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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20日，日军进攻上海，时长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展开。
上海无险可守，本不是会战良地，蒋介石此举意在打给租借的英国人看。
蒋介石的想法是：英国人是世界殖民体系的老大，日本本来是小弟，现在小弟要破坏大哥的体系了，英国人肯定会管。
然而英国自己都自顾不暇，哪有闲心管远东的事，淞沪会战结束后，精锐尽丧的国军没有守备南京的力量，11月20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乙驻重庆宣言》，定重庆为陪都，并于不久后将各政府机关迁往重庆。
（淞沪会战）
一、定陪都为陪都之始末
有人问了，为什么不定六朝古都长安为陪都，而是要定重庆。
其实和你的想法一样，一开始国民政府定的陪都真的是长安。
1932年一二九事件时，国民政府以为日本可能要全面侵华了，于是将首都迁往洛阳，并在洛阳发布《以洛阳为行都长安为西京案》，将长安定位第二首都，一旦河南失陷，国民政府就要迁往长安。
然而1932年这个节点，正是日本协调主义与泛亚主义斗争的最后阶段，泛亚主义者虽然干掉了滨口雄幸和犬养毅，但协调主义的一众大佬尚在，日本还没有做好内部统一，就冷处理了一二九事件。
回到南京的国民政府，庆幸之余总结了在西北的经验，发现长安根本不适合当陪都。
首先就是经济凋敝，自宋以来，西北王气黯然，六朝的过度开发使这里的环境严重破坏，退回了自耕农时代，土地基尼系数低至一点几，素有“关中无地主”的说法，像《白鹿原》那种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西北农村，平均的背后是贫困，江南经济发达，才会有土地集约利用和高级租佃关系。
其次是交通不便，西北深居内陆，与同盟国难以联系，而西南地区到到南亚、东南亚都有陆路交通，所谓“广西一大怪，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在殖民体系废除之前，长江是国际水道，重庆就是这条航路的起点，所以当时的重庆并不封闭，而是号称国际港。
即使是长江航路被日本封锁后，也可以靠滇缅公路做备选，交通上远较长安合适。
最后在地形上，天府之国历来以易守难攻著称，虽然日军的机械化水平实在抬不上桌面，也比国军完全没有要强，山区作战可以扬长避短。
至于选重庆不选成都的原因，是蒋介石要做出随时反攻的样态，跑到成都就成了偏安一隅，重庆是出川门户，选重庆可以提振人心。
重庆各方面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
二、统一川政
这个问题就是：重庆根本不在国民政府手里。
历史书上有句话“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这句话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夸张，而是国民政府真的控制不了全国，各地军阀非常抗拒中央政府，卢沟桥事变时，军阀宋哲元还在和蒋介石谈条件，要求自己解决，中央军不要进驻。
四川被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瓜分，这些人就是像电视剧《哈儿师长》里范哈儿的那种人。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亲赴重庆，开始整顿川务。
（范哈儿）
此前，薛岳带着十几万中央军一路追击红军入川。
四川军阀发现，薛岳没打几个红军，反而把他们给收拾了个遍。
蒋介石罢免了贵州的王家烈，拉拢了云南的龙云，对四川更是重点发力，派驻参谋团控制各个军阀。
前有甜枣后有大棍，四川军阀纷纷“投降”，表示愿听中央调遣。
（薛岳）
蒋介石对四川的中央化很满意，在离川前，蒋介石发表演讲，认为即使未来华北和长江下游出了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川滇黔三省，重点是四川省在，即可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日后必可反攻。
整理了四川内政后，国民政府开始对川滇黔三省进行基础建设，修通了连接公路，发展了一些工业。
到1936年4月，蒋介石再次巡查西南三省，对此前的投入表示满意，三省作为后方基地的地位确立，重庆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陪都。
（西南三省）
三、陪都历史对重庆的影响
重庆成为陪都后，大量工业、金融、文化产业开始迁入重庆。
重庆在一夜之间成了高度工业化城市，战时大后方一千多家工厂里有近四百家迁入重庆，
当时的四大银行的总部都迁往重庆，不少小银行也跟着迁到重庆，重庆成了金融中心。
随着大量移民涌入，商业贸易也发展起来，沿街店铺增加不少，江南江北的知名品牌汇聚重庆，各种地方特色小吃也都可以在重庆找到。
贸易的发展还使得本已衰败的木船复兴了起来，由于投入少，不消耗战略物资，木船穿梭长江航道，成为一大景观。
（木船业）
各地大学的精华迁往重庆，形成战时后方暂时的文化繁荣。
这些影响都是一时的，随着抗战结束，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工厂、银行、大学也都回归原处，重庆又复归了平静。
留下永久性影响的，是风俗习惯。
从前，重庆人称呼外省人为“下江人”或“脚底下人”，习惯自称“老子”，颇有居于长江上游的自傲。
随着各地人涌入重庆，尤其是下游江南人的到来，这种称呼引发诸多矛盾，重庆警察局特地下令查禁此类称呼。
“下江人”经济更为发达，文化也比较开放，重庆人在与其接触后，自身受其影响，逐渐“下江化”。
各地人在重庆汇聚，互相交流时，“国语”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成为了公约数，这促进了重庆人普通话的普及。
国民政府在重庆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进行移风易俗，遏制了吸烟、赌博之风，也废止了一些旧习，如重庆本有男女同浴，借机卖淫之风，就是在此期间废除的。
来自发达地区的人聚集重庆，给重庆的民风带来了永久性影响，使重庆在西南地区显得与众不同，更为包容开放，这是重庆曾作为首都的历史之见证。
参考资料:
朱丹彤,徐晓旭.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市民生活的影响[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137-142.
何晓鹏.抗战时期为何选重庆为陪都[J].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15,(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