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民国时期威名赫赫的国民党军官，他与上级戴笠之间暧昧的派系关系、与毛人凤几经纠葛的官场之争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他28岁成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是国民党史上最年轻的少将。戴笠死后，沈醉陷入国民党的派系之争，脱离了国民党中央的政治队伍，被继任的领导上级毛人凤，“发配”到云南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然而，福祸相依，此时的国民党已成颓势，共产党革命的烈火正势不可挡地吹过祖国大地，被“发配”远离国民党核心政治圈的沈醉，阴差阳错地被云南省主席裹挟着起义，为后面改造及特赦奠定了基础。
特赦后的沈醉，终于在共产党地帮助下，找到了在大陆唯一的女儿沈美娟，他得以补偿消失20年之久的亲情。
沈美娟帮助父亲，在其晚年将一生的经历编写成书，陆续出版
了《我所认识的戴笠》、《我这三十年》、《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日记》等10多部揭示军统时期的相关书籍，为那个时期的史料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文学参照。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国民党特赦将军的传奇生活，揭开那个动荡起伏时期的真貌。
图丨《我的父亲沈醉》沈美娟著
与上司戴笠的暧昧关系
年轻的沈醉，能文能武，积极上进，踏实肯干。1932年，18岁的沈醉因为参加了学生的革命运动，被校方迫于压力开除，只能去投靠居住于上海的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在当时可谓是一个风云人物，他的身份非常复杂：他是和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等一起，出国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早期中共党员。
他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在北伐时期，担任中共总支书记，及后来的南昌起义部队指挥机关参谋团成员；他于1927年，被中国共产党派到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专业。
然而，由于“四一二”事变，他又成为了戴笠复兴特务社的核心骨干、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主要管理者，这也使沈醉与戴笠牵头，为后续沈醉扶
摇直上的升官之路夯实了坚固的基础。
加上姐夫余乐醒这一层关系，沈醉马上博得了国民党重要高干、复兴社头目戴笠的赏识。
图丨余乐醒
在沈醉的回忆录中，特别描写了他和戴笠的初次见面，戴笠和沈醉见面，刚聊了几句，戴笠就对这位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青年，表现出来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攀谈了一个多小时，在临走前，戴笠还掏出自己的皮夹克，拿出了100元大钞并说道：“我的儿子和你同岁，叫戴藏宜，在上海读大学，你可以找他一起玩。”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100元大钞，在普通家庭里，足以担得起数年的花销。
许多年后，沈醉在回忆录说，这么多年来都不太想得通，为什么戴笠会对自己这么好。他想，除了自己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当时复兴社成立不久，作为特别的情报集团，戴笠急需要拉拢一批，能与年轻人打成一片的心腹。
图丨戴笠和沈醉
当时的自己年龄小，并且只身前往上海，没有复杂的背景关系，唯一的依靠余乐醒，也与戴笠有不错的私交。并且当时思想单纯，有满腔的热血，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是培养成戴笠自己忠实门徒的最佳选择。
戴笠没有看走眼，当时的沈醉对于自己的工作可谓是“刻苦钻研”。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就掌握了特务的全部本领，并且还会推陈出新：在上海租界抓人时，他独创了先把目标打昏，然后让特务同事伪装成目标的家人或朋友，送伤者去“医院”（实际上是复兴社监狱）的办法。
在闹市区抓人时，他训练漂亮的女特务冒充妻子或者女朋友，在大街上揪扯目标，趁乱将目标拖上车。
这些办法出其不意，简单实用，现在看来，竟和如今人贩子的一些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丨沈醉
与鲁迅的历史相逢
值得一提的是，当鲁迅在上海法租界活动时，沈醉着实监视过他一段时间。
据他回忆，当时，他和情报组在调查到鲁迅的住所之后，在鲁迅对面也租了楼房，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鲁迅的生活情况。
他对当时就很有名气的革命作家鲁迅很是好奇，常常会留意他的活动。
每每夜深时，月上梢头，他总能看到鲁迅还在俯首案前，奋笔疾书，鲁迅休息时则喜欢躺在棕床席上抽烟，白天则喜欢出门去书店逛逛。
最令沈醉印象深刻的是，无论他干什么事情，总是会把腰板挺得笔直。
图丨鲁迅
鲁迅出门时总喜欢身着深色系大衣，头戴一顶深色的呢帽，把帽檐压得很低，配上他笔直的腰杆，像一棵沉稳而又暗藏锋芒的大树。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沈醉在回忆录中表示，这段文字，是当时对鲁迅先生从容不迫的气质，最深刻地写照。
当时戴笠很想逮捕鲁迅，但是因为忌惮鲁迅的名气，和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忌惮他身后那一批狂热的青年粉丝，害怕逮捕后会引起恶劣的社会反响，使局势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所以一直不敢动手。
但是，他对鲁迅的盯梢，是一刻也没有落下。对丁玲等当时活跃在革命一线的作家，也同样是严加监视。
图丨鲁迅
与妻女的分别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政权摇摇欲坠，解放军的革命之火在祖国大地已成燎原之势，国民党派人人自危，蒋介石为了稳定部下民心，尤其是高级干部，他要让部下将自己的亲属都送到台湾避难。
这一计谋实在阴狠，蒋介石表面上是保护部下家人，实际上是将部下的家人作为人质以防内部反叛，沈醉同样接到了这个命令。
迫于形势，沈醉只有将妻子粟燕萍，和母亲及五女一子送去香港，并特意找关系多弄了几张机票，托给交心的朋友，希望他可以帮忙着，让家人在香港的生活不那么艰难。
然而沈醉没想到的是，这位朋友背信弃义。其实香港时局当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一下飞机就带着自己的家人溜之大吉，可怜沈醉的一家老小，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孤苦无依。
图丨沈氏全家合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变卖了家当才稍能在香港安顿下来的粟燕萍，听闻了一个让她痛心欲绝的消息：丈夫沈醉在云南遇害。
其实当时沈醉只是锒铛入狱，但是战时车马不便，消息传递常有失误，这个假消息对于当时漂泊的粟燕萍一行人，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家里的商量下，粟燕萍决定让自己的弟弟，带着大女儿和四女儿，去大陆打听丈夫的消息。其中，四女儿就是后来长居大陆，晚年与父亲相认的沈美娟。
当时，沈美娟和自己的舅舅及姐姐，一起住在长沙的伯外公家。然而，令沈美娟永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她晚年在回忆录里详细地描写了那副场面：
图丨沈醉和栗燕萍
突然，“砰”的一声，大门被人撞开，他们避开家里人的阻拦，用绳子将舅舅五花大绑。当时，沈美娟和自己姐姐只能蜷缩在角落里，声嘶力竭地哭喊：“舅舅！舅舅！”
过几天，就传来了舅舅当街执行枪决的噩耗，年幼的沈美娟一下子陷入了恐慌当中，香港、回不去；父亲、找不到。两个小女孩在动荡的时代，像在风暴中漂浮的船只，稍有不慎，就会被海浪卷噬到渣都不剩。
那时的伯外公，年纪已经很大了，为了养活两姐妹，不得不将她们锁在家中，自己去采石场砸石头来赚钱。
一天，沈美娟醒来呼唤大姐，无论她怎么叫喊，大姐都不答应她，她疑惑地走到大姐旁一看：姐姐好像“睡着”了，浑身发着腐烂的臭味，有几
只虫子还在她的身上蠕动着。
小小的沈美娟不知道死亡的含义有多么沉重，她只知道，在往后的日子里，她和伯外公互相依靠着，两人饥一顿饱一顿挨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图丨采石场
通电起义，秦城改造
让我们将时间线再往回拉，1946年，戴笠的飞机失事，毛人凤上位，对于前任戴笠的党系很是忌惮，而身为戴笠的心腹，当时的局面对于沈醉更是岌岌可危。
沈醉急流勇退，主动申请被“发配”到云南，同时监视当时已有二心的云南省主席卢汉。
当时的国民党已不复往日风光，在共产党的势如破竹的攻势之前，尽显颓败之势。
而在目睹刑审“江姐”江竹筠的过程中，沈醉更是被“江姐”那巾帼
不让须眉、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所震撼，对于自己往日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有了改观。
审讯“江姐”的徐远举，为自己不能撬开一介小女子的嘴巴而气急败坏，怒吼着要扒光“江姐”的衣服羞辱她，坐在一旁的沈醉心有不忍，向徐远举示意，阻止了这一暴行。
有趣的是，沈醉也因此成为了《红岩》当中，严罪的原型。
图丨沈醉
后来，沈醉借用自己职务的便利，帮助许多被看押在云南的中共党员，减轻了对他们的迫害。
一直到重庆解放，解放军进军四川，云南主席卢汉借此机会通电起义，他马上军变软禁了沈醉、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等，众多在云南的国民党军官。
沈醉顺应时势，也参加了起义，但变故又起，张群对卢汉以往恩情深重，卢汉最终不忍，还是放走了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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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这一走，直接打乱了周恩来总理，用张群来换张学良的计划。卢汉只好将沈醉等国民党“余孽”，尽数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此来将功抵过。
而那时的沈醉，即将以战犯的身份进入到他最艰苦，但也是思想觉悟改变最大的十年战犯改造，和五年的二次监牢时期。
图丨沈醉
最初的沈醉，身为俘虏，对于共产党有着比较大的抵触情绪。但是随着之后的相处，共产党对待他们这批战犯的谦和有礼，以及陈赓等高级干部对他们的重视，和友好的交流让沈醉潜移默化地有了很大改观。
他开始仔细观察共产党的言行，久经官场的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中共党员和国民党的行事风格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内部鱼龙混杂，对于上级的任务经常阳奉阴违，但是共产党的执行能力很强，官兵齐心协力。
而最为打动沈醉的一件事，是旧相识杜聿明的经历。杜聿明身患胃溃疡、肾结核、肺结核等一系列重病，但是他在狱中不申明自己的情况，不吃药不治疗，想来一个“慢性自杀”，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的忠诚。
但是在细心的值班人员，发现杜聿明双腿打颤等身体不适之后，积极给杜聿明进行治疗，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也前来看望，表达了最真挚的慰问。
后来，困扰了杜聿明已久的许多慢性病都被一一治好，他感动地落下了泪，动情地说：“共产党简直是我的再生父母。”
于是，在十五年的劳改当中，沈醉的思想也彻底转变过来，成功被共产党特赦，结束了他的牢狱生活。
图丨特赦战犯大会
父女重逢，感人泪下
1960年，沈美娟突然在《人民日报》上，看见父亲沈醉的名字，她不敢置信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年龄，姓名，事件，都对得上。原来父亲还活着！
随后不久，沈美娟就被政府相关人员联系上，他们表示可以安排父女俩相认，沈美娟又激动又不安，要知道，沈美娟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只有4岁，十余年亲情的缺失让她有些埋怨。
但沈美娟不知道的是，在这分别的岁月里，父亲沈醉在时代的狂流里浮浮沉沉，经历了多少磨难转折，才等来了这一次可贵的相见。
图丨沈醉和女儿沈美娟
这次重逢场景在沈美娟的回忆里不断重演：
“在最初知道父亲还在世的消息时，我努力的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我的印象当中，父亲应该是高高大大，意气风发的模样。我凭借着记忆里的样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寻找着父亲。
此时一个身材高高瘦瘦，皮肤黝黑，乡下打扮模样的中年男子，一边呼唤着我的小名一边跑过来。
我从他脚下的塑料凉鞋往上看，看到西式短裤、白布短袖衬衫，看到他脸上一条条沟壑纵横的皱纹，我一下子愣住了，这就是小时候那个受人尊敬，在官场上觥筹交错、意气风发的父亲？
父亲一路小跑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孩子，我是爸爸啊！’看着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折射出父爱独有的光辉，我一下子被这种父爱的温暖包围住全身。
二十多年积蓄的情感迸发而出，但奈何时间的长流横亘在我们二人之间，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一声怯生生的：‘爸爸......’”
图丨沈醉和女儿沈美娟
沈醉看着女儿喊自己爸爸，这是这二十年来他听到的最为亲切的称呼，沈醉顿时热泪盈眶，久久不能自已。
这个失散而又重逢的女儿，成为了沈醉晚年生活最大的情感寄托。
沈美娟对于自己的父亲很是照顾，数年奔波之下，沈醉患上了冠心病。沈美娟因此对于父亲的饮食运动很是关心，经常拉着父亲一起去公园散步，严格把关他的一日三餐。
在沈醉的书房里，有这样一个牌子，上面写道：“冠心病患者要多休息，不宜负荷过重，每次谈话不可以超过15分钟，身体不便连续会客，请各位亲友见谅。”这块牌子，就是女儿沈美娟挂上去的。
出狱后的沈醉，在女儿的帮助下，开始精心编写书籍来总结自己的生涯见闻，这些文字也成为了，后世深入了解那一段时期强有力的文学参照。沈美娟也开始继续学业，并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
图丨沈醉
1985年，她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在自己的努力下，得以在全国政协中国文史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
1994年，她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如今的她尚还在世，只是早已退休，每年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两地，安享自己的晚年生活。
沈美娟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写道：父亲出狱之后，自己会陪同他参加社交场合，经常会碰到父亲当初身为特务时，压迫过的民主人士，但是他们都没有为难沈醉。
这些往日的“冤家对头”，在新中国日新月异的进步之下，也开始拥抱自己崭新的生活。
沈醉不禁大为感慨：“30年，曲折离奇的整整30年啊！是党，让我从一个反人民的军统特务，彻底转变成为热爱共产党和人民的爱国人士，我一辈子都会感谢国家，感谢党!”
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