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重建财政体系。财政，说简单一点，就是国家的收入和支出。让人比较意外的是，朱元璋选择在收税的时候收实物，也就是粮食；在支出的时候，比如给官员们发放俸禄之时，同样发放粮食。这种方式多少有些落后，因为自战国开始，货币就大量使用，在北宋就出现了纸币，宋元两代的货币都十分发达，而朱元璋却选择了一个如此落后的支付方式。
同时，若要论及一个均贫富的社会，朱元璋时代一定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最接近于此的时期。洪武三十年（1397）之时，户部报告说全国土地在700亩以上者，有14341户。这1万多户人是当时真正可以称得上的大户人家，若以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为1065万户，富裕人口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二。之所以如此，这是明初四大案以及对功臣大肆杀戮，朱元璋对于贪腐严酷处罚之后所造成的结果。
这就是朱元璋所想要的理想社会。
但这个财政政策遭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猛力抨击，他们将朱元璋时期的财政称之为洪武型财政。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
什么是洪武行财政？简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当中因素都容易脱落。并且只注重原始型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之增进。可是说到这里我们也要附带申明：这种观点只因我们在六百年后体会到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不能适应于外界新潮流之创痛才能产生。在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决策时，一般人士未尝不以之为得计。一个大陆性格的国家动员时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企图长期保持各地区间之平衡，不计较对外折冲时一时一地的祸福得失，都有它特殊之逻辑，所以用最低度的因素为全国的标准，并不完全是缺乏头脑。
在论及洪武型财政之时，黄仁宇的批评可谓十分激烈，甚至认为明朝中后期，乃至清朝仍然没有摆脱这一财政的阴影。
当然，如果仅仅是论及明初之时，洪武型财政财政说法倒很贴切，朱元璋的洪武型财政像一个异类横亘在此，显得十分突兀，因为明之前宋元，在商业都已经迅猛发展，货币交易已经非常成熟，实物进行收支在财政中所占的比例都不是很高。
但如果纳入到当时明朝的历史中去看，其实朱元璋自有其道理。
在批评洪武型财政的时候，实际上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明朝边疆的战事。276年的明朝历史，就是北部边防276年的军事战争史，仗从建国一直打到亡国，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所没有经历的。我们说明朝是两省十三京，但实际上，明朝还存在着着大量的军事特区，也就是俗称的九边，在这些区域内，没有行省内的布政使、按察使等，而是实行由总兵、巡抚、总督、巡按等等组成的为了应对军事斗争，而建立的一套复杂军政体系。
九边本质上就是恒更在明朝北部的一个又一个的战区。
实物型财政的优点是很明显，那就是能够保证实物运送，减少贪腐；但缺点同样致命，运输的损耗相当巨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七八石粮食送到边镇之时，仅有一石，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消耗。那如此大的消耗，明朝又如何能够承受呢？因为朱元璋实行的是军屯，边疆士卒战时作战，闲时则派大量的士卒进行耕种，粮食的供给主要来自于军屯耕种，运粮只是一种补充。
但军户制度很快就崩溃了，因为军户们无法承受种种压迫，纷纷选择逃亡，军屯的数量迅速减少，但边军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吃的粮食没有减少，所以从内地的运粮数量就大幅度增加，这对于明朝来讲又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采取货币化运输，运银子到边疆，再行购买，可以减少运输之苦。明朝也是这么做的，粮折银也是白银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但问题很快就发生了，九边都是苦寒之地，商贸不发达，农业产量低，银子在这里的购买力急剧下降，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只等同于内地二三钱，熊廷弼、袁崇焕等边疆将领无一不向朝廷抱怨锅此事。而且折银之后，贪腐的情况更加严重，粮食中出现贪腐，贪官还需要场地堆放，银两则便捷许多，所以弊端丛生。
要解决九边的粮食供应问题，朱元璋的军屯实际上是一种沉重的压迫，已经被淘汰，淘汰的过程与北周到初唐的府兵制并无二异。运银过去到边疆又存在着购买力下降，贪腐严重的问题，所以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还是从内地运输粮食到九边——虽然这样的运输艰苦且耗费巨大，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事的军需。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不是银子而是粮食，是物资而非货币。
需知，洪武型的财政并非是一种倒退，选择用实物而非货币作为税赋的主体，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洪武时期，北元仍然具备了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王保保先后两次在战场上挫败明军，尤其是洪武中期，15万明军深入大漠，被王保保大败。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洪武时期的财政有着战事经济的特征，这种特征一直延续到永乐时期，直到永乐帝于北伐归国途中去世而止。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战时经济的巨大作用，洪武时期养兵120万，永乐时期养兵270万，而天下不乱。反观明末，辽东的兵力就从未超过20万人，因为粮食折银，士兵消耗巨大，一名士兵一年的收入需要18两，20万人就要360万两白银，而国家太仓的收入也仅有400万两左右，入不敷出成为常态。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战时经济是无法持续的，所以仁宣时期，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方针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但很遗憾的是，朝廷并没有对经济和财政进行相应的调整。
02
当然，洪武型财政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是有的，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制度的僵化。
朱元璋在设计制度之时，曾经要求子子孙孙不能动他的制度，这当然是一种短视。但没有一种制度可以永葆青春，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加，经济的发展，财政制度也是需要进行改变的。但明代真正意义进行财政改革还是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时期，将实物型税赋改变为改变白银支付，劳役同样折银。而即便是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在改革的过程也遭遇到了种种强大的阻力，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一条鞭法也被废除。
张居正以后，再也没人真正从宏观上来改变明朝的财政制度，所以万历中后期，财政迅速恶化，整个大明朝都陷入了深渊之中。
二是明朝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任何的一种政策或者改革都在试图用一种办法来解决全国的问题。洪武型的财政是如此，一条鞭法同样是如此。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改革，对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无疑是一个巨大利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但对于陕西、贵州等贫穷地区的农民来讲，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贫穷地区农民手里没有银两，在交税之时需要去把粮食换成银，银贵粮贱，农民每一次兑换都要遭受损失，深受其苦。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王安石把劳役折钱，司马光立即反对说山西的贫民宁远服劳役，不愿意交钱，因为对于贫民来讲，除了一身体力，啥都没有，靠着服劳役尚可以吃上饭，如果让交钱，他们根本拿不出，这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
其实问题的核心不在一项制度之上，而在于是否能够因地制宜，能够灵活多变的处理问题，以此来制定制度。当然，这对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封建王朝来讲，无疑是天荒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