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崇敬
卓荣泰在面对询问时，选择了一种迂回的方式，即通过提及王金平的事件，采取了一种避实就虚的回应策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内部存在大量支持“台独”的声音，这些声音甚至表现为一边公开宣扬“台独”立场，一边在大陆进行广泛的商业活动。这些绿营产业，特别是在昆山地区，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其中几家主要的绿营产业均在此地设有据点。这些均系跻身台湾百大集团之列的企业，其中不乏位列五十大集团的巨头。此外，亦有多位曾一度跻身台湾十大首富之列的显赫人物位列其中此类人士及企业未来的走向如何？他们的事业会被赶走，还是因为有钱可以被网开一面，再者，这些财富是真的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是立场。
卓荣泰就其是不是已经触犯了“22条”做出回应。大陆最近颁布的“22条法规”中，对于“叛国罪”的定义引起了广泛关注。当被问及此问题时，需要明确的是，如果个体涉及“台独”活动，这一行为可能构成“叛国罪”。鉴于“22条法规”中对于罪行严重程度的划分，其中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因此，有人直接提出疑问，即是否该个体已经触犯了这一可判死刑的严重罪行。
绿营内部鼓吹“台独”和“两国论”的有两种人。一种打心眼里知识太多要“搞分裂”，这种铁杆“台独”譬如“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和“台独金孙”赖清德，他从过去一路走来都是这样的立场。有时称他为深绿的一些少数。但这些人是少数或者说极少数。更多的人把这种所谓“台独”搞“两国论”作为一种手段，谋取政治利益的手段，甚至是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这些人，显然是在政治上的一种投机行为。无论是宣扬所谓的“台独”还是“两国论”，其背后驱动力往往在于这些观点能够为他们带来市场和利益。历史上确实存在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动机，采取特定的政治立场。例如，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中，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政治背景，但大部分都是支持两岸和平、支持一个中国立场。
在后续阶段，随着大门的敞开，众多人士普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因此，部分绿营阵营或与绿色光谱相关的企业亦纷纷涉足其中，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利益极具吸引力。尽有传闻提及六四比例这一数据，实际情况也确实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当前，“22条法规”一经颁布，这些相关个体便需进行深思熟虑。若要求卓荣泰撤回其立场，恐怕难以实现，因他既已选择此道路，便难以回头。对于赖清德而言，他本就无意返回原状。然而，对于部分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所谓政治投机者，他们无疑需要进行审慎地考量。因此，针对当前情况，大陆方面亦发布了一则重要声明。声明中明确指出，若有关方面能够转变立场，不再坚持“台独”主张，既往行为将不再追究。
换言之，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过去的行为将不被追责。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仅仅是针对某一项法律的特例，而是大陆法律体系普遍秉持的精神，与香港普通法所体现的原则相类似，即在法律公布之前的行为，通常不予追溯。大陆方面此次亦强调，过去的行为如何，不再作为评判标准，关键在于从现在开始，相关方面是否能够摒弃“台独”立场，停止发表煽动分裂国家的言论。这样的表态无疑给了那些曾坚持“台独”立场的人士一个深思熟虑的机会。
林佳龙的岳父作为某知名大集团的总裁，其长期在大陆有投资及经商活动。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尽管有人对其与“独派”人士的关系质疑，但吕秀莲当时表示尊重徐董事长及奇美企业的决定。然而，我们清楚知道这些企业及其背后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绿色”。例如，陈水扁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即长荣集团的女婿，后来还担任了兆丰金控的董事长。陈水扁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败选后，该人士捐赠了巨额资金，帮助陈水扁赢得选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外，该航空公司还拥有货运业务，几乎位居世界前列，且长期与绿营保持紧密关系。
同样，支持赖清德的某个视频公司，也长期支持绿营，并拥有一个英文新闻媒体进行报道。这些企业都是绿营相关的指标性产业，其未来是否会受到“22条意见”的影响。当前台北政坛的议题讨论已趋明确，具体聚焦在以下几点：首先，鉴于这些企业有大量人员参与，甚至在当地设有工厂或据点，我们需评估其是否会受到相关影响。其次，若这些企业继续秉持“独派”立场，其商业活动是否仍能顺利进行。最后，对于这些企业主，如果他们移居海外，是否会成为特定网络的关注焦点；或者，即使他们继续支持绿营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由于他们作为大企业家的特殊身份，是否会被特殊处理而免受某些限制。
所谓的网开一面恐怕很难成立。考虑到资产规模大小来判定罪责并不合理。无论是大老板还是小老板，在法律面前应当一视同仁。关于过去多年间，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部分商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政治立场上可能选择“两边押注”的现象，这在香港过去的选举中也有所体现。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行为背后是否出于真正的政治信仰还是仅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策略。在实际运作中，确实存在一部分人出于内心的认同而支持“台独”，但同样也有部分人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采取这种策略。随着“22条法规”的出台，这些过去可能采取两边押注甚至暗地里支持某些政党的做法，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审视。因此，这些商家在继续其政治投资时，将不得不更加慎重地权衡利弊。
作为商业从业者，他们并非政治人物。他们的主要考量在于如何经营自己的商业活动，以及如何规划自身事业的未来发展。政治环境虽有时具有时效性，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历史上我们也曾观察到，政治色彩有时会相互转变。无论是今日你占据主导地位，还是明日我取而代之，这些都是商业从业者需要审慎考虑的外部因素。针对这些大型企业，特别是那些致力于绿色发展的企业，在大陆地区有着广泛的经营业务，且其业务规模庞大。大陆方面对此并非毫无了解，但过去的态度较为宽容，采取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管理方式。
大陆方面同样期望这些企业能够在当地持续运营，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在这种背景下，大陆方面并未对这些企业采取过于严格的管理措施，而是保持了一种相对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在当前明确颁布法律与法规之后，若相关主体未能采取相应行动，那么无疑将形成有法不依的局面，进而削弱公众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因此，法律出台之后，务必以切实的行动来确保其得以贯彻。至于谁是首个因违反“22条法规”而受到惩处的对象，这一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22条意见”到底会怎么做。譬如说如果这些大企业同一天的中午喊“台独”，晚上参加“三会”称中华民族同源同种。每天都这样干，他的事业是继续安全，这些人继续去大陆也会都平安，还是说不容许一下讲“台独”，一下讲中华民族同源。他们究竟可不可以买双保险，且继续两面压下去，还是说以后这种事情不容许发生。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同样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在他们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他们时常需要审慎地考量政治环境对其业务的影响，以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情境确实存在，要求他们具备灵活应对各种情况的能力。以香港为例，当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他们会依据充分的证据来判断被告是否有罪。这些证据必须是无可争议的，能够确凿地证明被告的罪行。
例如，如果被告在言论中既表达过A观点，又表达过B观点，那么法官就需要仔细权衡这些言论，以确定其真实的立场和意图。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会依据法律的规定，结合证据和事实，进行公正的裁决。虽然普通人的判断可能与法律判断存在差异，但陪审团制度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让普通人参与到司法过程中，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对案件进行审视和评估。因此，即使普通人认为被告有罪，但如果法官依据法律规定和证据判断其无罪，那么这样的判断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鉴于当前形势，这些绿色产业似乎将面临严格的审视。他们必须审慎考虑市场因素，否则，对于这些绿色产业中的关键决策者，即重要的经理人或老板们而言，他们可能会面临难以再次进入市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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