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市历代县本级地名而言，朱方无疑是最早的，《史记》记载春秋吴国设“朱方之县”可证；丹徒则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它占据了由秦至今两千多年时段的95%以上。至于宜、京口、南徐、润州皆非县名，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近年来，我市学者对这两个古老县名的研究有了新的重要突破：
其一，江苏大学笪远毅教授首次确认朱方与丹徒的语音关联。朱方之方是通名，音义同“邦”；朱是专名，上古读如“都”而丹徒正是朱的反切。急读为一字“朱”（都），缓读为两字“丹徒”。秦统一天下时据镇江本地人发音实录而定名丹徒，这与几百年后南朝文人刘损杜撰的“秦始皇率三千赫衣徒凿京岘山”故事毫不相干。
其二，我市考古专家刘建国将朱方与江淮间虎方、徐方、林方等比对，发现同属商代方国地名系统，且本市湖熟文化遗存也能追溯到商代，由此推断“朱方是商代方国地名保存下来的一个极其难得的活化石”。
这两项重要突破让我们深思：朱方及衍生的丹徒，其本意究竟是什么？
1983年出版的《镇江市地名录》一条不显眼的附录，给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朱方，相传是有虞氏国封尧的儿子丹朱于此而得名。”虞舜有没有将丹朱封到镇江地域，因笔者在先秦两汉典籍找不到相关传说的文字姑且存疑，但官方地名出版物头回将朱方与丹朱挂钩，却耐人寻味。
丹朱，相传是黄帝四世孙尧的长子，因出生时全身通红而取名朱，又因被放逐到三苗所在的丹水流域而被世人称为丹朱。时值氏族社会晚期，中华大地分为华夏、东夷、南蛮三大文化片区，如果说唐尧、虞舜是分别代表华夏和东夷文化的传奇人物，那么丹朱则是三苗（南蛮）拥戴的杰出领袖。丹朱之伟大，在于他将先进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三苗所在的广大地域（依《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在三苗“称帝三年”，且做了三苗部落的倒插门女婿，为中华文化的融合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不过，要后世镇江人认识这位老祖宗不容易。儒家墨家为美化尧舜“禅让”，不惜对尧之长子丹朱污名化妖魔化，称丹朱“心既顽嚣，又好争讼”，借尧之口斥丹朱“不肖乃翁”。至于丹朱借三苗之力向虞舜抗争直至战死沙场，更被孔孟之徒视为大逆不道。
好在史前文化的解释权不可能为儒墨永远垄断。据西晋出土的战国魏王墓随葬的大量述史竹简汇编的《竹书纪年》，揭露了所谓尧舜“禅让”的真相：
“尧之末年，德衰（意指权力逐渐丧失），为舜所囚。”
“舜囚尧，复偃塞（意指禁锢）丹朱，不与父相见。”
“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
笔者引这段古文，并非有意指责“舜篡尧位”的暴力行为，这不过是氏族社会部落领袖权力交替的常态。所谓“禅让”，只是后世腐儒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编织的一块遮羞布。
继虞舜之后，夏禹和商王不断对三苗挤压和攻伐，三苗被迫流散至长江中下游和南方腹地。但对丹朱的崇拜和追念，却被三苗后裔代代传承。流落到湖南境内一支称丹朱为“衡山皇”，广东境内一支称他为“丹朱皇”，而辗转到长江下游镇江地域的，则是三苗后裔荆蛮族一个分支。彼时镇江，距今6000年的海侵退去不久，沿江一带尚是一片水乡泽国，荆蛮族生活在较高的台地（如市区龙脉团山和马迹山两处遗址所示）以渔猎为生。既然夏商的隆隆战车无法开进镇江这片沼泽地，镇江荆蛮族也无意挑战夏商中央王朝的权威，因而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便是，商代某位开明君主尊重镇江荆蛮族对丹朱的执着信仰，封了一个嵌有丹朱名字的方国。至春秋，朱方由方国名转为县名。
于是，中华大地有两个县名追念同一位先人丹朱。镇江的朱方及衍生的丹徒是一个，另一个是山西长子县。长子县之长子，即指尧之长子丹朱，县府落户在丹朱镇。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至于丹朱墓则更多，湖南人说丹朱和他的对手虞舜同葬九嶷山（一在山北一在山南），而北方的河南范县、河北邢台、山西翼域、临嶂等地都有各自的丹朱墓。这也反映出多地民众对丹朱的广泛同情和尊崇。而对于镇江荆蛮族来说，尊崇丹朱就是尊崇中原先进文化，这也为商末荆蛮族热情接纳中原周王族泰伯仲雍的投奔，进而创造灿烂的吴文化作了很好的铺垫。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对朱方、丹徒这两个古老地名的神奇由衷叹服——
你只要写下“朱方”二子，就是写下了遥致丹朱一封敬书的抬头；你只要道一声“丹徒”（上古音丹徒读如丹都，这与丹徒的微细差别在音韵学可以忽略不计），就是对这位老祖宗一次跨越时空的深情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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