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阎仲川
1969年5月，时任广州军区参谋长的阎仲川接到调令，出任副总参谋长。
阎仲川在诸多开国将军中，可谓是籍籍无名，实际上如果从实际来论，阎仲川是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但1965年5月，我国取消了军衔制，阎仲川则未能晋升军衔。
不过，阎仲川以开国大校的身份，在1969年出任副总参谋长一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一个。
这一切都要从他的老首长——黄永胜说起。
一
阎仲川参加革命较晚，是在抗战时期，因此阎仲川是一名典型的三八式干部。
1922年，阎仲川出生于河北保定定兴县，1938年6月参加冀中军区徐涞军分区抗日游击队，从一名普通战士做起，历任分区3团5连见习排长、冀中军区司令部1科参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冀中军区司令员为吕正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阎仲川一直跟着吕正操将军南征北战。
应该说阎仲川是属于参谋型的将领，从担任冀中军区司令部1科参谋开始，他的任职生涯多数都是参谋，1943年11月，吕正操调晋绥军区任司令员，不久之后阎仲川也跟随一同前往，出任晋绥军区作战参谋。
解放战争时期，吕正操调东北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是原东北军将领），阎仲川也从晋绥军区一路跟着到了东北。
不过，就在到了东北不久以后，阎仲川就收到了吕正操递过来的一张字条，大概的意思就一个：
“你别跟着过来了。”
倒不是阎仲川工作不认真，而是在当时已经有人说闲话，认定阎仲川是吕司令山头的人。
图|吕正操
尽管是在战争年代，可是一两句若有若无的闲话，是足以压垮一个人的，当时林彪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于是就把阎仲川留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任1科参谋。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阎仲川将军都忍不住感慨：
“是摆脱了一个小山头，却融入了“四野”这个更大的山头。”
许多年之后，阎仲川受到牵连，也是因为这一层关系。
事实上，据阎仲川将军的儿子阎明回忆，他的父亲虽然在四野工作，和林彪是属于上下级关系，但实际上也只有工作关系，至于个人关系是没有的。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阎仲川始终跟随着林彪南征北战，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1科参谋，历任作战参谋、作战科副科长，中南军区司令部1科科长，作战处副处长，第一副处长。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林彪因为身体原因被调到了北京，阎仲川这才同林彪分开。
1955年5月，阎仲川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
1960年12月晋升为大校军衔。
阎仲川之所以提拔起来，很大程度上和另外一位四野出身的老首长有关，他就是黄永胜。
从1950年起，黄永胜先后出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黄永胜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与陶铸是搭档，一直到时隔多年以后，黄永胜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当年在广州军区，与陶铸搭档的非常愉快。
在黄永胜提拔下，阎仲川1962年9月出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1964年6月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兼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1967年升任广州军区参谋长。
不过，阎仲川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年后，自己就被调任副总参谋长。
图|阎仲川
1968年3月22日深夜，黄永胜正在主持广州军区常委会议期间，被周总理一个电话叫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黄永胜才知道，是要自己接替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当时黄永胜连连推辞：
“我能力不行，资历不行。”
事后黄永胜才知道，这件事情是毛主席拍板定下来的，到这个情况下，黄永胜也不好推辞，只好答应下来。
不久后，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时，当时的副总参谋长也有不少，多数都是中将、上将级别以上，像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等，不过，他们出任副总参谋长，更多的是兼职，像吴法宪当时还兼任着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是海军、邱会作在后勤，而李天佑则是担任广州军区代理司令员。
黄永胜也考虑到要调一些得力的帮手到总参工作，所以提拔了不少原来四野出身的将领，而在广州军区就担任参谋长的阎仲川，无疑是合适的人选，毕竟两人原来就是上下级关系，用的比较趁手。
尽管从阎明的描述来看，他父亲与黄永胜只是工作上的关系，没有私人交情，但不能否认的是，黄永胜很能打仗，也很善于治军，无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后来在广州军区时，黄永胜都是出了名的。
图|黄永胜
当年，四平一战，东北民主联军失利，被迫撤到了松花江北岸，当时出了件大事，即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叛变的事儿，王继芳是红小鬼出身，林彪对他很信任，王继芳的叛变，也直接导致了林彪对周围干部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靠山屯战斗期间，林彪派阎仲川去调查总结，但因为敌情突变，阎仲川没能按时返回部队，林彪当即疑神疑鬼起来，整个人坐立不安。
开国中将苏静当时在东北民主联军任情报处处长，对阎仲川比较熟悉，他对林彪说：
“阎仲川一定会回来的。”
林彪瞪圆了眼睛问了一句：
“你能肯定吗？”
苏静很肯定的点点头：
“没问题。”
第二天，阎仲川果然回到了司令部，林彪一颗心才彻底落到了肚子里，从此以后，他对阎仲川也就更加信任了。
二
1969年5月，阎仲川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
应该说对阎仲川而言，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到了北京工作以后，阎仲川举目望去，发现身边大多数都是资历比他深的老将军，其中不乏中将、上将以上级别的将领，对于大多数首长的指示，阎仲川有些时候很难去处理。
就和当年他刚到东北一样，当年他跟随吕正操从晋绥军区出发到东北，结果被人说是“吕司令山头上的人”，吕正操一张纸条递过来，阎仲川也没办法，只好留在司令部。
显然这次到北京，情况更复杂，
到最后，阎仲川采用了一个办法来规避。
简单的来说就是自我封闭。
为了避免被说成是哪一个山头的人，阎仲川自到了北京以后，经常是闭门谢客，也从不主动拜访老首长，当时老首长黄永胜家里放电影，邀请阎仲川去看，但他从来不去。
当然，那时的阎仲川根本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直接把他卷入是非中。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苏之间关系不断恶化，到后来苏联方面几次在边境挑起摩擦，特别是在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后，两国都在积极备战。
1969年10月1日国庆节，虽然仍然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但所有人都知道，当时的中苏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党中央也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应对部署。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由毛主席提出的关于中央领导人施行战备疏散的建议，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提出：
“可以组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进驻指挥位置，昼夜值班，以防不测。”
当时，黄永胜这句话是对阎仲川说的，事情自然也是阎仲川办的。
1969年10月18日，黄永胜通知阎仲川到前进指挥部开会，当他到的时候，吴法宪、李作鹏、李德生已经到了现场，黄永胜现场传达了林彪的指示，阎仲川立即走进作战室，起草了这份文件，并交给值班的参谋特急发出。
当时，值班参谋只问了一句：
“按什么文号顺序编发?”
阎仲川考虑到，这是“前指”成立以后的第一份文件，所以指示值班参谋：
“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令’吧！”
落款的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晚21时30分。
阎仲川办事一贯谨慎细致，因此在文件发出后，立即向上汇报做了备案，因为被告知黄永胜已经服用安眠药睡下，所以阎仲川又报告给了林彪，报告的时间是当晚21时44分，然而林彪并没有回示。
不过，在阎仲川看来，虽然这一指示是林彪发出的，可文件的内容指示属于一般的动员令，并没有具体的安排部署，所以号令发出去以后，并没有收到回应。
除了事后因为编号问题，受到周总理问责外，其他并没有影响，阎仲川也在事后向周总理做了解释，于是此事作罢。
然而两年后，情况有了变化。
“九一三事件”后，因为“一号令”的事情，阎仲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据说周总理曾就此事专门询问毛主席：
“您知不知道有个一号令？”
毛主席回答：
“什么‘一号令’?我没听说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阎仲川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就连家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阎仲川始终没有屈服：
“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如果屈服于压力胡说八道, 那将对党对国家贻害无穷。”
关键时候，是周总理替阎仲川说了一句话。
三
据阎明回忆：周总理对我父亲的印象非常好。
阎仲川当年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兼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期间，周总理就曾多次到广州，听取阎仲川的汇报，对他的个人品格以及工作能力格外赏识，1969年5月以后，阎仲川调任副总参谋长，一次周总理碰到他，还对他说：
“别当副总参谋长了，去国务院当副总理。”
不过，阎仲川在部队工作了半辈子，对地方上的事务了解并不多，当时他婉言谢绝了周总理提议：
“我长时间在军队干，地方的事不太了解。”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阎仲川才意识到，周总理当时是有意提醒他。
阎仲川受到影响后，阎明也被要求从部队复员，当时他偶然之间听说了一个消息：
“你父亲可能要被平反了。”
阎明心里很高兴，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周总理亲自过问了这件事。
周总理的身体从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便每况愈下，特别是心脏病、癌症的影响。
据说阎仲川的夫人孙碧琏当时是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于是在1973年，周总理在病痛中特意发出了一道指示：
“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
对阎仲川而言，这确实是一个转机，不过很遗憾，因为周总理病重，事情后来无人过问，导致不了了之。
一开始，阎仲川始终无法同家人见面。
阎明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全家一起不断的在北京反映，一年多以后，才被获准同意见面。
当时，他们乘坐一辆小轿车从家里开出来以后，在外面溜达了一大圈才到地方，但阎仲川的妻子认出，这是在翠微路的中组部招待所。几年不见，阎仲川的身体已经很差，因为长时间不活动，缺乏太阳光，导致阎仲川骨质软化，走路也很困难，就连牙齿也几乎掉光了。
临走时，阎仲川特意嘱咐了一句：
“回去就给傅崇碧写信，过去我救过他的命！”
傅崇碧在那个特殊年代也受到过影响，一直到1974年才回到北京，在周总理的关心下，重新复出担任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后又兼任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当时，傅崇碧接到阎仲川家人写来的信以后，高度关注，经请示周总理以后，傅崇碧立即安排人把阎仲川送到北京军区医院，治疗牙病。
一直到1979年4月，阎仲川在被正式解除了监管，又过了三年多，副总长张才千代表组织正式宣布了审查结论，阎仲川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休。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四野出身的将军，阎仲川晚年很关注四野战史的编撰，但出乎预料的是，他作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参谋，曾亲身经历过四野几场大规模作战的指挥，但在编撰四野战史时，却并未被选入编写者行列。
尽管如此，阎仲川晚年还是写了不少文章，特别是在四野战史出版以后，老将军参照史料，一字一句的进行查看。
1999年9月，阎仲川将军针对四野战史编撰中出现的分歧，还特意写了几点意见报了上去。
不管如何，阎仲川将军的晚年过得很平静。
阎仲川将军的侄子到北京曾专门去探望过姑父、姑母，当时阎仲川将军正在修剪院子里种的葡萄枝叶，一见侄子走进屋子，还专程打招呼：
“你们是远道来的贵客，欢迎、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阎仲川将军的夫人孙碧莲，也是抗战时期跟随父亲孙继述到的延安。
孙继述的文化水平很高，加之掌握一定水平的无线电技术，后来被分配到司令部专管电台，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曾受到影响，但始终坚贞不屈，一直到2013年去世，享年93岁。
孙碧琏到延安时仅18岁，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的阎仲川，经罗荣桓政委夫妇、刘亚楼参谋长夫妇撮合，两人顺利成婚。
尽管期间历经坎坷，却始终相濡以沫，让人羡慕。
2002年6月，阎仲川将军病逝，享年80岁。
值得一提的是，在阎仲川将军追悼会上，来送别的老战友、老部下络绎不绝，当时总参作战部还专门送来了一副挽联：
戎马一生认认真真，
驾鹤西去清清白白。
横批：无怨无愧
简简单单16个字，是阎仲川将军一生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