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功德林内，原国民党18军军长杨伯涛气冲冲走出寝室，穿过走廊，径直来到王耀武跟前：
“请你帮我转告李科长，要我交罪可以，想让我认罪万万不能！
不要以为雪峰山不会说话，就想随便欺负人！当年的事，别人被蒙在鼓里，我可一清二楚！”
根据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规定，每个在押战犯都要将自己的过往，写成书面材料汇报。
身为如今小组的“学习委员”，以及当年雪峰山会战指挥官双重身份的王耀武，自然明白对方的意气之词，更清楚他意之所指。
“我知道，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你当然什么都知道，你可是‘日本人的功臣’，中国的罪人！”
王耀武听罢站起身，对杨伯涛笑了笑，无奈道：
“当年我是奉了老头子的命令，而你是奉我的命令。那件事老蒋要负责任，我也要负责任。但对你来说，没什么关系。”
那么，杨伯涛为何会对昔日的长官如此愤怒？连主席都称赞“抗日有功”的王耀武，又因何被杨伯涛怒斥为“日本人的功臣”？
故事起因还要回到1945年初的雪峰山战场。
数月之功，亏一篑
当年的杨伯涛正任18军11师少将师长，此时正奉命率所部一个团攻取石下江阵地。
就在发动集团冲锋之前，旁边一个头缠绷带的营长走了过来。
“师长，听说你老家就是芷江的，等打赢这场仗，弟兄们去府上热闹热闹怎么样？”
杨伯涛听罢，开怀大笑。
“各位兄弟，咱们一言为定，等拿下石下江，全歼了这股小鬼子。我杨伯涛一定亲自杀猪宰羊，在家里犒劳兄弟们！”
11师官兵群情激昂，一个个摩拳擦掌。那位营长冲着战士们高喊：
“兄弟们，一定要保住师长的家乡，不能让师长在父老乡亲面前丢了脸，这场仗只许胜不许败！”
伴随着激烈的炮火，20分钟过去了，11师顺利拿下石下江，全歼此地的日寇，而杨伯涛却永远失去了那名营长。
石下江的攻取意味着日寇撤退的必经之路被封锁，进攻芷江的数万日军已成瓮中之鳖。
假以时日，等日军弹尽粮绝，只要我军艰苦作战，必能将雪峰群山之中的日寇予以全歼。
若能达到预料之战果，这将是抗战以来最为辉煌的战绩。
然而，就在全体将士枕戈待旦，准备与日军决一雌雄时，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却命令11师撤出石下江阵地。
如此一来，对日军形成的包围圈就撕开了一处口子，被困日寇趁机从此地突围，国军随后追击掩杀。各军各师虽有斩获，但日军大部皆得以逃脱。
雪峰山会战后，参战各部队将领对杨伯涛颇多指责，认为若不是他将石下江阵地得而复失，我军定能取得更大战果。
而这件事也成为杨伯涛一生的遗憾，因为凶残的日军的确是从自己手上“放走的”，甚至其中还包括一名日军师团长。
每提起此事，杨伯涛的情绪便不可遏制。
当年淮海战役时，因为黄维贻误战机，致使12兵团在双堆集全军覆没。
因此，在功德林里，他对昔日的长官——兵团司令黄维怒目而视，甚至出言讥讽：
“你是共产党的功臣，国民党的罪人！”
如今，他以同样的话语怒斥王耀武，杨伯涛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年王耀武会下达如此愚蠢的命令？
他甚至一度认为是对方和日寇达成了不可告人的交易，但当杨伯涛对王耀武进行秘密调查后，发现其并没有和日军勾结的动机。
从那以后，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直到后来，杨伯涛收到原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的一封信，才明白当年的王耀武也有着难言之隐。
中日最后一战
1945年2月25日，一支从中国起飞的轰炸机编队，向日本本土倾泻出数千吨复仇的炸弹，其中一颗正中东京裕仁天皇皇宫，日本朝野哗然。
首相小矶国昭认为盟军此举使得天皇尊严受辱，绝不可饶恕。为此，责成大本营调查此次行动系盟军哪支航空部队所为。
经查，此次轰炸日本东京的航空编队，乃是起自于中国湘西芷江，由“飞虎将军”陈纳德指挥的中美联合航空编队。
并且从今年年初开始，陈纳德坐镇芷江，对汉口、九江、南京等日战区的机场、码头、兵站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使得日军新占领的湘桂、粤汉线基本陷于瘫痪，长江航运亦不能畅通。
为解决“心腹大患”，以确保占领区的水陆交通安全，日本大本营决定必须对中国军队展开报复，彻底摧毁芷江机场。
于是，新上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拟定芷江攻略作战，命令20军司令官坂田一良驻邵阳，指挥5个师团外加3个旅团，共计8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湘西地区进攻，企图通过分进合击的老办法一举击溃国军主力。
既然是为奇取芷江，那么就要极力避免攻坚夺隘。4月9日，三路日军隐蔽进入指定区域，向我军发动突然袭击。
孰料，沿途守军数量很少，往往只做些许抵抗便往后撤退。短短几天，日军竟一连运动数百里，很快突进到雪峰山腹地。
进攻行动出乎意料般的顺利也让坂田一良更加猖狂，认为芷江空军基地唾手可得。
可他万万没想到，中国军队轻微的抵抗只是表象。在雪峰群山中，十几万美械精锐部队已经将自己团团围住，8万日军早成瓮中之鳖。
其实，在最初日军有兵指芷江的苗头后，重庆军委会就已做出应对。
此时，对刚刚收到滇西缅北反攻大捷的蒋介石来说，在中南战场上也同样急需一场大的胜利，来挽回豫湘桂战役千里之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因此，这场中日间的最后一战，不仅事关川黔大后方的安危，更是真切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绝容不得半点差池。
基于此，蒋介石亲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一线指挥作战，并且配备了当时最精锐，刚刚换装美械装备的第四方面军迎战日寇。
他寄希望利用此次湘西大捷，重新提升国际威望和唤起抗战士气的同时，借机完成转入抗战的第三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
身在芷江城外七里桥前敌指挥部的何应钦，又未尝不知此战的重要性。
全面抗战八年以来，这是他首次以最高指挥官的名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去年冬，美国为充实中国抗战力量，配合美军在远东发起的反攻行动，为国军提供了25个师的美械装备。
老蒋为应对更换美械装备，以及豫湘桂惨败后的战区混乱现状，下令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辖四个方面军，总司令的人选便是何应钦。
此次布防在雪峰山战场的主力正是新组建的第四方面军，新任中将司令是有着“宁碰阎王，莫碰老王”之称的王耀武。
下辖全部换装的韩浚73军、施中诚的74军、李天霞的100军，以及从鄂西调来的胡琏18军也归其指挥。
除此之外，又调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所属第10集团军和第27集团军进行两翼策应，并计划将滇西缅北的新六军空运回国，作为总预备队。
从上述参战部队来看，可谓是抗战以来的最强阵容了。
此次湘西会战，共集中9个军20个师，共20万人的兵力，另有芷江机场500架战机，6000余名航空人员参战。
此战无论是从兵力、武器装备以及制空权，我军都远胜日寇，更占据地形优势，焉能不胜。
鏖战雪峰山
雪峰山脉呈南北走向，横亘于邵阳与芷江之间，是中美空军基地的屏障所在，地势重峦叠嶂，道路崎岖凶险，易守难攻，可谓古来用兵之绝地。
面对日军三路大军来犯，王耀武料其必使用在长衡会战中采取的“反天炉战法”，即以重兵迂回、侧击两翼，再从中央突破。
虽然薛岳的“天炉战法”在长衡会战中失利，但不代表着“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战术思想过时。
若是能吸取前者教训，集中优势兵力、延长纵深阵地，必能克敌制胜。
于是，王耀武与新上任的参谋长邱维达一致决定，此战采取“诱敌深入，逐次抵抗，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的战术。
待将日寇进攻锐气挫尽，出奇兵迂回，斩断其两翼，再将中路所犯之敌一举歼灭在雪峰群山之中。
正因此，在开战的前三天，韩浚的73军与李天霞的100军故意放开正面，吸引日军进入预设埋伏地点。
而在正面进攻的日军部队是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老对手116师团，曾经在常德会战和长衡会战中担当主攻任务，也是74军57师的死敌。
这次雪峰山会战两军相遇，可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4月17日，泷寺联队所部的饭岛大队一进圭洞，就被74军51师周志道所部迎头痛击。
这次战斗让鬼子见识到了美式冲锋枪扫射的厉害，大队长饭岛一看情势不妙，立即向圭洞东南处的景兴桥逃窜。
得知日军撤退的李天霞，即令19师杨荫部从隆回司向西北迂回，周志道向东南拦截，双向合击，让敌人一个大队陷入我军层层包围之中。
这一状况让116师团长菱田元始料不及，不得已命令主力停止西进，掉头进攻19师，以解饭岛大队之围。
然而，前去解围的泷寺联队不敢进攻杨荫的19师，反而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分兵去取51师守备的龙潭司。
谁料，这股日军刚进山就迷失了方向，恰逢天降大雨，在群山中兜兜转转，阴差阳错真就闯进了景兴桥，碰到被打得丢盔弃甲的饭岛大队，但旋即一同陷入我军围攻之中。
师团长菱田元得知战况后，只得再次改变部署，命泷寺联队向南突围，转进至花园，结果在杨竹江被19师阻击，寸步难行。
无奈，菱田元再调133联队中一个大队再攻龙潭司，试图引我军分兵去救。
没想到，这支援军一路之上先后四次被我军截击，最后反被困死在了老隘塘。
与此同时，在左翼进攻武冈城的68师团关根支队情况亦不容乐观，其任务是从南部迂回，配合116师团压制我军，结果被阻在坚城之下。
守城部队是58师的一个营，师长蔡仁杰战前亲自带人将黄泥、石灰、细沙混合，再掺上百姓捐出的糯米，在城外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坚固无比。
自4月27日起，双方爆发了雪峰山会战以来最为激烈的城防战，日寇在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分三面进攻武冈，一连六天伤亡惨重，却寸步难行。
为此，关根少将组织特工队，实施自杀式“人肉炸弹”攻击。
这群日寇额头上绑着涂了太阳徽的白头巾，身上绑满炸弹，在炮火的掩护下，越过护城河，冲到城墙下拉响炸药包，血肉横飞之中，城墙被炸出一处处缺口。
不过我军早有防范，立即将提前预备好的用装满沙石的麻袋堵在缺口处。
当日军步兵攻到城垣下，准备用绳梯爬城时，守军并不着急射击，而是等敌爬到中途再用机枪、冲锋枪扫射。
但见护城河内，日军遗尸累累。守城战中，我军牺牲亦为之惨重。
日军攻城不利，然后续部队正蜂拥而至，战情如此紧急，王耀武立即致电汤恩伯，令其速调蒋修仁44师由黔入湘，在武冈城郊侧击日军。
中美联合编队战机也从芷江起飞加入战斗，无以计数的炸弹和重机枪子弹铺天盖地般向日寇倾泻而来，敌军阵地化作一片火海。
同时，守城官兵亦派出突击队与援军里应外合，夹击日寇。
关根支队腹背受敌，不得不败退而走。
而在右翼的47师团重广支队也是丝毫没有占到半点便宜。支队士兵是第一次参加野战，经验全无。
刚开战不久，就有日军开始装病，重广不得不派人将数百“生病”的日军送回后方，谁知走到徐家桥，就被15师拦住，消灭殆尽。
而其余主力在追击77师过程中，于洋溪地区被73军两个师合围在此。
据后来参与此战的日军老兵回忆：
“当时，只要我军发射一枚炮弹，就会引来重庆军数百倍的炮弹倾泻而来。射击之准确迅速，使支队长以为指挥作战的是美军。”
要说最惨的，还得是在北线外围的64师团，会战一开始，该师团就分兵一个旅团向益阳进发，意图牵制驻守常德地区的18军。
结果不仅没牵制住，反而把胡琏的18军引到湘西战场。
如此一来，雪峰山会战这盘棋就活了。
敌我两军在群山环抱之中捉对厮杀，雪峰山在战士的视野中渐渐变红。
这里的每一株花草、每一块石头、每一寸土地都因沾染了烈士的鲜血而变得更加有灵。
一湘山河付诸流水
此刻，身在邵阳的坂田一良才知道战局事态的严重性。
如今，中路遭围，两翼被斩，不仅之前预设的战略目的达不到，现在前线日军弹药消耗殆尽、后勤难以为继。
更为致命的是，坂田得到情报，在缅北击溃18师团和56师团的全美械装备的新6军作为总预备队已经空运芷江，随时可以参战。
如坐针毡的坂田一良只能命各部向后集结，转入防御态势，并给冈村宁次和6方面军冈部直三郎同时发去求援电报：
为击破当面重庆军，应再增调两至三个师团。
毫无意外，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在日军大部从中南战场向华北、华东集结的背景下，显然不可能增派如此重的兵力支援湘西。
在坂田求援而不得的同时，我军的罗网已经织成。
北面，南下的18军已经进驻山门，截断日军后撤之路。73军对重广支队的总攻也已发起。
南面，从武冈城撤退的关根支队被牟廷芳94军和丁治磐26军一路追击，如丧家之犬。
正面，74军和100军正逐步收缩包围线，116师团被歼在即。
各部激战到5月4日，参谋长邱维达向王耀武报告：
如今，各军各师斩获日多，俘虏已达300余人。日军进退维谷，已陷入绝境，我军应捕捉此战机，扩大战果，全线转入反攻。
并命18军火速南下，新6军以机械化纵队快速前进至安江待命。如此，则全胜指日可待。
5月8日，也就是在欧洲战场德国投降的同一天，王耀武向各部队传达何应钦命令：
湘西参战各部立即转入总反攻态势！
雪峰山彻底发怒了，只见江波春醒，山河动地。
轰炸机、榴弹炮、冲锋枪、火箭筒、坦克装甲车、火焰喷射器一齐集中火力向日寇倾泻。
数路大军对日寇围追堵截，发起电闪雷鸣般的反攻。
反攻次日，军中的一个美国人突然兴奋地高喊：
“就在昨天，希特勒自杀，德国法西斯投降了！”
阵地上欢声震天，虽然绝大多数战士不知道希特勒是谁，但他们知道德国鬼子和日本鬼子是一起的。
既然德国都投降了，另一个还会远吗？
身在重庆的老蒋得到前线的战报，也一扫豫湘桂溃败的愁云，消瘦的脸庞上泛出一抹笑容。
而来到邵阳了解战情的小林浅三郎却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当前的日军不是要不要撤退的问题，而是还能不能撤得回来？
面对小林汇报的前敌糟糕战况，冈村宁次陷入沉思，最终向坂田一良下达了总撤退令。
5月份的湘西已经开始进入雨季，道路陡峭泥泞，面临随时呼啸而至的飞机轰炸以及随军众多的伤员，溃败中的日军通常是白天躲避，只敢在晚上奔逃。
由于部队早就断粮，日寇只能一路上抓青蛙，吃野草，狼狈不堪。
少数溃兵为了逃命躲进深山老林，甚至趁夜偷来老百姓的衣服企图通过化装伺机逃脱。
当地政府为搜捕这群日寇，发出悬赏，凡捉拿一名日军奖励法币1万元。
湘西民众早对其恨之入骨，就算没有奖励也断难放过这群日寇，各乡公所积极组织搜查队连夜搜山，竟真捉拿到十几名日俘。
当中国老百姓押着这群俘虏在武冈县城游街时，道路两边挤满民众，有的日寇还穿着偷来的黑色花边女裤。
如此景象，抗战十四年以来从未有过。
会战进行得如此顺利，参战各部指挥官皆喜形于色，认为再过一个周，最多不超过10天，必能全歼雪峰群山中的残余日寇。
重庆各界代表也都带着慰问品陆续抵达芷江，准备战役一结束，第一时间犒赏三军。
然而比任何人都急于结束这场战事的，正是总司令何应钦。
原来，老蒋一连数电催他回重庆，在国民党六大上做关于此次会战的军事报告。
眼看会议即将闭幕，可前线战事仍未结束，即如此，又怎能回渝报捷？
军事再高，高不过人事
5月20日夜，身在安江指挥部的王耀武突然收到总司令何应钦的一通电话。
然而，对方的命令却吓得王耀武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总司令，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没有委员长的命令，放跑了日军，我王耀武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
“佐民，你现在连我的命令也不听了吗？实话告诉你，在包围圈外围放开口子，让日军自动溃去，就是委员长授意的。
我现在马上就要赶回重庆，在六大上汇报湘西大捷的战况，如果战事还没有结束，我怎么跟委员长和大会交代，国际上也不知道我们此番会战的战果。
更何况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还有几百名俘虏，这是八年来从未有过的战果，歼敌一万与八千没有分别。
再说了，等我做完报告，你仍可率部继续追击嘛！”
电话对面的王耀武听到这番话，心如刀绞。
数十万三湘子弟鏖战雪峰山一月有余，“渴饮刀头血，卧睡马鞍桥”，如今好不容易把日寇包围，准备一举歼灭。
现在就凭你何应钦一个电话，仅仅为了那虚无缥缈的荣誉，就要把我军将士用性命换来的战果付诸流水吗？
军人责任感和中国人良心上受到的谴责，憋得王耀武说不出半句话。
见对方仍不表态，何应钦语重心长道：
“佐民，抗战八年来，你的战功有目共睹。抗战就要结束了，你的重心也要开始向政治方向倾斜。
等我做完报告，你必当选为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要明白，军事终归是服务于政治。”
说完挂了电话，王耀武望向指挥所外，湘西的雨更大了。
他披着雨衣向雨幕深处走去，幻想着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自己还是当初在天津卫街头贩卖水果糖的少年。
一瞬间，仿佛再次回到八年前的淞沪战场，自己率领51师抵达正被血与火浇筑的上海。
如今抗战要结束了，自己未来该何去何从？
是回山东泰安老家扶犁种地，还是从军人向政治家转型？
然而，今后的人生终难以脱离这个错综复杂的时代，只能一步步接近属于自己的命运安排。
王耀武转身回到指挥所，拿起电话，身后的雨越下越大。
他知道，雪峰山哭了。
战术再高，高不过权术
当王耀武的电话打到辰溪指挥所时，参谋长邱维达正带领参谋部的主任、处长对着雪峰山地形沙盘进行着明天的作战推演。
军事参谋纷纷赞叹邱维达天才般的战略布局：
将通往芙蓉山的洞邵大道有意让开，给日寇制造一种从此处可以逃生的假象。当败退的日军蚁聚于此时，殊不知我74军、18军主力官兵早就等候在那里。
同时，廖耀湘的新6军已经出发，明日便可直插敌116师团部和47师团。
在丘陵地带，设伏了4个军的部队，定能让这股入侵雪峰山的日军有来无回。
并且，邱维达已经和芷江的空军编队通了电话，明日拂晓时分将会出动50架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协同作战。
众人围在沙盘前，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就在此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
“参谋长还没休息吧？”
一听是总司令，邱维达马上立正，恭敬回复道：“司令不也没休息。”
“我哪里睡得着，何总司令马上就要回重庆到六大上作军事报告，我这里在准备他要用的材料。你们那里也要抓紧拿出方案，尽早结束这场战事。”
“司令放心，我保证五天之内定能结束雪峰山会战。”
此话一出，可把一旁的参谋人员吓坏了，他们知道这是参谋长在向司令夸下海口，但毕竟军中无戏言。
因此，在一旁连比话带打手势，提醒他慎重表态。
邱维达本想着王耀武听到这话会很高兴，谁料电话那头突然大喊一声：
“不行，来不及了！何总司令后天就要动身，必须在他出发之前，结束湘西战局！”
听到这话的邱维达当场愣在原地，五天还不够，这让自己如何是好。
见对面不再回复，王耀武长叹一声：
“让胡琏18军在正面放一个口子，这样就可以尽早结束战事。”
“放日寇出去？司令，您今天就是枪毙我，这命令我也万不敢遵从！
若是做出此等有悖民族大义之事，你我与汪精卫、周佛海之流还有何不同！”
谁料王耀武听罢大笑起来，“好你个‘邱大胆’，还敢违抗军令不成？限你部明天撤出洞口，军令如山，军法无情。你要是有意见，自去重庆找老头子反映！”
此刻的邱维达浑身颤抖，在沙盘前背着手来回踱步，打又打不了，撤又不能行，可如何是好？一旁参谋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
片刻后，电话又响了。邱维达以为是王耀武回心转意，要收回成命。
不料，电话那头传来总司令何应钦的声音：
“邱参谋长，听说你和王司令闹了不愉快，之前你们的合作不是一直很顺利吗？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胡琏那边王司令已经去了电话，明天一早11师就移动阵地。
这件事务必保密，尤其是不能让共产党、记者和老百姓知道，对于下级军、师长，只管布置命令好了。”
邱维达应了一声，放下电话。
突然，他像发疯了一样，将桌上自己写了半年的书稿撕了个粉碎。
几位参谋处长赶紧过来拉住他，“参座，这可是您大半年来的心血啊！”
“心血？这种书写出来能叫军事教科书吗？读了它，不得养出一大批汉奸！”
原来，邱维达在陆军大学时，就计划编写一部军事教科书。这次借雪峰山会战为契机，准备以此战为书中经典案例。
然而前面写得如此悲惨壮烈，即将到了最精彩的反攻章节，却被何应钦、王耀武毁了。
如果在书中写中国军队把杀害同胞的恶魔放走，使其踩着烈士的鲜血狞笑，那这本书还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八年来我们为何一败再败，看来战术再高，高不过权术，军事再高，高不过人事！”
邱维达将一张张书稿付之一炬，自己的心却在滴血。
结语
次日清晨，11师防守石下江阵地的一个团奉命移动阵地，被围日军见有机可乘，狼奔豕突，呼啸而逃。
虽然杨伯涛亲自督队猛追死撵，但也是瘸子抓小偷，斩获不大。我军乘势收复失地，很快回到战前态势，雪峰山会战就此结束。
此战，共歼敌28174人，俘虏407人，军用物资无以计数。
而国军伤亡2.6万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大部分是在会战前期的诱敌与中期包围敌人的过程中消耗的。
若不是何应钦主动放开两道口子，即使不能全歼进犯日军，也必在此基础上翻上一倍。
而本打算在家乡父老面前露脸的杨伯涛，因为“放跑”日军，反被人指着脊梁骨骂：
“看着没，那就是杨家老六，平时瞅着威风凛凛，这次进攻芷江的鬼子就是从他部队眼底下逃走的。”
再后来，他收到邱维达来信，清楚了前因后果，才揭开自己痛苦思索10余年的谜题。
当再次面对王耀武，他也终于释怀。
“当年的事，我也要负责任，毕竟日军是从我放开的口子里跑掉的。
现在看来，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
1959年，杨伯涛被特赦后，成了全国政协的一名文史专员，从此专注于文史撰写和研究工作，并为祖国和平统一做着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