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营养餐是怎么被挪用扣克的
2024年6月25日，审计署侯凯审计长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了《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这份令人炸裂的审计报告，指明了某些资金密集、资源密集型领域正成为行业性、系统性腐败的重灾区，为下一阶段的反腐指明了方向。
《报告》开篇就提到：
在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方面，重点审计的41个部门及所属346家单位2023年收到财政预算拨款5824.04 亿元，此次发现各类问题金额226.26亿元。其中部门本级36.29亿元(占16%)，所属单位189.97亿元(占84%)。
呃，这么说吧。如果哪家公司出具了类似的内部审计报告，最先头痛的不是违规人员，甚至也不是公司董事会，而是对审计部门负责的财务总监。
《报告》中“重点民生资金审计情况”一节说到，审计署重点审计了2021-2023年8月份，13省159县的231.37亿元补助资金，发现多地挪用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及发放部门福利。
《报告》中披露的挪用细节，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补助资金管理使用较为混乱。有66县将19.51亿元直接挪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基层“三保”等支出。有41县的1533所学校通过压低供餐标准、虚构采购业务等变相挤占截留2.7亿元。有5个县的教育部门与中标供应商合谋，通过供应商分红、捐赠等方式串通套取4216.02万元，用于发放福利等。
二是部分供餐单位违规经营。有147家供应商和部分学校食堂等供餐单位违规经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供餐。
三是餐食采购招标和供餐监管等不够规范严格。有25县通过违规直接指定、设置不合理条款等方式，确定了52家供应商向2605所学校供餐。78户企业或个人通过违规借用资质、伪造资料、围标串标等方式，中标35县的101个营养餐项目。监管权力寻租，相关监管部门和77所学校的工作人员，在供餐监管等过程中涉嫌徇私枉法，谋取个人利益。
我敢说，审计署提到的农村营养餐补助方面的问题，都有社会新闻提供草蛇灰线的佐证。
例如2014年，一家名为“汇达教育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在安徽省阜阳市成立了，该公司主要从事教育产业项目的建设与服务，包括预包装食品、乳制品、蔬菜、禽蛋类、冷鲜肉、粮食、食用油的批发与零售，为各类教育机构与学校提供后勤服务。
10年之后，这家公司已经将业务辐射到安徽省内数个县市。例如2023年12月，萧县教体局公布了食堂大宗食品招标、集中定点采购等供货商名录，排名第一的中标单位就是汇达公司。
然鹅，天眼查数据显示，该公司在2024年上半年收到了两则行政处罚。其中包括：
2024年3月，因未按规定要求生产经营食品被临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2.8万元； 2024年4月，因伪造、变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被临泉县农业农村局罚款3万元。
问题来了，什么样的餐饮企业会“未按规定要求”生产食品，又是什么样的餐饮企业去伪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样生产出来的食品，会是什么样子的？
但这并不妨碍该公司业务的扩张。
有网友爆料称，汇达最近又中标了江西某单位的食堂大宗食品采购项目。
都说孩子是国家的希望，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有些人的思路很清晰：
你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
❷挖肉补疮为哪般
“二战”以来，越来越多的基础教育研究者发现，向农村等欠发达地区提供校餐，是降低儿童营养不良率、提高认知能力与学习成绩的重要手段。
最初，我对这个研究嗤之以鼻。因为这个原理，在上世纪80年代即被我“独立”地发现了。
那时候我还是一位纯洁的小学僧，因为作文范文里“蔚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像棉花糖一样美丽”之类的词句而想入非非，硬是走神了大半节课。
然鹅，从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开始推广学校供餐。
到2020年，全球有超过150个国家实施校餐项目，各国通过财政支出，每年在校餐计划上的投资超过400亿美元。
——他们不只是动动嘴，还开始来真的，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所以当2011年国务院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农村地区学生提供每人每天3元的补助（注：后来提高到5元）时，我是很感动的。
因为在农村，真有不少儿童因为这顿免费的饭，而被家长送到学校。这份看得到的宣传教育，比大力普法《义务教育法》来得更为有效。
按照教育部的报告，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覆盖28省1567县，累计受益学生达到：
3.86亿人次。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项德政。
而且，为了把5元的营养餐落到实处，教育部印发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对营养餐的供餐管理、资金使用与管理、采购管理作出了明确要求，包括且不限于：
1，学校食堂由学校自主经营、统一管理，不得对外承包或委托经营； 2，各级单位要设立关于营养膳食补助资金的专门台账，确保全额用于补助学生用餐； 3，严禁克扣、截留、挤占和挪用营养餐补助资金，不得直接发放于学生个人和家长。
这些看似死板的规定，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是完全有必要的。
然鹅在财政危机下，有些部门和个人竟然以人民的名义，把手伸向了这5元钱，目的是堂而皇之地用于偿还政府债务，用于基层“三保”支出（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甚至有个别单位把挪用的钱用于：
发放福利。
呵呵，看到被挪用的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竟然用于“发放福利”，这个理由简直亮瞎我的氪金狗眼。
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笑，除非实在崩不住。
有人可能理解不了，庞大的地方债务与沉重的财政压力，又岂是靠挪用营养餐就能补上的？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干呢？
这是因为你太天真，不知道任何组织从诞生起，首要的目标是为了自身的存续与发展，任何不遵循这个原则的领导者，都将会被组织抛弃。
（此处省略75字）
具体到各种ZF部门而言，早些年，它们被卖地收入宠坏，过惯了大手大脚的好日子，甚至在上行周期里组织规模不断膨胀扩大；而当土地财政崩盘后，地方各级部门的收入来源锐减，又不可能自觉地“刀刃向内”。
于是就形成了大唐诗人杜牧形容的尴尬局面：
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于是当经济稳定地下行、且看起来要经历更久的萧条阶段时，部门维系自身存续与发展的关键，通常只有两条路：
提高税收及非税收收入，或者加速举债步伐。
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国家税务总局在6月18日重申“没有没有组织开展全国性、行业性、集中性的税务检查，更没有倒查30年的安排”，但个别地区的基层税务部门依然围绕着补税闹出诸多风波。
而税基相对薄弱的地区，更是在处置国有资产、提高罚款收入等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尝试。
（《财经》公布的2023年罚没收入与税收收入比重前30名城市，你的家乡上榜了吗？）
注意了，有关部门之所以在税收与非税收入这块加紧步伐，是因为在举债的领域遇到了“向上突破”的阻力。
而发债，才是解决财政缺口的最重要手段。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在审计署发布的《2022年审计报告》中，重点指出地方债务管理“不够严格”，存在至少两方面的隐患：
一是违规举借债务尚未全面停止；二是扩投资相关举措未能有效落实，专项债项目安排不科学。
截至2022年底，抽查项目中共有522个项目279.24亿元债券募集资金当年即闲置或被挪用。
报告中提及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与效果出现问题，使得大规模的放水并没有达成预期效果。一些权力集中、资金集中的领域，套利空间没有堵住，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报告中提及地方政府虚构财政收入。有70个县市通过自卖自买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来虚增财政收入，金额达861亿元；有49个地区通过承诺兜底回购的方式，违规新增隐性债务是415亿元；有20个地区通过虚报项目收入等方式包装项目的收益，借此发行198亿元的专项债。
报告中还提及某些政府部门（甚至包括中央部门）利用职权与行业内的资源，违规牟利收费。有25家单位违规发放金补贴，有部门花了2700多万租办公场所，人均的办公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37平方米。
报告中甚至也提及，用于就业、住房、教育、乡村振兴的一些重点民生资金问题很大。例如失业补助被侵吞、虚报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的任务量，有城投公司把公租房的收益权用于违规抵押，进行融资和发债。
看到了吧，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审计报告中年年提、月月提，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当正常的财政渠道不畅时，各种预算执行的问题反而是：
向所属二三级单位转移下沉。
从这个角度看，忽悠民众接受QE（量化宽松），鼓吹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激进的货币政策的某些经济学家，就格外的让人警惕了。
因为在透明度较低、大组织与政府病通行的经济实体内，生产领域的大基建与消费领域的强行刺激，并不能让所有人同步收益。
在此过程中，普通人很可能得不到太多收益，反而要成为承担集体负债与财政缺口的税基，成为执行中的偏差，成为发展过程中的阵痛。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说，凡事尽管要想到最坏的方面。但我对她的这句话深表怀疑，感觉她说得过于乐观，过于傲慢，因为我觉得：
凡事都不要往坏处想，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的想象力还是不够丰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