠囊之人，但不知乡里姓名，就在后园特筑小楼，悬囊其中，以志永不忘恩。赵守贞闻听儿子说后，急唤薛湘灵询问，真情大白，立刻为她更衣换装，待以上宾，并结为姐妹。
无独有偶，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大陆，大仲马创作的《基督山伯爵》也有同样的情节。
法老号货船的代理船长爱德蒙·邓蒂斯，被船上的会计员邓格拉斯和同样爱慕他女友的弗南两个人设计陷害。负责审理此案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发现此事与自己父亲有牵连，遂将邓蒂斯关进孤岛上的死牢。
邓蒂斯在牢里度过了14年暗无天日的岁月，后来他逃出了地牢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财富。他重回社会后，先报恩，后复仇。
邓蒂斯被捕后，他的老船主，善良的摩莱尔先生不断地打听消息，进行营救，可是毫无结果。他经常去看望孤独无助的邓蒂斯的老父亲和未婚妻，一天在看望完他父亲后，把一个装满钱的钱袋留在了老人的壁炉上。邓蒂斯出狱后，得知了这一情况，他回到老房子，发现那个钱袋仍然静静地放在壁炉上，他悄悄收藏起来。
此时的老船主摩莱尔已处于濒临破产的地步，就在他要举枪自杀的时候，一位无名客送来了那个装满钱财的钱袋和一艘崭新的法老号帆船，使摩莱尔得以重振家业，并变得富有。他们不知道救他的人是谁，只把那个钱袋用水晶罩子罩着供奉起来，以不忘救命之恩。
两个情节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并且产生在同一时代。《锁麟囊》是根据《剧说》中的一则故事创作出来的，《剧说》是一部纂辑汉、唐以来一百五十余家论曲、论剧的杂录集。《剧说》著者焦循是清朝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0年，而《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生于1802年，他创作的《基督山伯爵》于1844年8月28日开始在法国《辩论报》上连载。
这里肯定不存在谁模仿谁，谁抄袭谁，为什么会出现相同的情节呢？这要从文学的本质说起。
文学是什么呢？作家和学者们一致认为，真正的文学是描写人生，描写人性的。“文学即人学”，无论时代社会如何变迁，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不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人性始终都是相通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对人生有不一样的领悟。这就是文学的共性。
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扬善扼恶一直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描写主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中也总是提倡善良和报恩，中国的儒家教育如此，西方的文明教育也是如此。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说过，斯坦福在每年招生时，最看重的品德就是善意和对他人的关心，因为这些能力决定了孩子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以及世界公民的成功。
曾有一位作者说过：“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因此也是文学之世界性的根本。这种被称作“人的文学”的世界文学中，“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俄国有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德国有尼采笔下的超人；中国有《锁麟囊》，法国有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的邓蒂斯报恩；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
文学的真善美是作家进行创作的价值追求。所以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时间，都会出现相似的情节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是千百年前不同地域的作品依旧能够打动现代人的最根本的原因。（完）
作者/陈寿昌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