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8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以及文物保护重要成果，墓主人基本锁定为战国晚期楚国考烈王。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截至目前，已提取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组），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武王墩一号墓北侧椁室虽被盗严重，仍提取出百余组琴瑟等弦乐器。西侧两室遗物极具楚地特色，200余个漆木俑立姿、坐姿各异，佩木剑。
东一室青铜礼器组合保存完整。专家初步判断武王墩墓出土文物的形制、纹饰、组合等具有战国晚期楚文化的典型特征。现已采集整理到的墨书文字、漆木器上的篆刻、青铜礼器铭文，对研究楚国墓葬营建过程、职官制度、名物称谓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楚王酓前簠上的“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12字铭文，让墓主身份呼之欲出。
考烈王墓和安徽寿县李三古堆大型楚墓年代相近，且出土的青铜器和铭文可以相互印证。李三古堆大型楚墓的墓主可能是考烈王的王后，即李园之妹，楚幽王之母。那么在楚国诸王中，这位存在感颇低的考烈王究竟是何许人也？楚国晚期的社会和经济形态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呢？
武王墩墓考古发掘现场
楚考烈王的始荣始枯
楚人入夏后，由非夏非夷蜕变为夏文化的重要成员。战国时代的楚国虽然经历了吴起变法的洗礼，经历了威王兴楚的辉煌，但始终活在秦的阴影中，大有“既生楚何生秦”的哀愁。楚怀王继位后，楚国开始走下坡路，安首南土成为楚国君臣的政治心态。
公元前263年秋，就在黄歇回到陈郢不过三个月，顷襄王就病故了。熊完继位，是为考烈王。
考烈王元年（前262年），以黄歇为令尹，封为春申君，赐以淮北地十二县。从此，考烈王与春申君的命运便紧紧连结在一起，若即若离，生死与共。同年，楚割州邑予秦，其地界介于楚秦之间，在今湖北洪湖东北。
当时的华夏，可谓公子辈出，齐有孟尝君田文，赵有平原君赵胜，魏有信陵君魏无忌，他们与春申君俱以贤达闻名于诸侯，礼贤收誉，辅国专政。春申君与信陵君各有食客三千，孟尝与平原的食客大概也不下此数。影响后世中国的“游侠之风”雏形渐显。
考烈王二年，楚攻鲁，割其地。
考烈王三年，秦攻赵，秦赵战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秦一战而定霸，抚压六国，王霸华夏。
考烈王六年，邯郸被秦军久围不解。平原君夫人为信陵君姊，奉书向魏安鳌王和信陵君求救。魏安鳌王遣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但受秦人恐吓，命晋鄙在中途坚壁自守，勒兵不动。
平原君见事急，挑选了既有勇力又有才略的门客二十人，准备突围到楚国去求援。因选拔条件太高，平原君只挑选了十九位合格的门客。这时，有个叫毛遂的门客自荐平原君。《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平原君问毛遂：
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未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颂，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
毛遂答道：
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未见而已。
平原君见毛遂如此自信，允许他作为编外人员，充二十人之数。求援队伍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陈郢，晋见考烈王。平原君向考烈王陈述利害，考烈王听的不知所云，从早晨到中午一直不置可否。这时毛遂登场了。
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纵）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纵），日中不决，何也。”
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
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
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
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依仗）楚国之众也，王之命县（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纵）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以从。”
毛遂曰：“从（纵）定乎？”
楚王曰：“定矣。”
毛遂谓楚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
毛遂奉铜盘而跪进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纵），次者吾君，次者遂。”
遂定从（纵）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毛遂另辟他途，以奇出胜，用露骨而暴力的语言作为要挟，“语杀”楚王。考烈王从来没有被这样一个小人物怒叱过，一时不得何为，居然被毛遂的刺耳批评和劝说折服，采纳了合纵的建议。当然，故事毕竟有渲染的成分，考烈王也并非庸君，尤其是春申君，他是极力赞成合纵的。楚国的君臣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也知道赵破，楚国就失去了北边的屏障，秦军便能以赵地为依托对楚国进行长期的骚扰，楚地的北疆将无宁日。毛遂的“叱谏”只是加速了楚国决策者决心“合纵”抗秦的决心而已。
楚国同意“合纵”，赵、魏也积极配合。春申君自请救赵，偕楚国名将景阳引兵北上。信陵君利用魏安鳌王宠幸的如姬窃取虎符，偕屠夫朱亥单车驰往前线，调动晋鄙的军队参加会战。一场关系赵、魏、楚三国的危机就这样得以化解了。
“合纵”抗秦，成为考烈王一生最为光辉的事件，没有之一。
考烈王八年，春申君取鲁，改封鲁君于莒。同年，以大儒荀卿为兰陵令。
考烈王十九年，廉颇为赵悼襄王所疑，愤而去赵奔魏。春申君遣密使迎廉颇至楚，考烈王以廉颇为大将。然而，廉颇老矣，在楚为将而无功，郁郁不欢，死后葬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考烈王二十二年，诸侯合纵伐秦，春申君为谋主，考烈王为纵长，联军由赵、楚、魏、韩、燕五国组成，赵将庞煖为联帅。大军一到函谷关，秦师即出，五国联军不战即溃，考烈王将失利的责任归咎于春申君。
韩、魏两国受秦的长期侵虐，疆土日蹙，秦军前锋离陈郢愈来愈近。春申君接受了门客朱英的建议，请考烈王迁都寿春，是为寿郢。此后，春申君常就封于吴，仍兼令尹。
考烈王无子，春申君甚为忧虑，恰在此时，李园从赵国赴楚。李园有一个容貌娇丽的妹妹，他有意将其妹献于考烈王，但听说考烈王不宜子，于是先将其妹献于春申君，不久，其妹有孕。于是，这位身怀春申君子嗣的妇人也开始为楚王无子而操心了。《史记·春申君列传》对这场荒诞剧做了生动的描述：
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人，幸之。
显然，这一步套一步，步步为营的策略岂是一女子能想出的，必然是出于李园的策划。于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春申君，平庸而昏聩的考烈王，在李园兄妹的操纵下，一场离奇而荒诞的阴谋就在宫廷外开花而在宫廷内结果了。《越绝书》记载，这名掀起楚国政坛小小波澜的女子，名环。
果被言中，李园妹为考烈王生了一个男孩。楚王晚年得子，大喜过望，当即立为襁褓之婴为太子，立李园妹为后，李园由此而受宠用事。李园唯恐春申君泄露秘密，暗中豢养死士，伺机刺杀春申君。
看来，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楚国政权将转到李氏手中，剧情的发展也是如此。
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王病，将死。朱英也向春申君献出了杀人灭口的计策，即：王死，杀李园。《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朱英的苦劝：
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
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
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攻，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
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
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
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
对曰：“君治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
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
老迈而迟钝的春申君已经失去了往昔杀伐决断的气魄，竟以为李园无害，不纳此计而自蹈大祸。就在朱英献计的十七日后，考烈王病逝。李园果然先发制人，赶在春申君前先入王宫，在荆门内埋伏死士，待浑然不知的春申君进入荆门，死士齐出，杀害了春申君，并斩其首，投之于荆门之外，遂尽灭春申君一族。
在楚国历史上存在感不高的考烈王，在战国晚期闻名于诸侯的春申君，一个因病欣然故去，一个因变身首异处，斯人逝去之后，将是国破家亡的挽歌。
武王墩墓出土的青铜器
楚国晚期的社会和经济形态
先秦及秦汉社会非常重视墓葬制度，这是“视死如视生”思想的具体反映，因而，我们可以通过考古资料镜像楚国的社会和经济形态，从而更加形象地了解晚楚的繁华与哀荣。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到秦国的“富利”和“强大”，有赖于用六国之士，割六国之地，取六国之物。秦人出于获取财富以填国用的需要，事宜暴力手段，为秦的壮大开拓前进的道路，可以说，秦人的胃口，是被一代又一代的军事伟业逐渐催大的。
楚人本来也有宏达的气魄，但进入战国，特别是在怀王衰楚后，今不如昔了，可以说，楚人的颓靡，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悠悠岁月中逐渐消退的。曾经支撑楚国君主制政体高效运转的“楚邦之法”也在风吹雨打中逐渐枯萎了。尽管疆土日消月朘，但是，即使进入秦国一家独大的战国晚期，楚国还是仅次于秦的第二大国，此失彼补，楚国仍有方圆约三千里的锦绣江山。铜和铁的产量，还是以楚国最多。
安徽寿县李三古堆有一座大型楚墓，1933年和1938年遭到两次盗掘，出土青铜器甚多，已知有铭者近60余件。这些青铜器铸造时操作严格，工艺精熟，虽不见繁密细巧的纹饰和镂空透雕的部件。但那通体的雄伟，粗壮的鼎足，大国气象犹存。此墓因作器者多为酓肯（考烈王）和酓忎（考烈王子幽王），学界多以为乃幽王墓。但据刘和惠在《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墓主的再认识》一文中的精细考证，鉴于铭文多言及“王后”，“王后”器组合成套，而“熊忎”器和“熊肯”器俱少的特点，他认为此墓可能是幽王时的太后，即李园妹之墓。
楚王酓肯鼎侈口有流，斜壁平底，附耳外卷近平，蹄足既高又壮，造型颇具新意。铸客大鼎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90厘米，重约40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鼎王”。
战国晚期出土的楚青铜器不仅雄浑大气，但也有很多小件的青铜，造型不仅新奇而且纹饰精致。1956年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大府”铜牛，重量仅1.75公斤，眼、眉、鼻皆有错银镂，周身和蹄部饰嵌银云纹，这在众多楚器中别具一格。不光饰器，这时也有装饰异常考究的楚兵器。1974年洛阳出土的一件铜剑，铭文为红铜嵌错的“繁阳之金”四字，作“纹脚书”。此剑出土时，有从大到小共12颗珍珠排列在剑茎前，作为剑首装饰。剑鞘为象牙所制，上叶近口处有双钩浮雕变形兽面纹。经洛阳市博物馆在《河南洛阳出土“繁阳之金”剑》一文中鉴定，此为战国晚期的楚剑。
金和银的产量，当时也是以楚国为最。这时的楚国铸造了大量的金币和少量的银币，其它诸国仍以铜币为主。楚国的金币有版形、饼形两种。金币即爰币，其钤印以“郢爰”最多，也有“陈爰”、“卢金”等，而汉朝常用的“金饼”，则较少见，而且无印文。小而扁的金饼，可加钤印为金版；大而鼓的金饼，可改铸成金版。也有将金饼切割成马蹄金的，但不多。出土的没方钤印的爰币重量为10克到25克，整块金版约重250克。
楚地盛产金，且产金处有多处：
其一，据《韩非子·内储说》篇所记“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
其二，据《管子·轻重》篇所记“楚有汝，汉之黄金”，这是楚金的原产地，这时的汝、汉已非楚域。
其三，据《史记·货值列传》篇所记“豫章出黄金”，豫章这时正在楚境内。
金币大量涌现，而银币虽有且罕见，已知实物仅1974年河南扶沟出土的18件布币。战国中晚期楚墓的出土文物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即出土了多件天平和多套砝码。仅战国晚期的909座楚墓中，就出土了天平盘5个，砝码192枚。这些天平和砝码，显然是用来称量贵重金属的。楚国金币的大量涌现，可以与晚期的社会和财政危机有关。《韩非子·内储说》篇提到楚国颁布了非常严格的禁止私人采掘金矿的法令，违者处以重刑，可见国家掌握了金矿的开采权，金币的生产也由政府垄断。
除了金币和银币，楚国也使用铜币，而且仍以铜贝为主，但已有背文为“十货”或“当斩”的布币，以及面文或背文为“四朱”的圜钱和方钱。此外，在黄石一带，还发现了战国晚期其状如长舌而面文为“当金×朱”的铜币，可能是楚国财政危机的产物。
随着楚国在南土的扩张，成群的贵族随着楚师的步伐迁移到淮水中游，并大兴土木。这时，板瓦、简瓦、半当瓦、圆瓦当、空心砖和大方砖已经普遍使用。圆瓦当多饰云纹或凤纹，比先前素面的要精致许多。空心砖长约60厘米至70厘米，宽约30厘米，厚度约15厘米至20厘米，饰四叶纹、云纹和几何形纹。20世纪80年代中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寿县柏家台子发掘了一处战国晚期的建筑遗址，面积达数千平方米，出土的砖瓦形体大而花纹美，表明这个遗迹可能是楚宫的废墟。根据《寿春城遗址遥感调查的新收获》一文介绍：寿郢故城遗址在今寿县城东南，依山绕水，周长20.90公里，面积26.35平方公里，规模比栽郢大很多，在七国都城只亚于燕下都。
安徽境内战国晚期的楚墓出土的玉器较多，其中长丰楚墓尤盛。这些玉器大都出自中小型墓，然而雕琢精细，花纹华丽，与北方诸国同期的玉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见战国中晚期楚国贵族奢靡到何种程度了。
《长沙楚墓》一书对长沙909座楚墓中的器物进行分析后，总结出了战国晚期楚墓的几个特点。其一，玻璃器大量出现，尤以玻璃壁和玻璃管居多。从909座楚墓中，出土了单色玻璃壁47片，彩色玻璃管64件。这是郢都一带极为罕见的器物。其二，音乐器物的大量出土，即“琴”，这是雅的乐器。楚人极爱鼓琴，因而出土楚瑟颇丰。其三，虎子的大量涌现，这是俗的器物。虎子即溲，近代俗称夜壶。即使是这样的俗物，也被楚人设计和雕琢得栩栩如生。
通过以上考古资料可以看出，论实力，楚优于秦，一是地大物博，二是百姓富足，三是资源丰富，四是技术先进。但自从楚人弃守栽郢后，楚文化就进入了滞缓期，守成有余但创新不足，进步十分缓慢，就像落日一样，在灿烂中尽显夕阳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