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范仲淹的31世孙,河南人范小红这些年一直在沿着先祖的足迹行走和思考,他想搞明白,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前是怎么得来的,又对当下和未来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并为此写下“寻范文正公”的系列文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留下的千古名言,有人说能与此媲美的唯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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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横渠四句的张载小范仲淹32岁,二人亦师亦友,还原二人交往过程,就能洞见两个中国古代读书人是用何种态度看待家国天下的。

范小红通过“寻范文正公”系列文章,重温先祖说过的话、走过的路、交过的朋友。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个人行走体验的非虚构写作,也和豫记要推进的“走读河之南 助力大中原——这就是河南知行版”的初衷不谋而合。

即日起,豫记将择机选登“寻范文正公”系列文章,以飨读者。(豫记按)

范小红 | 撰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留下的千古名言,有人说能与此媲美的唯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横渠何许人也?“北宋五子”之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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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小范仲淹32岁,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却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

张载天资聪明,从小就喜欢谈兵论武,加上家住陕西,对西夏犯宋早就痛心疾首,他攻读兵书,研判敌情,立志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张载得知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并代张存兼知延州之后,异常兴奋,写下《边议九条》投奔延安拜见了范仲淹。

史书记载,范仲淹“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

其实,是张载的《边议九条》令范仲淹折服。当是时,范仲淹与韩琦正为“对西夏是攻是守”争得不可开交,范仲淹主守,坚持坚壁清野,固守抗敌;韩琦主攻,主张主动进攻,根除隐患。韩琦派范仲淹最好的朋友尹诛前往做说服工作都被拒绝了,分歧到了陕西经略安抚使的夏竦那里,主帅也无法调和,只好交与仁宗皇帝决断。

《边议九条》无疑给范仲淹打了一针强心剂。清野,固守,省戍,因民,讲实,择帅,择守,足用,警败。张载从九个方面全方位分析形势,研判军情,提出方案。范仲淹暗暗叹服:“这小子竟然与我的‘攻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守宜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如出一辙,通读其文,观其措辞及文势,‘亦可见张载胸中之武功韬略,大将之风犹存’!”

范仲淹深思良久,语重心长地对张载说道:“报国并非只有投笔从戎一途,人尽其才,你父亲为你取名张载,字子厚,是寄望于你能够厚德载物,德行广大,而看你的文字,温厚绵长,宏博广大,‘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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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范仲淹

范仲淹一席话让张载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原来张载的祖父、父亲真的说过此话,祖父张复是真宗时代的集贤院学士,父亲张迪曾任涪陵知州,从小就教育他立大志,做大事,福载人民。

张载15岁那年,父亲在任上病故,是他带着年仅5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送父柩越巴山,奔汉中,至陕西眉县横渠,在盘缠用尽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将父亲葬于横渠南大振谷迷狐岭上,并定居横渠。

52岁的范仲淹是那个时期文武双全,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张载自然听得入脑入心,他接过范仲淹赠送的《中庸》就返回了关中。

起初,边境战事并没有按照范仲淹“守势”而为,而是依照韩琦的“攻策”而进,随着“兵败好水川,全师陷没”,宋夏战争极为被动,范仲淹不失时机上书《上攻守二策状》,这里面便有《边议九条》的影子。守边三年,“善守将军”范仲淹“以守为攻”“近攻久守”“军中有一范,敌军闻之吓破胆”。宋朝彻底平定了西夏来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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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庆州筑城防御,城起,宋仁宗钦赐“大顺城”。

范仲淹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请年仅22岁的名不见经传的张载撰写《庆州大顺城记》。当然,这一次,张载依然没有让范仲淹失望。

《庆州大顺城记》不仅对范仲淹的筑城“以记其功”,还阐述了范仲淹的“攻守”思想,如“当避其强,徐以计胜”“月良日吉,将奋其旅”“百万雄师,莫可以前”“于金于汤,保之万年”。不愧是熟读《孙子兵法》的张载,《庆州大顺城记》中蕴含着范仲淹“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敌不知其所攻,而胜也故能自保”的思想。

《庆州大顺城记》全篇100句,400字,言简意赅,气势恢宏,碑刻于城头之上,传诵近千年。

另有一说,范仲淹自掏腰包给了张载一笔丰厚的“稿费”,以至于十年后张载弟弟张戬进京赶考的盘缠,包括张载自己五年后进京赶考的盘缠用的都是这笔“巨款”。

这之后,西北战事平稳,西夏称臣,范仲淹回朝任参知政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改革失败后,范仲淹先后知邠州、邓州,张载时刻关注着恩师的动向,直到花洲书院建成,他不远数百里到邓州聆听范仲淹的教诲。庆历六年的《岳阳楼记》被张载烂熟于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令他终生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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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黄鹤楼

皇祐四年(1052年),听闻范仲淹在徐州去世,张载悲痛欲绝,之后他化悲痛为力量,潜心研读范仲淹“兼三才而穷理尽性,重六画而原始要终。二气分仪,著高卑于卦内”“冠三才而中正,秉一气而纯粹”等思想,奠定了自己气本论的宇宙本体论框架。五年后,38岁的张载决定进京参加科考,进入“体制内”,他要让理想照进现实。于是,中国科举史上“龙虎榜”诞生了,这一榜除了张载之外,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横空出世。

更为难得的,时任宰相文彦博特地设虎皮椅安排还是“考生”的张载在相国寺“讲易”,轰动整个京城。也是在汴京张载遇到了表侄——程颢、程颐并成为至亲和同道。在听了二程兄弟讲解《易经》之后,张载谦虚地宣布:“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就是说论易学之道,我不如二程。这一“官宣”让二程在京都名声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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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举之后,张载像范仲淹一样从基层做起,他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等职。不管在何处任职,他都办事认真,政令严明,推行德政,发展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召见张载问以治道,他告诉神宗:“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神宗非常器重他,有意让他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但张载表示自己刚入京城,对新法还不了解。后来,王安石主动来找张载,希望张载能够支持自己。毕竟两个人“都曾师从范仲淹”。张载对王安石说:“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

意思是说,你只要为大家好,大家肯定支持你。但你要是强迫我跟着你干,恕我不愿受命。张载婉拒了王安石。

不久之后,王安石担任宰相,张载被调离京城,派往浙东明州审理贪污案。很多人都认为,张载的长处是学问,如果把他调到某地去当学政,或许更合适。但王安石却让他去审理刑狱,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历史就是这样,张载和王安石,都曾受教于范仲淹,范仲淹的思想中,有传统儒学的部分,也有“庆历新政”中变革的一部分。巧合的是,张载继承了前者,而王安石继承了后者。因此,到了第二年,弟弟张戬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张载便以病辞职返乡,这一次,他学着范仲淹当年在醴泉寺断齑画粥的样子“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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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像

史书记载:张载居家七年,从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张载的理学成就几乎在这七年当中“喷薄而出”,关学既成,声名远播。

熙宁九年(1076年),吕夷简的儿子吕大防极力推荐张载入朝,神宗又授他太常礼院,就是专门掌管礼仪的官。不久肺病发作,加上与有司仪礼未和,又一次因病辞归。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冷,途经洛阳,张载要会见一下二程兄弟,叔侄相见,分外亲切。

在洛阳张载重点与二程讨论了哲学与时政。这次谈话由张载弟子记录为《洛阳议论》。这次讨论的是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易传·说卦》中一个重要命题,张载强调为学工夫的阶段性,既注重外在的穷理,又重视内在的尽性,二程兄弟则认为不需要那么多的曲折。

在洛阳,张载不由得又想起了范仲淹,范仲淹在晚年的时候,友人想为他购买唐代名相裴度的绿野堂,让他定居洛阳,被范仲淹婉拒。张载对二程兄弟说:“昔年有人欲为范希文买‘绿野堂’,希文不肯,识道理自不然。”他引用范仲淹的话说,一旦有私心为自己谋取财物,如何能够心安理得?

熙宁九年(1076年)恰逢范文正公去世25周年,范仲淹墓就在洛阳万安山下,近在咫尺,张载提出去拜谒恩师,二程兄弟一同前往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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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雪纷飞,龙门山白皑皑一片,卢舍那大佛蔚然凝视着雪地里走过的一行人,张载、程颢、程颐带着随从和祭品跨过伊河,绕过龙山香山直奔范园。

在洛阳,在万安山下,在范文正公墓前,疾病缠身的张载再次诵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离开万安山,离开洛阳,张载返回陕西横渠老家,路上,依然是大雪纷飞,行至临潼,58岁的张载安然辞世。

他去世时,身边仅有一个外甥。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筹资将老师的灵柩送回横渠安葬。

张载和他的恩师范仲淹一样一生“勤俭无余”,最后靠筹资安葬,安葬时日,一样的大雪纷飞。

本文原载于《时代报告》2022年第8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范小红,洛阳人,

范文正公三十一世孙,

2012年度中国十大旅游风云人物奖,

奔流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

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