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注定是新中国的多事之秋——10月3日，韩先楚病逝，享年73岁；10月7日，刘伯承病逝，享年94岁；10月22日，叶剑英病逝，享年89岁。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和国接连失去了两名开国元帅，一名开国上将。
1986年10月29日，邓小平怀着沉痛的心情，主持了叶剑英的葬礼。在向自己的老战友做出了隆重的告别后，邓小平找来了另外两位我党的元老，进行了长达80分钟的谈话，而这80分钟的谈话，深刻影响了10年后中国的历史走向。
那么，邓小平究竟是和哪两位我党的元老进行了秘密会谈，三人之间的会谈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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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三位开国元勋的接连去世，让邓小平分外惆怅。他再一次拿起了此前已经戒掉的香烟，习惯性一支一支地抽着，独自在弥散的烟雾中思索着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未来。
彼时的邓小平，已经是82岁的高龄。对于生死之事，邓小平其实早已看淡。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故人凋零，宛如秋风落叶。每当邓小平散步行走在小道上时，他总会想起与叶剑英在长征路上的意气风发，和刘伯承一起指挥千军万马的峥嵘岁月。
可现如今，昔日里和自己把酒言欢的老友，转瞬间就成了一抔黄土，与他们为之奋斗过的山河融为一体，这岂能不让人感叹岁月倥偬，人世变迁？想到这里，邓小平才忽然明白了毛主席诗句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真正含义。
但比起个人人生春秋的长短，邓小平更担心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眼下，曾经支撑起这个国家的老一辈革命英雄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明天的青年才干们，又能否成为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栋梁呢？——这个问题，才是让邓小平感到最为忧虑的。
后来的邓小平意识到，革命老一辈和青年才干之间，就好比父母殷切期盼着自己的孩子早日扛起家庭的重担。由于对这个家爱得深沉，因此父母往往总会既不放心，又满怀疼爱地教育着自己的子女这样做，那样做。但是，终有一日，父母会老去，会身不由己地放手，到时候这个家能依靠的，也只有年轻人了。
所以，想要让年轻人能够早日肩负起家的责任。与其现在一直手把手，不如早放手，锻炼年轻人的能力。因此，邓小平萌生出了提前退休的想法。
但是，邓小平毕竟身居要职，倘若直接退休，必然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而如果想要给青年才干更多锻炼的机会，自己独自一人退休放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邓小平打算把自己的想法，和两个挚友说一下。
这两个挚友，一个是陈云，一个是李先念，两人都是我党历史上的元老。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位老人，作为当时密谈的对象呢？
首先来说陈云，陈云出生于1905年，小邓小平1岁。陈云两岁丧父，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陈云年纪轻轻便到商务印书馆成为了一名学徒，这为他后续从事我国的经济工作奠定了基础。
（陈云）
1925年，响应国民革命的五卅运动爆发。陈云作为商务印书馆中的一员，带领着印书馆内的工人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因为表现积极，陈云在运动结束后被我党任命为商务印书馆的总支部干事。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云因为隐瞒着自己身为共产党员的身份，侥幸逃过一劫。6个月后，陈云奉组织之命，到青浦县组织农民运动，后因敌众我寡这次农民起义遭到了国民党的严酷镇压。
青浦的起义失败后，陈云再次蛰伏，从事地下工作。在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一案中，我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陈云在这一次危机中果敢机智，协助周恩来巧妙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从而将我党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从此以后，陈云受到了周恩来的赏识，逐渐步入我党的核心。
1934年10月，陈云以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身份，跟随红军主力参加了长征，而当时红五军团的参谋长正是邓小平日后的搭档：刘伯承。在此期间，陈云历经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红军长征一路上历经的艰苦和挫折，让陈云坚信：只有跟随毛主席，红军才能打胜仗，中国的革命未来才有希望。
1935年，陈云被调往苏联莫斯科，进行经济建设理论方面的学习深造。最初，陈云还感到外国留学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他经常靠读书、看报来锻炼自己的外语水平，短短几周的时间内，陈云便掌握了俄语。1936年，红军顺利抵达陕北，为扩大革命根据地，与苏联取得联系，红军发起了夺取宁夏的“西征”战役。然而，由于敌强我弱，西征的“西路军“部队遭到西北三马重创，红军领导人不得不收拾残部，退回延安——而当时主持西路军向延安撤退大局的，正是李先念。
（李先念）
当身在苏联的陈云，得知了西路军夺取宁夏的计划失败后，他强忍悲痛，率领着一支部队从苏联抵达宁夏，准备接应李先念的西路军余部，却发现自己为时已晚。于是，陈云只好率领干部和部队，在我国的新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与当时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取得联络。随后，陈云率领部队返回延安，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任职，主持经济工作。
在抗日革命根据地主管经济工作期间，陈云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深刻影响了他的后半段事业生涯——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云前往东北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为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和邓小平一起成为了周恩来在国务院内的左膀右臂，主要负责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在陈云的管理下，中国先后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大改造，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陈云经历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依然从始至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坚定信仰。
1976年，陈云当机立断，建议华国锋、叶剑英迅速采取行动，结束了中国长达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随后，复出的陈云竭力推荐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建言献策，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的制定。
而另一位邓小平邀请来密谈的李先念，同样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李先念出生于1909年，16岁时便加入我党，参加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李先念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其部队被编入红11军31师第五大队，后追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反四路围攻”“反九路围攻”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展长征。在长征途中，李先念坚持党中央的领导，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完成了领导红四方面军北上延安的任务。1936年，李先念领导西路军展开“西征”战役，后来由于敌强我弱，西路军主力遭到了西北三马的重创。李先念收拢幸存的红军西路军部队，乔装打扮成乞丐，才躲过西北三马的追捕，回到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李先念先是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深造，后在皖南事变爆发后，李先念南下主持大局，担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在李先念的治理下，此前受到国民党重创的新四军第五师逐渐恢复了元气，在抗战尾声发展成为了一支有4.7万余人主力，民兵30余万的强大部队。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先念与王震部队会合，开辟中原军区。在中原突围战役中，李先念和王震的部队不仅躲避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且为我党陕北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尤为宝贵的时间。1947年，李先念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跨过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从而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和陈云、邓小平两人一样，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协助周恩来完成一五计划、三大改造等各方面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观陈云、李先念二人的一生，他们既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毕生心血，同时又是多年陪伴在邓小平身边的战友。因此，邓小平非常愿意将自己的心事说给他们听，采纳他们的建议。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三人在屋内，一起畅谈了80分钟，在这期间，邓小平一共抽了10支香烟。
最终，邓小平的这则建议，得到了陈云、李先念二人的一致认同，他们都认为眼下退出一线岗位，给青年才干更多磨砺的机会才是对这个国家而言更加考虑深远的选择。然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一致退休的决定，遭到了国内部分党员的反对，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当时的中国人民还不能离开邓小平等革命老同志。
邓小平从多方面考虑，采取了折中的方案，那就是逐步辞去自己在党内外的职务：1989年9月，邓小平辞去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宣布正式退休，将职位留给青年才干担任。
邓小平在辞去职务之后，陈云、李先念也纷纷辞去职务，做出表率，这让中国干部终身责任制的废止改革，得到了有效的推行。从此以后，各地的领导机关陆续注入新鲜的血液，为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们的高风亮节，注定将永远被后世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