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5日，在最新一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队客场以0:7惨败日本队。
赛前，双方的首发阵容身价相差30倍，没有多少人对比赛的胜负抱有希望，但这个悬殊的比分，仍然击穿了全社会的预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足球是为数不多的受到高层重视，在民间有很大关注度，发展却每况愈下的项目。
而作为邻国的日本，足球水平却在稳步上升，和中国足球的差距越来越大，和两国国力的走向全然相反。
日本足球的发展历程，需要追溯到一百五十年前。
1853年7月，江户不远处的浦贺港出现了一批“黑船”。
在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率领下，东印度舰队以武力威慑，让德川幕府在开港通商的国书上签了字。
随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内忧外患下，一批改革志士发起了倒幕运动。
1867年，在维新志士的拥立下，皇子睦仁即为，一年后改元“明治”，正式拉起了维新变法的帷幕。
西方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日本，他们给近代日本带来了现代科学、军事技术、人文艺术——以及现代体育。来自英国的高尔夫、美国的篮球，甚至北欧大陆的滑雪，都在明治日本杂居生长。
当然，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现代足球。
1873年，英国海军少校阿切尔博.卢修斯.道格拉斯率顾问团访日，替日本培训海军。
对以海权立国的英国来说，皇家海军在扩张的同时，也在传递日不落帝国的文明。随着皇军海军入驻日本，英国发明的各项现代体育运动也传了进来。
在抵达明治政府建立的“海军兵学寮”后，道格拉斯发现日本海军体力不足，于是，他就效仿英国海军学院举行运动会，设立了18种针对日本学员体力专门设置的竞赛项目。
一年后，道格拉斯因病回国，但这些体育项目却就此在日本海军中留了下来。
道格拉斯走后，苏格兰亨利·戴尔又在日本潜心10年，把体育的从日本军队辐射到了日本教育。
在戴尔的推动下，到了明治十一年，日本工部大学有了正式的体育学科，包括田径、游泳、赛艇等12项正式科目，还有包括足球在内的14项娱乐科目。
但由英国人主导的官方推动只是一股催化剂。
1888年，日本横滨举行了首届“两港足球对抗赛”。东道主横滨的对手是神户，后者以2:1取得了日本史上首场正式足球赛的胜利。此后，两地每年都轮流举办一届足球赛。
值得注意的是，对抗赛的参赛者都是外国人。
早在1858年，德川幕府与美、英、法、饿、荷五国分别签订了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日本多地被开放建立起外国人居留地。
侨居在日的洋人们纷纷选择用体育竞技来排遣寂寞、交流情感。但发生在横滨的足球赛让日本人充满好奇：一项娱乐游戏而已，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地搞跨地域比赛吗？
他们开始主动了解这些外国人在干嘛，甚至会去场外替他们加油鼓劲。而随着明治政府对体育的重视，终于，日本学生们再也不愿袖手旁观，他们跃跃欲试，要与这些来自足球老家的洋人较量一番。
随后，洋人满足了日本人那天真的渴望。
由横滨、神户那里的外国人组成的YC&AC开始与日本高校逐一进行比赛。
1901年，洋人以41:5的超大优势在橄榄球上赢了日本庆应义塾。
1904年，洋人又以9:1的大比分领先，在足球上赢了被称为“日本足球之根”的东京高师。
岛国的民族尊严被洋人们碾在脚底下摩擦。不服气的东京高师又在第二年再次发起了挑战。
这次，东京高师上半场就被打了个0:5，下半场艰难踢了个1:1，最终以1:6的总比分落败。
又一年，东京高师又来了。这次踢了个0:1。
三连败的战绩并没有消磨小日子的斗志，还没等一年，他们就向YC&AC发起了第四次挑战，然后，东京高师就迎来了——四连败。
这次失利让东京高师彻底接受了现实：
国家是不可能一蹴而就赶上欧美列强的，足球亦然。
接着，东京高师开始了一整年的隐忍之路。他们不再继续向洋人挑战，而是转而与其他高校展开校际对抗赛，在磨练自己的球技同时，顺势把足球也推广到其他高校。
那一年底，东京高师以大比分赢了国内多所高校。随着比赛经验的积累，1908年2月9日，东京高师第五次向洋人发起了挑战。
那天的上半场与往前几次比赛并无不同，东京高师很快就丢了一球。但接下来的事开始让对手刮目相看：到了下半场，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东京高师以2:1逆转战局，第一次赢了洋人。
那是明治后期，在维新多年后，日本已摆脱了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束缚，甚至发起了对外战争。
在东京高师首次向YC&AC发起挑战时，正是日俄战争开战四天前。
与欧美人的足球之战早就超出了比赛的意义——在与列强开战之际，如果能在足球场上同样胜出，就能证明日本人并不比欧美人差。
这是东京高师所有队员能为国家做的一切，也是那个叫明治的日本时代最令人感到钦佩与恐惧的地方：
对明治日本来说，体育是富国强兵的一部分。即便从英国传来的足球同样是一种文化殖民的手段，但明治日本却借足球表达出自己的野心：
要用欧美人的游戏，来证明自己也能成为世界牌桌上的玩家。
这个野心，也引发了所有国民的共鸣。
在明治的最后十年，国民开始把足球当成一种实践为国奉献这一理想的手段，各类学校里，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要么光脚，要么穿戴整齐，在操场上围着足球争抢、吆喝，他们脸上稚气未脱，他们眼中流露着足球带来的快乐，同时，也藏不住那份尽力捍卫母校荣誉的雄心壮志。
因为他们的孩子知道为什么踢球——为学校，为人生，甚至为祖国。
明治末年，日本体育初步完成现代化。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日本体育协会成立，政府开始主导体育。
在官方的扶持下，国内开始举办各类体育赛事，甚至参与进国际赛事。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驾崩，大正继位。
大正时代有着自己的使命：
在有了明治维新的底子后，开始崛起的日本渴望在各方面都与列国同场竞技。而近代体育作为国家工业化、文明化发达程度的标志，也成了日本在国际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途径。
1912年，大正元年，日本首次参加第五届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
到了第二年，又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首届远东运动会。
1913年首届远东运动会 中国队夺冠
但对远东运动会，日本态度冷淡，仅派出一支大学棒球队跟两名田径选手参赛。
1915年5月，上海举办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日本同样没什么兴趣。
在日本体协主席看来，日本是唯一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的远东国家，肩负着黄种人与白种人竞技的使命。
两年后，轮到日本举办远东运动会了，彼时正值一战，日本一心向往的奥运会就此中断八年，加上日本官方认为，如果连菲律宾跟中国都能办好，那自视东亚大国的日本要办不好会沦为笑话。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东亚主导地位，东道主日本开始积极投入远东运动会。而1917年的东京芝浦远东运动会，也成为日本举办国际赛事的开始。
但足球却给了妄自托大的日本致命一击。
自大正之初，足球便在学校体育体制中占据了正式地位。下自小学，上至中高等学校，各类学生大赛层出不穷。对于当时的日本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假想敌从来就不是什么中国、菲律宾这类远东国家，而是西方列强。他们在国内频繁地找外国俱乐部比赛，整个大正时代，与日本人的比赛一度成为了这些外国俱乐部的一项常规安排。
然而，就在自己首次承办的国际赛场上，身为东道主的日本足球队首战0:5不敌中国，次战又以2:15的悬殊比分输给了菲律宾。
国际赛事初登场的结局令无数日本足球界人士难以下咽，日本人在中国和菲律宾身上看到了自身对海外事物的无知和实力的巨大落差。自那以后，参赛者中的不少人从此踏上了终生致力足球的道路。
但意外的是，这次惨败拉开了大正足球热潮的大幕，不仅诞生了多项足球赛事，也再一次激起了国民对足球的热情——他们势要在赛场上证明国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1921年，新一届远东运动会来临。
这次的承办方又是上海。首次出海作战的日本球员初到上海就遇上了难题：上海的赛场都是草地球场，但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一块像样的草场，球员从未有过草场踢球的经验。
为此，足球队连夜上街买适合草地踢球的球鞋，因为时间太晚，很多人的球鞋甚至都不合脚。
1921年5月30日，首次出海的日本人穿着并不合脚的新鞋跟菲律宾人较量，毫无悬念地以1:3落败；第二天，与中国对较量，又以0:3完败。
这个结局似乎早在预料之中。在出征上海前，日本足球老人未卜先知地说道：
“现在虽然还不是菲律宾和中国的对手，但日本足球无论如何都不能总像现在这般幼稚。希望诸君首先做到学习尔等长处归国，引导后辈大步向前。这才是诸君的使命。”
日本足球的第一次远征海外也的确收获了一些经验：头球、抢断的方法、坦克战术。这些都是在上海学到的新东西。
到了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这是日本足协成立后的首次国际赛事，日本足球界压力巨大。但这份压力却并未带来奇迹。
1月23日，东道主日本迎战菲律宾，开赛仅五分钟，日本率先进球——这是日本足球在国际A级赛事上的首粒进球，但很快，日本队就因体力不支被对手反超，以1:2告负菲律宾。
接着迎战中国队，又以1:5大比分输球。
自1917年东京芝浦远东运动会以来，大正日本先后四次征战远东运动会，却在与菲律宾跟中国的比赛中未胜一场。
1926年，大正天皇因疾而终。25岁的皇太子裕仁继位，改元“昭和”。
从大正到昭和的头15年，日本自明治以来一点一滴积累的国力与日益膨胀的野心同样呈现在了足球上。
对彼时雄心壮志的日本来说，那简直是一段屡败屡战、越挫越勇的激昂踢球的岁月。
1927年，日本足协经过两轮选拔，组成一支由大学生组成的国家队，于8月21日自东京出发，23日乘船自神户离港，25日抵达上海，参加新一届远东运动会。
这些球员们的目的明确——打破日本在远东运动会上连续十年无胜绩的局面。
两天后，首场比赛开踢。仅上半场，东道主中国队就以3:1领先，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最终5:1取胜，日本队再次落败。
随后对战另一宿敌菲律宾。在0:1落后的情况下，日本队下半场逆转局势，最终2:1反超菲律宾。
这是日本足球在国际赛事上赢得的首胜。赛后足协官员对球员鞠躬感谢，并说道：
“虽然对中国仍然胜机难寻，但对菲律宾却一雪宿怨。期待代表们卷土重来，不知疲倦地精进奋斗。”
随后，日本国内足球开始盛行。到了昭和四年，也就是1929年，加盟足协的球队达到了302支，是1921年足协创立之初的六倍。
野心勃勃的昭和日本也不再纠结远东的菲律宾与中国，而是主动去了解欧美足坛，并正式加盟了国际足联。
1930年，远东运动会重回东京举办。
首场对战菲律宾，日本以7:2大胜。其中日本球员若林独中三元，成为在国际比赛中第一位完成“帽子戏法”的日本球员。
随后，菲律宾又在跟中国的对决中以0:5惨败出局，冠军之争就到了中日两队。
1930年5月29日，远东运动会足球冠军争夺战，也是中日冠军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哨响后，中国队首先开球，23分钟，日本队率先进球。第38分钟，中国队禁区抽射进球，双方以1:1战平结束了上半场。
到了下半场，战事更酣。
第12分钟，日本队进球，3分钟后，中国队就利用日本门将失误，扳平比分。
15分钟后，日本队再度进球，随后，在两名球员的配合下，中国队再一次将比分扳平。
3:3。这是那场比赛的结局。
中日两队留下了远东运动会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平局”，日本也终于拿到了自踏足远东赛场11年来的首个足球冠军。
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彼时已是“九·一八”后，在足球领域，最大的纷争已经聚焦到“伪满洲国”。
日本右翼极力让伪满洲国参与，造成“伪满洲国是主权国家”的假象，在各国的反对下，伪满洲国未被纳入参赛国名单。这让日本右翼组织开始抵制远东大赛，甚至阻扰自家的日本球队参赛。
在政治闹剧下，好不容易上场的日本队不出意外地折戟赛场，还直接终结了远东运动会这一赛事。
此后，野心不止的昭和日本又把目光盯上了奥运会。
1935年，国际奥委会确定东京、罗马与芬兰的赫尔辛基为三个最终候选城市。凭借跟墨索里尼的私交，日本成功说服罗马主动退出竞选。
1936年，东京以36票击败赫尔辛基，获得第12届夏季奥运会主办权。
消息传回国后，日本足球界把如何以东道主身份备战奥运会当成了第一要务。但就在球员们集训期间，却又传来了中止奥运会的消息。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对日后因侵略承受核打击的日本本土和日本足球来说，这都是一场咎由自取的灾难。
因战事紧张，岛内物资短缺，军部对是否派遣选手参赛持有争议。
一年后，陆军大臣杉山元建议中止奥运会。随后，因提出奥运圣火进入伪满洲国传递，世界各国对此提出抵制，失去主办权的芬兰也顺势向奥组委提出中止东京奥运会。
1938年6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内阁议会中制定物资管制计划，并将中止奥运会写进了计划书中。
1个月后，日本内阁向奥组委交还主办权，1940年东京奥运会就此夭折。
自1941年4月起，因战事越发吃紧，日本生活必须品也开始实行统管。由于军队需要大量皮制品，足球也跟着价格飞涨。
战争不仅在经济上摧毁了日本足球事业，也让各类足球赛事陷入停摆。足球运动遭到强行禁止，大批踢球的青年被送往战场，青年死的差不多了，接着，再送少年……
同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又五年，一位史学家以太平洋战争的终战为界，将漫长的昭和岁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在前昭和时代，那段属于岛国的所谓激昂历史诡异地见证了这个民族是如何沿着战争的道路走向毁灭。
“今天读起明治以来的书，无论如何也看不懂，日本人八九十年所流淌的汗水，难道都是为了昭和二十年8月15日的投降吗？”
1945年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见证了一段历史的正式终结。
日本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与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国代表在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日本投降协定》。
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活下来的人必须着手展开家园重建跟经济复苏工作。
在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学生们担起了日本足球的重生任务。由大学生组成的球队开始互相竞技。
1947年4月，中断五年的日本东西选拔对抗赛举行，昭和天皇携皇太子明仁亲临观战——这是自《人间宣言》后，天皇首次出现在体育比赛的现场。
“今天有劳诸位能让我看到如此精彩的比赛，非常感谢。我想战后日本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体育精神的振兴。还请诸位务必尽心尽力。今天，谢谢大家了！”
天皇的发言令不少球员潸然泪下，足球也在那一刻承载起了日本复兴的勇气与希望。
1953年，日本推出全国大学大赛，第一次面向全国举办大学足球锦标赛，22支球队同台竞技。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政策促成了日后《灌篮高手》跟《足球小将》的诞生。
但如同动漫里的热血是青春的专属词汇，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大学足球队也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只与现实和金钱有关的对手——实业团足球。
随着战后政治与经济开始复苏，政府对工厂和企业的扶持力度一再加强，并对这些企业在体育设施上的投入实施免税待遇。而一切向钱看的企业同样希望能靠足球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和社会效益。
资本的入场阐述了什么叫降维打击。在钞能力的作用下，田边制药创立的田边制药足球部自1950年起，实现了在全国大赛中8年七夺冠奇迹。
这支企业足球队拥有一干国脚，有五人都在上世纪50年代代表日本参加了亚运会、奥运会、世界杯预选赛等几乎全部国际赛事。
但足球企业化并未帮助日本足球像国家一样逐渐复活与复兴。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因日韩尚未建交，双方两回合预选赛均在东京举行。在平局的局面下，双方通过抽签决定出线名额，最终幸运的日本队踏上了奥运赛场。
但在从未有过国际比赛记录的东道主澳洲队面前，日本队还是以0:2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奥运一轮游。
这次失利，让日本足协痛定思痛，再次提出要强化基础技术。但基本功远非一朝一夕能练成，3年后，在罗马奥运会的预选赛上，日本再次对上韩国。
这次，日本无力重演四年前凭运气胜出的往事，落败韩国的日本队无缘奥运。
在那个经济与国力飞速重建的战后年代，足球场上落败韩国人的消息让整个东京陷入失落。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声淹没了足球界，逼得自1934年远东运动会起就担任监督的足协元老也主动辞职，而日本足协也首次冒险聘请外国教练指导球队，毕竟——东京奥运会就要来了。
1964年，第18届奥运会在东京举行，日本成为首个举办奥运的亚洲国家。以此为标志，日本也迎来了战后体育的飞跃发展。
与体育一同起飞的，是日本经济。整个六十年代，岛国经济以每年11.6%的速度递增。到了1967年，日本人口突破一亿，一年后，国民生产总值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经济的刺激下，实业团足球迎来了历史最高水平。
大企业们花大价钱从巴西引进球员，世界级球员的加入丰富了各类足球联赛的观赏性。但随着奥运会效应逐渐消散，曾经为国争光的国脚们也先后退役，失去了卖点的足球不再受企业重视，球市迅速降温，在世界赛场里，日本足球依旧毫无竞争力可言。
此时，有远见的人提出了日本足球职业化发展道路，并开始畅想世界杯。
在那个经济疯长的年代，短视与功利同样辐射进了足球。
占据足坛主导地位的实业团把足球当作自家企业的宣传手段，而在遍地黄金的年代，怎么着都能挣到钱，还用得着足球吗？
时间齿轮行进到了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终于让这个岛国放缓了高速增长的步伐。但日本的经济奇迹依然在继续：年均5%的增长依然让日本稳坐继美国后的第二大经济体。
突如其来的大国实力同样体现在了体育赛事，在第20届慕尼黑夏季奥运会上，日本夺得13枚金牌。但与之相对的是，日本足球却在国力增长的同时迎来了“严冬期”。
日本足球不仅在奥运会上无功而返，也在一步步向现实妥协的步伐里，把话语权让渡给了来自民间的企业——日本足协的主导权被转交给了财团法人。
但令谁都没想到，这种无奈的妥协反而给日本足球带来了新生。
彼时已是80年代，国际足坛商业化趋势日盛，而日本国内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在成为“经济巨人”的同时，所有日本人都在期望着国家获得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地位。
然而，在足球上，这个国家却在国际赛事上屡遭挫折。
但有了财团做靠山后，反而让足球打通了商业上的任督二脉。
1980年11月，日本足协通过了承办美洲杯的决议。一个月后，东京与伦敦同时召开发布会，宣布洲际杯移师日本。
为此，足协首次联合丰田集团跟日本广告业头部企业电通两家公司组成“实行委员会”，并让国际足联出面主持提升洲际杯的国际影响力。
开赛之前，丰田公司就承诺为最佳球员提供最新款丰田汽车一辆，这也让丰田成为赞助商的标志，大赛官方名称被命名为“丰田杯”。
但首届丰田杯赛事并不理想，门票卖不出去，足协还要通过电视台打广告，以附赠高中锦标赛门票的办法促销门票。
但到了第二届丰田杯，这种商业上的颓势随着巴西巨星济科的出场被彻底打破。为了一睹顶级球星的风采，巴西队比赛当天，门票一日售完。
到了第六届丰田杯，赛事风头更盛。拥有法国巨星普拉蒂尼的尤文图斯夺冠，在巨星光环下，欧洲媒体也首次直播了丰田杯。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丰田杯一度成为了日本足球的代名词。
但在1995年，保障欧盟球员利益的“博斯曼法案”生效，欧洲豪门快速崛起，曾与其分庭抗礼的美洲杯慢慢不再受人关注。而承办了这一洲际赛事的日本丰田杯也在十年后也将各项权益交还给了国际足联，名存实亡。
即便如此，足球企业化至少打通了自己的商业化路径，富士施乐、麒麟啤酒和丰田至今是支撑日本足球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商业化的打通，也催生了三菱、洋马、雅马哈等耳熟能详的职业球队。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一个被战争定性的昭和时代就此落幕。
1989年1月8日，明仁天皇继位，改元“平成”。
两年后，日本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三大神话”相继破灭，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
但与经济相反，日本足球却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展开了一场急风骤雨的变革之路。
彼时正值“全球化”思潮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紧跟时代，日本足球将命运赌在了彻底职业化这个选项上。
1991年，职业J联赛成立。
联赛成立之初，主办人就以极清醒的头脑指出：
“日本既然不比欧洲国家，不具备百年足球历史自然形成的文化土壤，就不能遵循按部就班的原则，只能从一开始就设立高标准。”
随后，职业联赛加盟条件被正式公布，第一条就是足球俱乐部法人化——这意味着球队必须独立于母公司。
你可以拿资本的赞助跟投资，但关于足球的一切，都要能自己说了算。
这个规定让企业代表们深感不满，他们纷纷指出现在经济不景气，哪有企业愿意不求回报地为足球出钱？
甚至连足协的官员都认为：日本先前就没有职业足球成功的例子，失败了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这话让联赛推动者大为不快。他起身说道：
那些说为时过早的人，再过一百年还是会说“为时过早”。那些说“没有先例”的人，再过一百年还是会说“没有先例”。那些对自己工作没有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人，总会找出一个接一个的理由来推脱。无论工作还是足球，不能为之，就是一份挑战；能够为之，就应尽力而为。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了足球的职业化竭尽全力再努力一回呢？
在当时，任谁都知道日本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艰辛。
联赛28支球队，有24支属于企业球队，对这些球员来说，职业化意味着放弃自己企业员工的身份，没有人再给你按月发固定工资，也没有保障福利，所有的一切，都只能凭自己的硬本事，靠足球自食其力。
而那仅有的四支独立球队，他们同样不满足加入职业联赛的资格。
即便如此，但变革还是在日本足球身上发生了。
1993年5月15日，J联赛开幕。
球王贝利到场，摇滚乐队“TUBE“主唱前田亘辉在赛前现场独唱国歌。
联赛的广告代理商是仅次于电通的博报堂 ，他们在开幕之前就设计了多版海报，并与NHK、日视、TBS等电视台联动，对赛事进行滚动播报。
这让“J联赛”成为当年最新流行语。
联赛工作人员在三周内寄出30多万张明信片，每一封明信片上最多允许写上四位报名者名字，最终报名人数突破80万。
由于开幕式当天比赛待售座是4万席，中签率二十分之一。
职业联赛的大受欢迎出乎所有人意料，但日本足球界为此作出的努力同样鲜有人知。
从一开始，J联赛就抱着彻底摆脱企业依赖的目的在运行，这让它们的财政日益紧张。
在经济泡沫末期，预料到泡沫即将破灭的各大企业将职业足球当作扭转颓势的转机，不惜血本投资。
但联赛还是选择尽可能地自食其力。
为了保证门票收益，J联赛创新性地取消了以背后金主的企业命名球队，而是用球队所在地区作为球队名。
从J联赛创办初衷来说，这同样也是为了打破先前球队与球迷的隔阂，让球迷开始对球队倾注感情，把养活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球迷购买门票和周边身上。
这也意味着，日本足球要足够有看点，才能吸引球迷，为此，联盟又大量引入外籍球星。国家队也第一次以正式合同将帅印交给外国人。
从政府主导到企业主导，历经80多年后，日本足球终于意识到，要想自己说了算，就得具备不靠任何人的底气。
职业联赛的成功举办也让日本足球脱胎换骨，甚至引领日本体育摆脱企业体制的风潮。
让足球只是足球，让体育回归体育。只有这样，才能用体育的方式，用足球的方式，实现自己自明治以来的初衷：用足球报国。
诚然，90年代的日本足球在技术层面依然处于模仿阶段，几年后，J联赛同样面临着门票收入下降的问题，以及经济泡沫破灭后，赞助商大幅减少的窘境，而离真正的摆脱企业依赖依然还有相当的距离。
但唯一没变的是，自明治开始，日本足球的梦想就是振兴国家队，堂堂正正走上世界舞台。而一个全新的职业联赛能够使自己的国家队在亚洲范围之外也具备竞争力，成为世界杯的常客。
巨变已然发生了。
结语
2022年12月6日，在最新一届世界杯舞台上，日本队止步16强。这是日本队第二次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战绩。在此之前，曾经在远东运动会上数次落败中国队的日本队已战胜两支冠军球队。
在最新的比赛失利后，日本主教练森保一留言道：
“我要感谢所有球员和日本国民们给我们提供的精彩舞台。虽然这次也没能克服进入8强的槛，但我觉得我们的选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新时代。我坚信，只要我们的国民继续支持这些优秀的选手，日本团结一致，继续向世界发起挑战，这堵墙终将会被克服。”
而在一个月前，前中国男足主教练李铁被公安机关逮捕，随后，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落马。
深陷乱局，又青黄不接的中国男足，在新的大考中迎来惨案也不奇怪。
但也毋需妄自菲薄，这段漫长的日本足球史同样证明了日本足球依然有着自身的问题。在每一段历史时期，日本足球跟日本，都有着各自的历史使命，但每一次的结局走向又总是那样的令人费解。
正如日本足球研究学者符金宇在书中所述：
“他们懂得大胆积极地引入最新的战术思路，弥补自身技术与身体条件的不足，但狭隘与保守又让他们无法驾驭新的事物。一如明治以来，日本民族重实行、弃空谈，无论好坏都先‘拿来’。一方面的确追赶上了世界浪潮，另一方面又固步自封甚至走向歧途。这就是日本足球，这就是日本。”
部分参考资料：
1《日本足球史》，符金宇，新华出版社
2《半田雄一总编辑采访：推进改革的日本足协》，足球批评，宇都宫撤一
3《语言技术改变日本足球》，田岛幸三
4《不要害怕！日本为何止步16强？》，奥西姆
5《思考吧——为何日本人不敢冒险？》，奥西姆
地中海螃蟹|蓝钻故事特约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