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的清晨,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中央广播电台宣布南京解放。南京的各界人士,无论自身处于什么立场,都已经做好了解放军接管南京的准备。

就在这时,华德电料公司附近的居民发现,自家附近开来了两辆军用吉普车。

随着吉普车到来,他们将一位身着旗袍、气质优雅的女士接走。她的邻居们常见这位女士出入,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位出身良好的富家太太,常与邻里相亲搓麻将,为人还颇为和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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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吉普车开走,他们才意识到,这位女士只怕还有其他的身份。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吉普车一开,就开到了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军部。军部军委向主持解放南京的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介绍了这位女士的身份。

听完后,陈司令当即握住了这位女士的手,感慨万千的说道:“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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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子究竟是谁?她又为渡江战役做了什么呢?

加入组织

陈修良,出生在1907年,她的老家在浙江宁波,家庭十分富有,是一个旧式的商业家族。

在陈修良刚满一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但父亲的离世并没有导致家族衰落,因为她的母亲陈馥操持起了家中的生计。

陈修良的母亲虽然是旧社会的女子,但她有很强的反封建意识。或许正是受到母亲的影响,陈修良的一生都在为妇女解放运动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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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5岁的陈修良进入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她接触了许多新的思想,开始为救国图存而努力奋斗。受到当时思想导师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影响,她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逸仙。

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陈修良就表现出了过人的组织能力。她曾担任学校自治学生会主席和学联代表,期间多次投身学生运动,还曾发表《救世刍议》。

也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给陈修良自身引来了祸端。由于文章倾向共产主义,陈修良被学校视作“赤化分子”惨遭开除。

后来她又辗转考入上海国民大学,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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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共青团后,陈修良还曾为向警予担任秘书。后来通过中央的考验转变为共产党,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相关知识。

陈修良的学习生涯,为她后来参与革命工作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正是因为她扎实的革命理论基础,才能让她在日后一次又一次地组织起地下革命工作。

也是在苏联游学的日子里,她认识了一同学习的沙文汉,两人于苏联结缘,后来回国后结为了夫妻。

那是1932年7月的时候,那时陈修良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已经与党组织失联许久。在转转迁移的过程中,她又一次遇见了当时的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沙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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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沙文汉也失去了组织的联系,两人同病相怜,就此结为了夫妻。为了能够联系上党组织,两人长期流亡,最终抵达日本,通过在日本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终于再次取得了党中央的联系。

好景不长,1935年的时候,远东国际情报组织受到重创,两人又一次失联。这次从日本回国,两人就开始进行文字工作。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激励更多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中去。

尽管已经长期与党组织失联,但是夫妻两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一直在坚持投身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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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苦尽甘来.中央派驻上海恢复组织的刘晓联系到了陈修良,两人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此后陈修良的工作多有辗转变化,但夫妻两人一直为革命呕心沥血。终于时间来到了1946年,陈修良接到了一份特别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