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闻立树是闻一多的侄子。他被安排在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身边当秘书时，文化程度只有高中二年级。4年里，闻立树跟着吴晗学了不少东西，但始终自我感觉差了些什么。在他调离时，吴晗与他深入交流，认为闻立树今后可以从两条路子来提升自己。
其实，不光是闻立树，吴晗对他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很重视。当工作人员要调离时，吴晗会根据个人的情况，给出一些有利于他们今后发展的意见。
据闻立树称，吴晗有个警卫员叫齐振宇，跟了他三年的时间。齐振宇为人忠厚老实，话语不多，工作认真，安全保卫意识很强，照顾吴晗十分尽职。在他担任警卫员期间，与同在吴晗家里负责内务工作的李秀琴，建立了恋爱关系。
当年，齐、李两人在市政府办公厅大楼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吴晗到场主婚并讲话祝贺。当齐振宇要调离时，吴晗出于对他的关心，介绍他到秦皇岛煤炭学校学习。4年后，齐振宇毕业，被分配到了煤炭工业部办公厅工作。后来，齐振宇被提拔为处级干部。
闻立树后来说，他能有后来的成就，离不开吴晗首长对他的帮助……
吴晗曾数次请求解职返回教坛
1949年11月，吴晗以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卫生工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与我国建交国家在北京开设使馆、访华外宾的增多，北京市人民政府作为东道主，领导人出席各种会议、活动也日益频繁，有时一天达两三起。
而这些礼节性活动，大多由吴晗承担。有一回，时任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的陈家康，因事到北京市政府来访。吴晗向陈家康诉说了自己陷于频繁外事活动的苦恼。
陈家康当场作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是：“跑断京兆三年腿，贻误儒林一卷香。”这里的京兆，指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人；儒林，指的是我国的学术界。陈家康的诗，虽属朋友间的调侃，但也确实反映了吴晗当时处在“不想做而不得不做”的窘况。为此，吴晗曾多次请求解聘返回教坛。
直到1955年2月，吴晗的“窘况”才得以消退。原来，那时北京市副市长的人数从2位增加到了8位，吴晗排第二，只负责教育工作。这样一来，吴晗的工作业绩才日益显现。
这些年中，为了做好工作，吴晗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1月6日，吴晗给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比以前是好多了，工作有了重点，不必成天去参加种种的会。而且更好的是有了读书的时间了。但是问题还是有的，问题是没有人带着我走，没有人严厉指正批评，像对待同志那样！“
吴晗申请入党的问题，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时机尚未成熟，所以，较长时期未能得到解决。即使在1957年3月，吴晗被中共中央批准入党后，其党员的身份仍是秘密的，只有极个别的领导同志了解内情。
吴晗为官清廉
吴晗的祖籍在浙江义乌西乡苦竹塘。其父吴瑸珏，1934年去世。其母蒋山荫，1949年去世。1950年，吴晗给当地农会写信，表示要献出家里原有的田产房舍。3年后，吴晗又两次给浙江义乌人民政府写信，提出把属于他在土改后分得的房产，及其内部的耕具器物，连同原有的土地房产证，一起献给政府。
吴晗的思想境界很高，为官更是终身清廉。有一年，吴晗收到了一封初中班学生的来信，提出希望与吴副市长一起欢度“五四青年节”。这场活动被安排在了中山公园。当天，吴晗与中学生进行了愉快座谈，并在会后招待大家共进西餐。
秘书闻立树说，原本那次活动的费用是可以报销的，但吴晗是用了自己的工资支付。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据接替闻立树，成为吴晗下一任秘书的罗奇说，在1956年至1957年，吴晗每个月都在市政府办公厅，召开一次中学教师座谈会，征求大家对提高教育质量的意见。会后，吴晗会邀请各位老师到就近的鸿宾楼饭庄吃饭。每次用餐吴晗都不花公款，都用自己的稿费来支付。
据罗奇分享说，吴晗在处理有关单位请求题字的问题上，表现得谦虚严谨。60年代初期，已经调到宣武师范工作的罗奇，受学校的委托，请吴晗副市长题写校名。罗奇来到吴晗的寓所后，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诉求。吴晗谦虚地说，自己的字不好看，可以转请郭沫若题写，并留罗奇在家吃午饭。餐后，吴晗写了一张便函给罗奇，当罗奇把便函拿给郭沫若后，郭沫若随即挥毫，写下了“宣武师范学校”六个大字。
吴晗关怀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吴晗身边当秘书的罗奇，起初的见习工资是38元4角2分。12个月，见习期满了，办公厅人事科为罗奇转正定级的事情，征求吴晗副市长的意见，是定23级，工资49元5角，还是定22级，工资56元？
吴晗当即表示，年轻人的工资不高太高。由此，罗奇的工资最后定为了23级。1957年，罗奇和同班同学谢绥之结婚，吴晗与夫人袁震为祝贺他们新婚，送了一个礼包，里面装有60元的礼金。
那时，60元相当于罗奇一个多月的工资。从这件事上，罗奇深深地明白了吴晗副市长的良苦用心：青年人在工作上要高标准，在生活上应低要求。
吴晗十分尊重秘书的劳动成果。有些稿件是吴晗口述大意，由秘书起草整理后，由吴晗本人定稿。当吴晗收到稿费后，会把部分稿费分给负责的秘书。闻立树就收到过好多笔。1954年7月执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以前，机关干部都是供给制待遇，生活比较清苦，得到这些稿费的青年同志，虽然款数不多，但都十分高兴。
1956年，闻立树要调离吴晗身边了。出于对秘书的关心，吴晗给他提出了两条可提升之路：一、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范文澜那里去做他的助手，在范老指导下学习历史，此事我可以负责介绍；二、报考高等学校，学一门专业，毕业后再从事研究工作。
闻立树考虑到，如果从事历史研究，古代汉语是基础，而他在这方面功底较差，由此，他决定走报考高等学校学习这条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闻立树收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个是提前单独招生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另一个是统一招生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到底选择哪一所学校呢？吴晗又亲自给每年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负责人陶大镛写信，很快得到了复信：“根据高等学校招生的有关规定，立树同志应到中国人民大学入学。”
就这样，闻立树告别了吴晗首长，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至此，确定了他终身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的方向。回顾与吴晗首长相处的点点滴滴，闻立树感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