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初，过了两年监禁生活的他出狱了。于是，往后每逢傍晚，他都会到江西南昌市宽阔的人民广场散步。几年前，他还是江西省的一把手，而今的他背着手，腆着啤酒肚，完全融入了周围普通老百姓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决定下海经商，在发展潜力巨大的海南特区办一家公司。当省长时，他结识了很多国内外的友人及商人、企业家，构成了一张庞大的信息网络。以此优势，他在海南的公司，确确实实是赚了大钱。
他就是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
倪献策于1936年出生在山东高密，早年毕业于青岛建筑工程学校。中专学历的他，被分配到江西新余钢铁厂基建处任助理技术员。特殊年代，倪献策在钢铁厂以“造反”起家，1966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之后，倪献策因“年轻化”政策的关系，职务如火箭般晋升。1982年，46岁的倪献策当上了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1985年7月，49岁的倪献策被升任为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那时候，在媒体眼里，倪献策就是“年轻、活力、有干劲”的代名词。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倪献策就因为一起走私案件引出的犯罪事实，进而被免了职，还做了两年牢狱。
1985年6月29日，郭晓红打电话给倪献策：“洪海公司的录像机被海关扣下来了，这件事又是我弟弟亲手办的，情况十分严重，洪海领导想专门向你汇报，你最好帮助解决一下。”
洪海公司业务部副经理是郭勇，正是郭晓红的弟弟。由于倪献策和郭晓红有通奸关系，这次情人开口求帮助，倪献策肯定要“全力以赴”，这样才能博得美人欢心。
当天下午，郭勇登门向倪献策讲述了关于进口录像机被海关没收的事，以及拿出了一些海关方面下达的各种处理文件。说起来，这件走私案，郭勇只是一个“中间商”的角色，主要给福建的富兴公司办理报关手续，从而赚得一些“手续费”。
一直以来，郭勇因姐姐和江西省省长的关系，在商圈很是“吃香”，富兴公司和一家香港的“金龙公司”打算走私总金额6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8万元的日本爱浪牌录像机，便找上了“神通广大”的郭勇帮忙。
郭勇亲自去走报关手续，却没有想到文锦渡海关执法人员刚正不阿，直接就把走私物品给没收了，并开出了150万元的罚款。郭勇向海关写报告要求补税，罚款，但要海关放行被没收的录像机。海关表示拒绝后，郭勇才急着找姐姐帮忙。
为了徇郭晓红的私情，倪献策明知郭勇等人伙同富兴公司走私录像机，竟利用职权，亲笔给江西的一些能说得上话的部门领导写信，让他们向海关总署疏通说情。
当海关总署作出维持文锦渡海关的处分决定后，倪献策为开脱郭勇的罪责，再一次利用职权，批文给江西省计委和中国银行南昌分行，解决洪海公司支付港商的外汇额度。
由此，倪献策犯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时，郭勇是没有被判刑的。后来，案件水落石出后，发现郭勇还有其他受贿行为，最后数罪并罚才判了4年6个月。
倪献策出狱后不久，他开始全面“考察”江西。他看到江西的富饶，也了解到江西的贫穷，知道了不少他当省长时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信息不灵，一些有市场潜力的大项目上不了马，不少地方优质产品打不开市场，不能出口创汇。
于是，他就决定开一家起中间媒介作用的公司。通过引进技术和资金，带动江西部分企业发展，把江西产品推出去。后来，倪献策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在强调，他是为振兴江西经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