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忆江南按语】《文学自由谈》（双月刊）2024年第3期刊发学军中学校友、华师大教授刘阳的《“肥猪出后门，狡鼠则必来”是拜年话吗？——黄裳先生一句不易察觉的话》，重提当年一场十分惹眼的文艺论争，那是黄裳先生针对张中行先生“第三条道路”观点的批评。记得彼时老夫第一时间作《脆弱的文坛》一文，对黄裳的咄咄逼人与张中行的以退为进，表达了自己的一点“义愤”。窃以为，文坛之脆弱已久矣！
脆弱的文坛
金 新
文坛本是藏龙卧虎之地、虎啸龙吟之所。尤其像我们这个具有百家争鸣、文人相轻悠悠历史的文明古国，大而言之文化界、小而言之文学界，应该有点非吾莫属的傲气与胆气。而我们的文坛怎么禁不住挫折，显得那么脆弱？
这是个具有时空积累性的沉重话题。尺幅寸缣之文，就近而例言。记得猪年之末，张中行因葛剑雄《读书》上一篇涉及钱牧斋迎降清人，“旋归故里”史实之随笔，在《文汇报》“笔会”刊文对钱的境遇深表同情，创以新见。黄裳则笔伐之，认为“走第三条道路”与汪精卫之“曲线救国”无异，词锋锐利。行公沉默如金，有关责编鸿雁传书请求争鸣，无奈，居然撰文自责学问不深，仅于文末施以春秋笔法一击：“今岁此地不寒，室内尤暖，肥猪出后门，则狡鼠必至（猪年过后乃鼠年），应时！”朗朗乾坤，政治清明，刻意言表与言外，悲夫！曾有文化官员宣称，中国杂文已走出鲁迅时代，隐晦曲笔不合时宜，强大的法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还顾忌什么呢？看来此言过早，至少在张先生身上可见。杨沫的《青春之歌》业已经年累月，老夫子客观上作为余永泽之原型，饱受精神之苦，被剥夺了写作权，其赫赫北大高才生古稀之前似无铅字之缘，大器晚成环境使之然，因而一时仍无法从政治阴影下解脱出来，面对灿烂阳光，明白“献身革命”与“献身学术”这个本隶属于人权领域的简单自主性命题为何复杂得誓不两立，且具不容选择之非此即彼？！
仅为一例，还有刘金与金庸、王蒙与王彬彬、王朔与金庸，以至时下余秋雨与余杰之争等，均以一方所谓的息事宁人或曰宽容而无法一睹龙虎斗之激烈场面。任凭媒体如何兴风作浪，被批评甚或责骂之人“胜似闲庭信步”。这种文化现象颇富典型意义，令人叹为奇观：文坛一团和气的假像掩饰着脆弱的实质，而这种脆弱又使得人们不见惊世之作，鲜见扛鼎之文，但见平庸者甚至文字垃圾，诸如那些大言不惭之泡沫名人之书，占据着文坛半壁江山。此绝非危言耸听：20世纪文坛之精华多在上半叶，后50年几乎空白。
人类是一种精神文化动物，其不能没有文化精品。精品亟需突兀于文坛顶尖的大师。大师是文坛的脊梁与旗帜。可大师的产生决不能没有批评，确切地说，不带任何有色眼镜之功利或曰帮闲的批评。批评甚至是苛刻的指责，是产生大师以丰富文化经典的前提。
君不见那奇特的“《雅舍小品》现象”？梁实秋作为公认的散文大师，最初却是凭新诗发端崭露头角的：1922年创作情诗《落英》、《春天的图画》，1923年完成长诗《尾生之死》。至于散文，1928年在《新月》上发表了纲领式的论文《论散文》，印证之作十年左右杳无音讯，1938年盖因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直言用稿标准，触犯众怒，以致四面楚歌，才“躬耕垄亩”,1940年应刘英士之邀，假“子佳”笔名在《星期评论》上陆续刊登闲适之小品，后一发不可收拾，结集风行50余版，创中国散文发行之最。可以说，梁先生的散文大师之名及巧夺天工之作是给骂出来的。许多人在文学领域神交其人及至寻觅其文，也是从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起始的。而迅翁自己所以成为杂文大师，为我们留下相对无与伦比的杂文作品，与好斗不无关系：他几乎从没有与一个和他“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般的文人长期相安无事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能只作狭隘的政治阐释，也应站在人性的高度作广义的心语解析。梁实秋与鲁迅在 文坛上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 但他们异曲同工均于“积毁销骨”中锻造成了大师。
这似乎是一条规律。譬如明代我国文学论争与文学思潮最为活跃，各种文学观点与文学流派竞相交替，风起云涌，相当壮观，于是出现了唐宋派的茅坤、唐顺之、王慎之，公安派的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竟陵派的钟惺、谭春等，因之作品精彩纷呈。试想，今人记游，几许人能文盖袁宏道之言简意丰之《满井游记》，使之黯然失色？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然而，“脆弱”并不永远让女人吃亏，越是柔韧的东西越不易摧折。文坛的“脆弱”，在产生柔韧的沉默者的同时，也产生圆滑的活跃者。后者以拨乱反正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大抵有两种类型：文场等于官场，一些初具大师资质的人因敏感的神经而基本辍笔入仕；文场等于商场，众多从伤痕文学之类崛起的天资聪颖的人因铜臭的吸引而“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为贾。无论如何，这都是形而上的悲剧，其本质在于：文坛之“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成为了一种权力维系与交替的专用工具，批评或骂嬗变成事实上定位的一唯性政治标准，毋庸置疑、商榷、争辩，致使精神产品模式化、程序化、工程化，“‘令’郁于内，发之于外”，缺乏思想者的火花，味同嚼蜡，有人不敢为之、有人不屑为之。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一改中国文人依附的习性，远离所有制，做一个自由撰稿人，尽管有些偏颇、杞忧之嫌，倒亦特立独行得前沿。
戏改龚君诗云：“‘文坛’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公开宣称“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人称“一身大粪气”，并以此为盔甲撒赖。同行颇有微辞。愚以为，之于眼下“脆弱的文坛”，王朔客观上不失为激活机制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最后希望：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只不过是苍蝇！
【附】
复《文汇报》萧宜（张中行）
萧宜先生：
大札及黄裳先生大作拜收。所示“如有不同意见，欢迎写文章”，恕不能应命。所以然者，盖有多因。
一，拙作承黄裳先生赐览并费笔墨述评，深以为幸，只想说“多谢”。
二，拙作确有不当处，如举钱牧斋事即是。钱氏之情况，我不是不知道，学问文章有可取的一面，为人则有可鄙的一面，因热中怯懦(陈寅恪先生评语)而结交马阮，以及黄裳先生所举之不仁不义皆是也。记得昔年为一后辈改文稿，曾易“牧斋”为“谦益”，以示不尊重。年来老境颓唐，丢三落四，以至立论时
只顾及原其不殉节，而说得偏激片面。得黄裳先生匡谬，亦当顿首谢也。
三，有段时期，在上者无容忍不同意见之雅量，动辄运整治之斤成风，使不少人轻则不能治头，重则不能保头，以致万马齐喑，有识者皆叹惋而徒唤奈何。我人微言轻，不能兼善天下．尚自勉能独善其身。矫枉不惜过正，对于针对已见之不同意见，一向尊重，并表示欢迎。知而行之道是，纵使未必能放弃己见，也决不执笔争论。
四，少数相识秉维护之高谊，说沉默不言，人格视为自己承认失误。答曰，我回顾往昔，总是发现失误很多而成就很少，人视为失误，正是言必有中，心是不会不安然的。．
总之，因为有以上的杂乱想法，就不能为责报的贵栏目增添些热闹，甚歉甚歉。北地今岁不冷，室内尤暖。而肥猪出后门之际，狡鼠则必来，应时，从吾乡美俗，祝
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