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1日，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结束、送走客人后，大使脱掉上衣、光着双膀，走到酒台前，拿起一瓶饮料，举起便喝。正在此刻，意外出现，一个外国记者窜了出来，对准喝饮料的大使连续按了几下快门。
第二天一大早，印尼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我驻印尼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消息；照片中，有一张是大使光着膀子、手举饮料瓶对嘴喝的画面。“光膀子喝酒”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位大使被调回到国内，先在外交部、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这个大使就是王任叔。
王任叔，乳名朝伦，谱名运镗，字任叔，号愚庵，笔名巴人等，1901年9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大堰村（今大堰镇）人。解放前，王任叔一直在文化战线上工作，并在印尼等南洋地区生活工作过；1951年，新中国和印尼建交后，苏加诺总统向周总理提出希望能派王任叔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中国政府同意了。
王任叔参加革命较早，1925年就入党了。早年间，曾在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后方留守处机要科担任中校代科长；1927年2月，发觉蒋介石密谋“清党”后，立刻将消息告诉尚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四·一二”事变爆发后，王任叔被捕，后被老师庄崧甫（也是蒋介石的老师）营救。之后，王任叔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学活动，接受过鲁迅多次教诲，成为一名进步作家。期间，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主持的“自由大同盟”，并担任了上海海员总工会党团委员，成为当时沪上的一位活跃人物。后由于被人举报参加策划上海海员反帝大罢工，而逃离上海、去了武汉。
离开上海后不久，“东方旅社”事件发生。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王明(陈绍禹)、李竹声等留学苏联归国后的青年干部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将李立三赶下台，获得了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可是，在他们“终结李立三路线”后，又开始推行更左的路线，自我暴露力量，导致许多党、团员被捕被杀。
1932年1月26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等三十六名中高层干部在上海东方旅社三楼开会，商讨写信要求第三国际纠正王明的错误。不想，会议开到一半时，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团团包围了东方旅社，与会者全部被捕。此后不久，36人中的23人被枪决。
王任叔一直想要弄清楚这个大血案的真相。当时，左联的战友成仿吾、郑振铎都曾怀疑这一事件与党内斗争有关，并怀疑李竹声和当时化名赵蓉的康生。王任叔也将疑点集中于康生身上。康生原名张宗可，山东胶南人。王明掌权后，他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对王明很忠诚、与李竹声的关系也很密切。
王任叔有个同乡好友在伪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秘书、同情共产党，有一次悄悄告诉他说：在“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前约三小时，刑侦处长宣铁吾忽接到一个神秘的告密电话。
匿名打电话的人是山东口音，鼻音重，他说有一伙共产党重要头目准备在东方旅社三楼开会，要抓他们宜快，宜立即部署行动，并严加保密。因为他知道警备司令部内至少潜伏有三名共产党情报员。
此后，王任叔就化名“屈轶”在上海的《大美晚报》上发表《谨防小人》和《对奸人的棒喝》等杂文，来表达自己沉痛而愤慨的心情，并将矛头对准了康生。
据说，王任叔因此而在晚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事实上，在那个特殊时期发生的很多人间悲剧，根源都在于为发泄私愤时的捕风捉影；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如何杜绝暴露出来的问题。
这就像一个医生，他剖开了病人、让病人看到体内臭烘烘的恶瘤后，病人应该检讨自己恶臭的原因，并感谢医生。看到自己的恶臭后、抱怨医生的人，都是不明事理的；这就像，所有看到发泄私愤的恶行后，都抱怨发动文革的人一样。
1972年7月25日，王任叔在被遣返浙江奉化家乡两年零4个月之后病逝。数十年过去，愿前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