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点的烟民应该都还记得有一个香烟品牌叫“哈德门”，它是1992年秋由青岛卷烟厂正式恢复生产的。
这里面的“哈德门”其实就是现在北京城里的“崇文门”。“哈德门”这一名称实际上在元朝时便已经出现了，明清朝时才改为现在的“崇文门”。
作为老北京“四九城”之一的崇文门，流传下来很多有趣的谚语。老北京人常说的“崇文门关的大秤还称不了你”，是用来挖苦人太狂了；而“你这些日子是崇文门关当差——发了”，则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突然之间发了横财。
俏皮话归俏皮话，但从中不难看出：一是崇文门关的秤可以说全北京城最大的，二是在崇文门关当差是少有的肥缺。
顾名思义，崇文门关带一个“关”字，意为关卡、挡路之处。在繁忙的进出皇城的道路上立“关”，所立之意无外乎收税了。
可是崇文门关实际上是一个行贿之所、受贿之所、分肥之所，所以老北京又有了另外一条歇后语：“崇文门关的大秤——称私不称公。”这是因为私货上税，公货不上税，崇文门关的大秤当然不会去称公货。
说起清朝的税关，区分为“户关”、“工关”两部分，其中户部管辖的称为“户关”，负责征收百货的税；工部管辖的称为“工关”，负责征收竹木船钞的税。
清朝一代在全国共设立了43处“户关”，崇文门关是北京地区唯一的“户关”，办事衙门就设置在崇文门外东北角。
整个衙门呈坐北朝南的建筑样式，后来解放后的哈德门饭店就建在了崇文门关旧址上。
因其唯一性，所以崇文门关在清朝是个赫赫有名的衙门，单从官员配置上就体现了它的特殊性。衙门设有监督正副二人，左右翼监督各一人，全部由现任内务府大臣及尚书侍郎兼任，而且有内务府里的人员帮着处理崇文门关上的事务。
从这就可以看出崇文门关和皇家的内务府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表面的官制上，还体现在历年来很多约定成俗的例规上。
据资料中记载，宫中的太监们说：“内臣盼殊恩，年终崇文门”，就是说每年接近年终的时候，崇文门关会送来一笔银子，由内务府分发给宫中的太监们。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宫中大大小小的太监们拿了崇文门关的银子，怎么着也要在皇帝面前瞅准机会美言上几句，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外人皆知崇文门关是著名的肥缺，但到底肥到什么程度，局外人想破脑袋也是不可能知道的。
单提一个人，和珅，乾隆时期富可敌国的人物，生前就兼任过崇文门关的监督一职，就能窥探崇文门关一两分的“肥”。
翻开清史，会发现崇文门关的历任监督都是由皇上信得过的近臣兼任，所以整个清朝历史上崇文门似乎没有出过什么水落石出的大案。
这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天子的庇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凡是能担任崇文门监督之缺的大员，都是官场上的“老油条”，阅历极深，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聊鬼事。更厉害的是，这些个大员懂得“四马分肥”之术，通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道理。
所谓的“四马分肥”之术，就是要“所有人雨露均沾”。只要“沾”上了，局外人也就变成了局内人。“沾”上的人越多，关系网就越深，形成了纵横交错、盘根错节的“分肥”集团。
任凭哪里来的青天大人，铁面御史，也休想秉公查办，因为皇上和大总统也都“沾”上了。
据记载，清朝时崇文门关每年送给内廷后妃的“脂粉钱”就有十万两银子之多，后来袁世凯当总统后，依旧按照清朝的惯例执行，照收不误；以后的历任总统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包青天转世，也只能对着崇文门关“铜墙壁垒”的人情关系网叹息。
叶赫那拉·桂祥是慈禧的弟弟，爵位是三等承恩公，镶黄旗满洲副都统。由于他太“穷”了，所以被安排到崇文门关任监督一职。任职不到一年，家中的府院翻修一新，并私底下对密友说：“后半生总算不用发愁了”。可见崇文门关监督发财的速度，是有多么的快。
俗话说“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崇文门关的监督大人开门笑脸迎财，下层的办事人员当然也要通过敲竹杠、勒钱财来捞一些油水。
如此一来，别说什么商贾小民，就连封疆大吏也得被搜刮一番后才能过关。
这样的扯皮官司打到皇帝御前，本以为能主持公道的皇上竟说：“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在外面有的是钱，分一些给他们也是可以的呢。”一句话就把办事人员的责任抹得一干二净。以至于光绪六年，崇文门关的衙役竟然敲诈上了外国的使臣，监督大人下令把外交人员扣押查验。后来事情闹大了，御史们纷纷上书，说这件事有损大清的威望和名声，弹劾崇文门关的监督。结果当时的崇文门监督灵桂、照祥，最后也只落了一个“失于觉察”的小小处分。
每到应举之年，各省的举人老爷要进京参加会试。他们作为天子的贡生，手握七寸笔管几篇文章写下来也能左右民间的舆论。一般的衙门对于举人老爷那都是礼让三分，好生接待，按照规定“从快从速从简从便”地办理各种文书。
然而，崇文门关却是一个特例，竟敢扣留举人老爷的行李，找由头借机勒索。这些天子贡生们哪里受得了这番窝囊气，转头就告到了监督院，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达官贵人，天子贡生尚且如此被对待，至于平常的普通老百姓，受到崇文门关衙役的欺压、勒索，自然有冤无处诉、无处理，只能热气吞声，奉上银两，破财免灾罢了。
所以老北京城的商民百姓，一提起崇文门关都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的关税主权丧失殆尽。
名义上仍要户部经手的关税，实际上已经全部纳入总税务司的下面，如此一来，崇文门关的管理关税之权也就不在户部的控制之下了。
辛亥革命以后，崇文门关变成了北洋政府的显赫肥缺。1920年代的时候，冯玉祥从河南调任陆军检阅使，率部驻扎在南苑一带。他经常轻装简从，骑上一头毛驴出入北京南城各门，可以说深知崇文门关的吃拿卡要的斑斑劣迹。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赶下了台，由黄鄂组成了摄政内阁，主持日常政务。随即，冯玉祥授意黄郭明令取消了崇文门关。消息一传出，北京市民无不拍手称快。
至此，矗立数百年的崇文门关终于“关门”了，却在中华民众的心中开启了另一道“希望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