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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接见六大军区团级以上的干部。

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台下坐着诸多军区领导人,但会议开始后,毛主席却没有和他们交流,而是率先接见了一位中年女士。

她叫左英,是一名烈士遗孀。

左英出生于上海,十几岁便投身革命,此后一直在党内服务,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不过,比起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军区司令来说,左英的功绩还是有些相形见绌了。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首先接见左英?她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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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贫民,投身革命

事实上,毛主席接见左英,与她的丈夫刘培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刘培善是新中国的开国中将,也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他的革命经历,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1912年,刘培善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幼年时期,他的家庭条件十分艰苦,父亲起早贪黑地干农活,却惨遭欺压。

每年收成大部分都交给了地主,一家人常常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严重时甚至需要挖野菜为生。

正因如此,刘培善对地主阶级的压迫痛恨不已,革命的种子也开始在心里生根发芽。

1927年,土地革命席卷全国,茶陵县作为革命老区,也掀起了一阵浪潮。

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15岁的刘培善也加入到革命队伍,人小鬼大、处事灵活的他,很快便升任农民协会中队长和少先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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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刘培善积极发动农民,不断壮大革命队伍,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势力进行了正面较量。

他机敏的性格很快赢得了革命战友的一致认可,1929年1月,刘培善顺利加入红军,当年6月,还正式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此后几年间,刘培善一直活跃在中央苏区,职位也得以不断晋升。

从连队指导员,到警卫营政委,再到湘赣第二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刘培善在红军中逐渐扎稳了脚跟。

此外,他还参加了数次反“围剿”战役,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过程中,军事才能逐渐展露,被视作军中的一员猛将。

然而,1934年红军第5次反“围剿”不幸失败,在危急关头,毛主席做出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决议。

不过,刘培善并没有加入长征队伍,而是留守湘赣地区,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游击作战,掩护主力部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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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刘培善的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1934年年底蒋介石便发动了“清剿”。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共集结了6个正规师、4个保安团,以及大量的民兵武装,从四面八方向湘赣地区涌了上来。

蒋介石给他们下达的命令非常简单,消灭所有战士、焚毁所有房屋。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少数意志不坚定的士兵选择了投降,但刘培善却坚持领导独立三团,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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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判徒,持枪逃脱

在此期间,刘培善遇到的困难不可枚举,比如说,在敌人对革命区进行了全面封锁以后,游击队想要购买粮食都难如登天。

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只能挖野菜充饥,连野菜都挖不到时,甚至只能吃树叶、草根,其艰苦程度,完全不输长征路上。

如此被动的处境下,很多同志都不幸离世,严寒、饥饿、疾病,以及敌人不分昼夜的进攻,都带走了很多同志的生命。

望着牺牲的战友们,刘培善时常默默哭泣,布满炮灰的脸颊,经常挂着两条冲刷出的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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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以后,刘培善的决心更加坚定,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带领独立团走向胜利,绝不能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淫威之下。

不过,并非所有的将领都像刘培善这般坚韧,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陈洪时便被国民党高官厚禄的承诺引诱,萌生了叛变之意。

1935年2月,一次战斗中,湘赣地区唯一一台电台被摧毁,彻底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借此机会,陈洪时在军中大肆宣扬消极言论,煽动游击队队员叛变。

不过,刘培善在军中颇有声望,他如定海神针一般稳定了军心,无奈之下,陈洪时只好从他开始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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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一天,陈洪时将刘培善喊道户外的小道上,开门见山地说道,

“如今国民党四处‘围剿’,我们想要突围很不容易,依我看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必须尽快转移到敌军包围圈的外部,虽然那里离国民党据点较近,但比困在这里还是要好些”。

陈洪时说得冠冕堂皇,但刘培善一眼便看出他内心的小九。

于是立即反驳道,“省委目标这么大,怎么转移?何况那里没有群众基础,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眼皮子底下,这时候转移不是相当于送死吗?”

见利诱不成,陈洪时不再伪装,彻底露出了獠牙,他让身边五六名警卫员一拥而上,将刘培善团团围住。

并且表示,要么一起叛变革命,要么就当场将他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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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凶险的处境,刘培善毫不慌乱,趁众人不备,他迅速掏出腰上的配枪,顶在了陈洪时的脑门上,“要我叛变革命,那是不可能的想让我跟你走,做春秋大梦去吧”。

随后,他大手一挥,让愿意追随革命的战士们走到他的身后。

顿时,四个陈洪时的警卫员受到感召,都转向了刘培善这边,见情况不对,陈洪时只好让刘培善离开。

不久后,陈洪时果然叛变革命,由于他职位很高,掌握了大量机密情报,所以对我军造成了重大损害。

但即便如此,刘培善始终没有放弃,他坚守湘赣地区,与国军周旋长达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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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

直到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寇来袭,国共两党暂时停止内战,达成了抗日民族联合战线,刘培善的处境这才得以改善。

1938年年初,刘培善升任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副团长,带领着部队在江西莲花县垄上整顿。

此时,刘培善已经26岁,却仍旧没有组建家庭,这让他的领导和战友们都十分关切,想要给他介绍对象。

恰逢此时,刘培善的母亲跋山涉水,从湖南茶陵老家赶来,要为他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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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刘培善在老家早有婚约,但早年间投身革命,所以没有结婚,见形势逐渐稳定,刘培善的母亲便带着未婚妻前来,打算了结多年来的心事。

对此,刘培善的战友们也相当支持,甚至帮忙准备了婚房,万事俱备,只等刘培善点头同意。

然而,刘培善一番思索以后,还是选择了拒绝。

在他看来,男子汉要以国家为重,当时革命尚未成功,日寇尚未驱逐,他怎么可以被感情所牵绊呢?

更何况,抗日战争凶险无比,他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到时候,将会留下妻子茕茕孑立,岂不是辜负了她?

就这样,刘培善拒绝了这门亲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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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平日寇,方可成家

1939年,刘培善带领着第二团,冒着骤雨急行军三日三夜,从安徽赶到南京。

用四个半小时炸毁了镇江地区的下蜀车站,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要道,大大延缓了日军对武汉的攻势。

1940年,刘培善继续扎根南京,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与日军作战。

当时,日军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五路“扫荡”。

不过,在刘培善巧妙的指挥下,我军最终炸毁了数十辆日军装甲车,捣毁了“扫荡”阴谋,掩护大量人民群众和机关单位成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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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的狼子野心终于暴露,将枪口调转,对准了共同抗日的新四军队伍。

危急关头,刘培善一边对付狡猾的日寇,一边还得提防虎视眈眈的国民党反动派。

在黄桥地区,刘培善与友军王必成部通力合作,转移至敌军后方,打得国民党顽军一个措手不及。

最终歼灭了顽军一个师,还活捉了师长孙启人,新四军在黄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坚实的保障。

就这样,在瞬息万变的抗日战场上,刘培善越挫越勇,新四军队伍也是越打越壮大。

经过几年时间的艰苦抗争,战场形势终于得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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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寇已是强弩之末,刘培善借此机会来到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且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

此时,刘培善已年满33岁,却仍旧形单影只,在红军中,而立之年的单身汉并不多见。

所以组织上对他的生活问题更加关切,很快便给他介绍了一位从上海投奔延安的红色姑娘,左英。

左英比刘培善小7岁,是1938年入的党,17岁那年投身革命后,她相继在皖南、江苏以及延安担任卫生员。

1945年,她已是新四军卫生部的教务主任以及保健科科长。

两人年龄虽有差距,但却一见如故,对彼此的革命精神都十分钦佩,相识不久后便坠入爱河,当年10月份更是在组织的见证下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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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家乡,援助革命老兵

此后,刘培善与左英一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解放战争时期,刘培善上阵指挥,左英则在后方照顾伤员。

这对革命伉俪,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刘培善获得了开国中将军衔,而左英也被提拔为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

不过,两人的职位越高,肩上的担子越重,时间也愈发紧张了,尤其是刘培善。

从15岁那年离家以后,他从未回过茶陵,虽然内心记挂着家乡,但忙于公务,始终抽不开身。

巧合的是,井冈山时期,毛主席也曾在茶陵度过一段艰苦奋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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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主席回想起当年的革命经历,特意回到茶陵小住了几日,回到北京后,他找到刘培善,问他是否回过家乡。

刘培善如实作答:“主席,我一直想回去,但没有时间”。

主席笑着说道:“时间要靠自己挤嘛,茶陵是革命老区,你有空回去看看,给我写一份报告”。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刘培善抽空赶回湖南,见到那个阔别已久的家乡。

望着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刘培善心中十分喜悦,他亲自走到田间地头,与乡亲们热烈地交流。

在他的鼓励下,当地村民纷纷踊跃发言,反映问题,短短几天内,刘培善便征集到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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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培善还为家乡人民做了不少实事。

比如说,茶陵有一个叫做谭冬仔的老兵,土地革命时期,他在一次游击战中不幸受伤,双目失明。

回到家乡后,他继续从事生产,还养了头老黄牛,农忙时便带着黄牛帮村民干活,以此换取一些微薄的报酬。

按理说,这实在无可厚非,但当地的副县长却多次对他予以批评。

得知此事后,刘培善非常关切,他不仅送了谭冬仔一盏马灯,还将情况向那名副县长说明,最终帮助谭冬仔大幅改善了生活。

在刘培善回乡途中,此事只是一个缩影,后来,他将自己的全部见闻整理成册,交给毛主席过目。

然而,他如实记录的报告,却被有心人利用,1968年,刘培善逝世,年仅56岁。

事后,周总理表示,一定要彻查此事,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宣布刘培善为革命烈士,家属与子女享受烈士的一切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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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正因如此,1968年8月,在接见军区干部的会议上,毛主席率先与左英交谈。

他明白,作为烈士遗孀,左英承担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毛主席此举,既是安慰,也是默默表达了对她的支持。

好在,左英继续扎根党内,为人民服务,她的两个孩子刘晓榕与刘胜,都选择参军入伍,并先后获得了解放军中将军衔。

刘氏一家,三位中将,纵观解放军历史,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