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 9 月，毛主席病逝后，叶剑英元帅非常拥护“接班人”华国锋。叶帅在军中威望极高，还是党内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支持对华主席来说
非常重要，这是特殊时期的重要执政基础。
然而相关集团却不消停，通过多种手段搞阴谋活动。在这种背景下，要想以雷霆手段稳定党和国家形势，仅靠叶帅支持还不够。中央政治局委
员们的态度很关键。1976 年 9 月 16 日，华主席主持会议，点名让李先念等五位同志参会。这些人都是华国锋认为可能会积极支持中央行动的高级干部，团结和争取多数人很重要。
李先念是党内军内地位很高的老同志，吴德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政委，陈锡联是开国上将、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委日常工作主持者，纪登奎和陈永贵是毛主席在六七十年代提拔的干部，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所以华主席召集几人开会，参会人员有限，就在国务院会议厅进行。会议过程中，华国锋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请大家谈看法：毛主席生前就很担忧“四个人”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这是个敏感议题，但华国锋刚一提出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就接话了：我认为这几人的情况，还是该区别看待。
纪登奎在现场的答复很微妙。这不是说纪副总理有什么问题，
而是在场的人在没有“交底”彼此意见的情况下，纪登奎公开这么一说，其他人都只能暂时压下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好表态了。华主席本来想通过这次会议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由于这个具体情况，只好改变沟通方式。所以 9 月 16 日，没有就该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不过还是有收获的。华国锋作为国务院总理，把这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代表了中央的态度。参会几人的心里，还是明显有触动。另外华主席本人也意识到，单独沟通更好，这个问题不适合在公开会议上讨论，以免再出现类似情况。就在第二天，也就是 76 年 9 月 17 日，相关集团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了两个尖锐且别有用心的要求：一是毛主席手稿的处理方式；二是毛远新的工作内容和地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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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叶帅、汪东兴不支持那几人的观点，其他参会同志也
有不同意见，他们的阴谋没得逞。这跟 9 月 16 日的会议有很大关系，不少政治局委员心里有数，做出了选择。这让华、叶首长高兴，后续计划和措施更合理，最后成功了。
纪登奎在 16 日的会议上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这是为啥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他对那四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像他说的“不好一概而论”；二是他考虑得深，觉得在没逐个沟通的情况下，不适合在公开场合讨论重要又敏感的事，容易出问题，后果难料。不管咋说，纪登奎 16 日的表现，对他自己还是有影响的。
他那番表态，让华主席、叶帅难以判断纪登奎的立场和意见。所以，至关重要且风险大的行动，纪登奎绝对不会是核心组织者或参与者。10 月 6 日抓捕相关团伙前，纪登奎作为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事完全不知情，没能做出贡献，这有点遗憾。
李先念、吴德、陈锡联是关键人物，尤其是李先念和吴德，在关键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永贵被称为“农民副总理”，因分管领域和自身特点
，10 月 6 日没安排核心任务，但对华国锋同志给予了无条件支持，热情高，立场坚定。纪登奎在 9 月 16 日会议后，没向任何人泄露会议内容，人品端正可靠。纪登奎 1980 年辞去主要领导职务，八年后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