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七君子”之一。邹韬奋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自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1933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同年7月被迫流亡海外，周游欧美，并至苏联参观。1935年8月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1月，其主编的《大众生活》创刊。“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入反对不抵抗的斗争。12月12日，他参加签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三十人组成理事会。7月15日，邹韬奋与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等共同讨论并具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表明救国会的基本主张。
以下为如去注：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280多人联名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1日，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接着，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也纷纷成立。
在这种形势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到了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全国各界救国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救国会的号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在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中，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是当时最大的抗日救亡的民间组织，对于抗日救亡作出过巨大贡献。
1945年冬，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鉴于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北京宣告结束。如去注毕。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知道了这些情况，于8月10日、9月18日致信四人，信中说：“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会作与共同奋斗!”“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
“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教国的最好方策。”
“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邹韬奋等读了毛泽东的信，更加积极倡导联共抗日的主张。但是，他们的爱国行径却触怒了国民党政府，同年11月23日，他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遭国民党当局和英法两租界捕房中西密探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
事件轰动全国，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关注事态的发展。1937年4月1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懦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人京向陈、张诸君（指陈立夫、张冲，此为“中统”第一号、第二号人物，如去注）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次日，中共中央在《解放》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及全体政治爱国犯，立即取消陶行知等及一切政治犯之通缉令。”
以下为如去注：
1936年7月，陶行知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
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通过自己的老师杜威，联络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于1937年3月拍发电报给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等人，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营救七君子。
电文内容是：“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的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如去注毕。
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日，释放政治犯，邹韬奋等七人也被释放出狱。他继续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而辛勤奔忙。不幸的是，由于过度的劳累，邹韬奋患上了癌症。
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1944年6月2日立下遗嘱，表示对新中国光明未来的信心和追求进步的强烈愿望。遗嘱中说：“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怡。”
“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并希望死后“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事，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人党。”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病逝。毛泽东看到邹韬奋的遗嘱，深为感动。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根据他的生前要求，决定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在7月28日向其家属发去了唁电，以示哀悼。
唁电说：“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常在人间，其著作将水垂不朽。”
“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
1944年10月11日，周恩来在延安亲自主持成立“邹韬奋同志追悼会筹委会”，经过讨论，决定在11月22日召开邹韬奋同志追悼大会。
毛泽东得知大会召开的具体日期后，在1月15日特意为邹箱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949年夏天，在邹韬奋逝世五周年之际，正在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不禁想起了这位与共产党真诚合作、风雨同舟的民主人士，于是再次命笔题词：“纪念民主战士邹韬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