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祥龙还是恶龙，崇龙抑或屠龙，不是由龙的名字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情感和态度决定的
今年是龙年，龙在中国文化里具有极高的地位，是一种非常具有力量的神秘象征。
但也有人说，龙是潜入我们集体认知中的一个谜。虽然人人都知道它，但如果问到它来自何方、它是否真实存在、它到底长什么样、它为何成了我们民族的象征……或许，疑惑依旧存在。
《中国龙的发明》一书借助文化学、民俗学的基本方法，溯源龙是如何成为帝王专属，又是如何过渡到全民共享的，考证了不同时期龙形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变迁。这不失为一个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新视角。
追溯龙的起源及本义和抓住一条龙一样难
上观新闻：中国人并不是最开始就崇拜龙的，中国境内有熊和虎，但这两种图腾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为何没那么重要？
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图腾是一个专有名词，但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它已经被泛化为一个动物崇拜的概念。古代的几乎所有的代表“凶猛”“威严”的顶级掠食者，诸如虎、狼、熊、鹰、鳄等，都曾受到过先民的崇拜。叶舒宪教授就专门做过熊图腾的研究，尤其在东北地区，对于狩猎族群来说，熊是周围环境的主宰，是自然力量的体现，人们甚至要向它祈祷，才能确保有猎物可得。
然而，当人类社会由渔猎文明转向农业文明时，靠森林吃饭也逐渐转向了靠农田吃饭，“风调雨顺”成为农业收成的关键要素。
在中国文化里，龙一直是腾云驾雾、沟通天地，能带来雨水的力量，所以祈雨总是要找龙王。龙王可以确保农业的丰收，龙崇拜自然也就超越了其他动物的崇拜。
一个民族在选择崇拜对象时，必定是因为这一对象和他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其神力切身影响着他们的福祉。
上观新闻：作为一种想象中的存在，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龙究竟是什么。
施爱东：要追溯龙的起源及其本义，和抓住一条龙一样困难。
上古时期的“龙”是一个集合名词。龙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龙是祭祀仪式中的执事功曹；龙袍是封建帝王的权力标志。
在贵族服制中，所谓龙，只是一种装饰花纹。《隋书》亦称：“凡旗，太常画三辰，日、月、五星。旃画青龙皇帝升龙，诸侯交龙。”皇帝和诸侯均画龙，但只有皇帝用升龙，因为只有皇帝才是“天子”，拥有借助神龙通达上天的权力。
今年是龙年，“龙气氛”很浓郁，经常有人问我龙到底是什么。其实无论有多少种关于龙的定义，也无论有多少种龙起源论，都只是盲人摸象，这根本就是一些永远不可能有正确答案的伪问题。
无论龙这个概念是由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而创立的，几乎在这个概念被第二个人使用的同时，龙的意义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当时发生了变化，而且一直变化，直到今天依然在变化着。
上观新闻：所以龙的形象也是个典型的案例，体现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施爱东：知识社会学有一个命题叫作“概念的旅行”，就是说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传播者对它的理解一定会发生偏差。概念就是在旅行中不断被丰富和完善的。对于龙这样一个本身并不存在的事物，在龙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肯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中国龙”的概念是被发明出来的，是中国遇到西方文化后，反过来自我审视与思考而产生的结果。所以龙的意义的变迁，也从侧面反映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
虽然会有权力崇拜，对龙的态度却充满矛盾
上观新闻：龙的形象和功能一直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施爱东：作为想象的而非实体的动物，龙从诞生开始，其形象和功能就一直在变化，从沟通天地的交通使者，到封建帝王的权力标志，再到中国和中国人的象征，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变迁。
龙形象的出现早于“龙”字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众多考古实物中，被认为是龙的形象并不少见，一切具有兽头、条形元素的上古图案，只要未标示名称，都可以被推断为龙。张光直就曾揶揄说：“龙的形象如此易变而多样，金石学家对这个名称的使用也就带有很大的弹性：凡与真实动物对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兽名称来称呼的动物，便是龙了。”
不仅图像辨识容易出现误差，文字记载中的龙形象也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甲骨文金文时代，龙字的用法就十分多样。从上古有关龙的叙述和图像中，我们只能总结出两点较为稳定的特征：一是具有威力的神性动物；二是身体修长或条状的动物。《说文解字》释龙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
《山海经》也偏好用“龙形”来说明其他怪物的形状，如“鸟身而龙首”“龙身而鸟首”“龙身而人面”“人身龙首”等。直到宋代，董羽才在《画龙辑议》中对龙形象作出相对稳定的说明：“古今图画者固难推其形貌，其状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项，自项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头似牛，嘴似驴，眼似虾，角似鹿，耳似象，鳞似鱼，发似人，腹似蛇，足似凤，是名九似也。”也正是从宋代开始，龙形象才逐渐趋于稳定。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说，在龙经历的变化中，其中最重要的是身份的转换？
施爱东：由帝王龙向中国龙的转换，其实是龙的阶级属性向国族属性的转换。闻一多说：“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一席话说明了龙在“帝王象征—国家象征—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之间的角色转换。
中国民间社会一直有权力崇拜，但对龙的态度却充满矛盾。各地流传着许多英雄与恶龙搏斗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黑龙江的故事。传说，东北有条大江叫“白龙江”，江里住着一条白龙，终日作恶多端。小黑龙“秃尾巴老李”为惩恶扬善，与白龙爆发了一场激战。当白龙浮出水面时，百姓就往它嘴里扔石灰块和石头；当小黑龙翻出水面时，大伙儿就往它嘴里扔馒头。几个回合下来，小黑龙越战越勇，白龙被劈成两半。没有了恶龙的侵扰，人们安居乐业，从此白龙江也改名为黑龙江。
在民间社会，龙可以用来代表很多东西，比如，龙脉指山脉河流的走势，龙卷风指剧烈的天气现象，“龙抬头”指一种天文节气等。百姓用“龙”来代表各种难以由人力控制的自然力，而流传的各类传说是人们试图征服自然力量的愿望。
华人的身份标识，还是一种“无形资产”
上观新闻：长久以来，为什么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
施爱东：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在歌曲《龙的传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首歌将长江、黄河，以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等中国意象融入“龙”的名下，将每个中国人都定义成“龙的传人”，也凝聚起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华儿女共识，呼应着中华崛起、巨龙腾飞的时代要求。
歌曲《大中国》里唱道：“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除了这两条天然巨龙，还有一条人造巨龙穿行大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所以，神州大地是龙的故乡，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这些观念一经提出，迅速就被中国人接受了。
但当然，其中强烈的文化认同显然并非一两首流行歌曲就能做到，而是来源于几千年的文化积累和文化认同。
上观新闻：对于海外华人来说，“龙”已经成为一种祖国的象征和华人精神的符号了吧？
施爱东：在海外，中国龙的民族认同感非常强烈。早期华人多处于西方社会底层，需要抱团取暖，因而更加依赖于一个共同体，龙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主要象征物，自然能得到更多认同。
海外华人较早的身份符号是三角黄龙旗。在清朝，三角黄龙旗是官船的旗号，它的色彩鲜艳、形制特别、易于辨识。一直到今天，在很多节庆活动中，三角黄龙旗还在各种节庆仪式中被沿用，仍然是华人的身份标识。
除了身份标识，三角黄龙旗还是一种“无形资产”。早在19世纪，在清朝官员还没意识到龙旗的象征意义时，一些在海外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三角黄龙旗进行产品宣传。许多中国商人为了标识商品产地，往往悬挂龙旗招揽顾客。
这种符号意义的转化，是中外政治、文化、经济交流不断深化的结果。每逢节日，欢天喜地的人们都会拿出看家本领，表达兴奋心情，营造节日氛围——跑竹马、划旱船、耍狮子，而最为吸引眼球的表演当数舞龙灯。
重新审视文化符号，中国龙与西方龙之差异
上观新闻：《中国龙的发明》的第一版是在2014年出版的，这也算是一本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了。经过了10年，到了龙年，您才决定将此书再版吗？
施爱东：其实，最近的关于龙的翻译的争论，是让我决定再版的最重要的触发点，我想重点讲一讲这个问题。
关于龙的“译名”的话题，其实早在2006年就已经出现，经过十几年间不断发酵，新龙年之际又被人重新提起。
当时有一个“为中华龙正‘洋名’”的倡议：“中华龙与西方Dragon完全不同。中华龙形象神奇，主要象征正义与吉祥；西方的Dragon外貌丑陋，主要代表邪恶与祸祟。应将龙英译为Loong以示区别。”
龙学家解释说：Loong是在英文单词long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读音与龙相似，long的词义与龙的形体特征相同，oo看起来很像中国龙的一双大眼睛，形神与龙皆似。因此一致呼吁我国政府和西方国家政府商量一下，采纳这一建议，将中国龙翻译为Loong，为英文词典增加一个新的单词。
此后十几年间，这些龙学家孜孜不倦地上下奔走，一直努力于将Dragon改成Loong。
问题是，改个名字真的有这么大作用吗？ 我们都知道，法国的象征是高卢鸡（Le Coq Gaulois）。“鸡”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名声不佳，那么，法国政府是不是也得跟中国政府商量一下，把高卢鸡的中文译名改成“高卢乐可乐”？
上观新闻：您曾说，龙从最初的被混淆、有多个译名，到后来成为时尚风靡欧洲，再到一度沦为被某些外媒戏谑的符号，对应的是中西关系的变化和相互认知的动态发展，所以，您认为译名对龙的文化形象毫无影响？
施爱东：其实，第一个将龙译为Dragon的译者，正是深爱中国、死在中国、葬在中国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伟大的汉学家利玛窦。他脱下洋装，换上儒服，潜心汉学，受到明代士大夫的广泛尊敬，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难道不知道龙与Dragon不对等吗？他当然知道。在他的前面，其他传教士都是把龙直译为Serpientes（大蛇），利玛窦的译法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佳译法，此译一出，马上就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
那么，利玛窦的译法是否导致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厌恶情绪呢？答案是：没有。早期入华的欧洲传教士，基本都能客观地报道龙在中国的地位以及龙纹的使用状况，他们笔下龙纹总是与皇家气派相伴随。这样的介绍让那些本来就醉心于东方神秘文化的欧洲浪漫贵族心驰神往。17世纪的伦敦、巴黎等中心城市，绣有龙、凤、麒麟图案的服装受到贵族阶层的热捧，被认为具有“难以言状的美感”。那时候，整个欧洲都充满着对于异域中国的奇妙的、浪漫的想象，欧洲许多博物馆至今还保存着上层贵族在中国定制的龙纹瓷器，这些龙纹非常精致、成熟，没有丝毫“邪恶”的意味。
利玛窦之后，Dragon与龙的对译已经沿用四百多年，西方人对于中国龙的理解，犹如中国人对于西方龙的了解，彼此都已清清楚楚。
上观新闻：只有民族自信了，我们才能卸下过往的历史包袱。
施爱东：是的，深入了解历史，重新审视和解读自己的文化符号，才能真正帮助我们扯断不自信的枷锁。反过来想，其实即便是在中国，龙也具有二重性。民间传说中的龙，恶龙数量远远超过祥龙数量，各种英雄战恶龙的传说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
祥龙还是恶龙，崇龙抑或屠龙，不是由龙的名字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情感和态度决定的。在黑龙江的传说中，小白龙高帅富，老百姓给它扔石头；小黑龙身上黑，尾巴秃，长相难看，“秃尾巴老李”这名字也不好听，可是老百姓却给它扔馒头。这事放到国际语境中也一样，当别人将你视作异类的时候，你的名字再好听，他也会把你画得穷凶极恶，甚至找出其他丑类来形容你；而当别人将你视作朋友的时候，即使你的名字叫老鼠，他也会把你画成可爱的米老鼠。
《中国龙的发明》
施爱东 著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