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比于洪涝灾害引发的关注，旱区农民面临的损失需要更多时间来验证。
5月下旬收了麦子，就该是下玉米的时候了，但在河南省南阳市马岗村，农民杨立（化名）的田里依旧是一片收了麦子后金黄的秸秆。
“这可不是丰收，而是颗粒无收。”那半个多月，杨立每一天都是在望天等雨中度过的。20亩庄稼地就这样旱了半个多月，龟裂的土壤像裂口的皮肤，种不下一粒种子。
“天气预报每天都说下雨，但雨就是不来。”杨立发现，他附近种粮大户的地也都因为太干，还没下种。
在这个干旱之年，村里人见面不再问候“吃饭了吗？”，而是改成“你说天会下雨吗？”
“明天会不会下雨啊！”“各位乡亲们，相关部门将在明天组织一次人工增雨，你很有可能会听到高射炮的声音……”社交网络上，坐标地为河南各地的账号都在讨论着关于下雨的消息。
根据河南省气象监测情况，今年4月下旬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26.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75%，大部分地区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超60天。6月中上旬，周口、安阳、南阳、驻马店、商丘等16个省辖市72个国家级气象站气象干旱达重旱及以上等级。与此同时，省内10个地市在70天以上平均气温23.2℃，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
6月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4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4省（区）0.69亿元，支持抗旱救灾工作。
直到6月21日，一场滂沱的雨姗姗来迟。对很多河南许多干旱的农村来说，这是入夏以来第一场畅快雨，旱情得到了很大程度缓解。
但田地里，农民关于这一季庄稼命运的担忧没有结束。6月下旬，记者走访了河南平顶山、商丘、新乡以及山东菏泽等多个农村干旱地区，发现这场旷日持久的高温干旱带来的不确定性，反而在一场雨后逐渐显现。相比于洪涝灾害引发的关注，旱区农民面临的损失需要更多时间来验证。
等雨来
6月最初那几天，杨立看到周围农户已经按捺不住了。他们开始在干裂的土里奋力浇水下种子，播种机把干燥的土地翻搅得尘土飞扬。
但杨立在迟疑，“种早了怕种子干死，种晚了又怕长不出来……”
今年种粮的开端不算赖。5月底，杨立趁着雨水少日头大，火急火燎地把家里种的10亩地小麦收了下来，卖了1万多元。
“老天作美，收麦子时雨水少。”杨立还记得，去年5月下了不少“烂场雨”，不少人家的小麦都发霉了，自己的小麦也只卖了5000多元。
今年是这位42岁单亲爸爸被“困在农村”的第4年。杨立以前从未做过农活儿。他十几岁就辍学去南方的鞋厂打工，一个月收入在七八千元左右。前些年，家里靠他打工寄回来的钱翻修了楼房。
2019年他被确诊患有腿部肿瘤，做了手术后右腿落下残疾。原本作为家中务农主力的父亲也在那年离世。妻子不堪忍受贫穷离开了家，留下他和三个女儿。
曾经几口人每月的固定收入，成了1000多元的低保。母亲还有慢性病，每月要花销2000多元的医药费。他不得不拖着残躯开始务农。
前几年，杨立养了50只羊，但这两年羊价跌了一半，亏本已是定局，一家人的希望都在这20亩地里了。
眼下，播种玉米需要丰沛的雨水，持续的大晴天成了庄稼人的“毒日头”。农民在旱地里灌溉，田里到处铺满水管，把有限的那几口机井都抽干了。还有农民用自家农用三轮车带动抽水机浇地的，浇的时间长了，三轮车也自燃报废。
6月10日，杨立决定不再等待，他要加入抗旱自救的队伍。“主要是再晚下种子，玉米苗长的时间就不够了。”才种地2年的杨立生疏地盘算着农时。
1000元的玉米种子是早早就被备下的。凭着直觉，他花260元买了两个喷灌头浇地，设想这样操作“时间最快”。可是等到了地里，他才发现，因有残疾，自己在喷湿了的泥泞地里根本举不稳那个设备。
他重新购置了800元滴灌管放在农田上。这些滴灌管都是一次性的，但杨立心疼钱，在水管外头重新又缠了一层黑色胶布，以期用得更久一点。
他还拼接了13盘25米长的水管，才把滴灌管和300米外、最近的机井给接上。浇了地，杨立又花了800元找人用机器播了种子，还备上了2000元的化肥。这场干旱耗尽了他的力气。每天回家他腿疼得只能靠吃止痛药压着。
同样被日头难住的，还有在河南封丘县荆乡回族乡经营拉面店的农民马杰（化名）。6月中旬，马杰家7亩地的玉米种子刚播下不久，她就发现两行玉米地中间，被机器压出了大约半米宽的沟渠——寻常年份这也没什么，但是眼下持续的高温干旱天里，这样一道沟也是致命的，它会让庄稼周围水分加速蒸发。
马杰一大早和婆婆用铁锹将土翻上，干了一整天。“家里男的都去城里打工了，就我和婆婆顶着日头干。”说起今年地里的事，马杰直摇头。
好在，村子里都还有不少机井可以支持他们后续的灌溉。记者走访的多个村村民介绍，这些机井有的村是地方政府统一开凿的，有的是村委出资为村里建设的，数量不一，一般几个小农户会共用一个机井。这些井，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作用并不大。一到干旱之年，就成了农民唯一指得上的重要灌溉设备。
但并非所有村庄都有机井，杨立隔壁的村大阮庄村就没有挖机井。这场干旱中，直到6月中下旬，大阮庄村约80%的地都荒着没下种子，还有20%的地，农民就用农用拖拉机一车车拉水浇地完成播种。
杨立还看到有的村因为这次干旱，在现打机井。“远水解不了近渴，等机井挖好了，雨水也就来了。”杨立感慨。
河南新乡市封丘县段寨村和刘岗村，这两个距离黄河不足10公里的相邻村庄，因为地下水水质问题，也陷于没有机井用于灌溉的困局。
刘岗村村民介绍，村里也有几口机井，但是水的碱性强，浇不了地。所以这里的农户几乎家家都常年备着抽水机。抽水机1000多元一个，再接上每米1元左右的水管，就能引黄河的支流水灌溉。
但是干旱以后的近20天，河里几乎抽不上什么水。“黄河上游的村庄也在浇地，我们只能排队等他们用完了，水才能流到我们这里。”一位村民推测。
河里实在没水，地里的种子还是得播下，有的农户就用泥桨水浇地，黑黢黢的泥桨水流入土地，播下去的庄稼很快都被碱死了。
“你看，那些太阳底下，地里像撒了一层白霜的，就都是用泥桨水浇过的地，都活不成了。”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个村的水质恶化已是十多年来的事情了，“村附近学校排洗澡水、洗衣水等污水，堵塞河道，黄河的灌溉渠都被堵住了，庄稼几乎快坏完了。”这些年，村民们已开始改种更加抗旱的棉花。
情况在6月底得到了一些改善。据刘岗村一位村民回忆，大约在一周以前，田里早已埋下却停用多日的灌溉水管忽然出水了，“我看到有人在村附近黄河支流旁的地里铺设大粗管子，我想应该是政府协调了黄河上下游的用水问题。”这位村民说。
河南当地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也在为高温干旱天的农事奔走。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分管农业的副乡长蒋文辉介绍，县里要求基层干部，必须要先帮助老百姓把庄稼播种完后，才能播种自己的庄稼。整个6月，乡里的干部下沉在各个村，他们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通知村民上游白龟山水库放闸灌溉信息、帮助农民铺设连接机井的水管和电缆。
“有的乡干部看到灌溉渠被树枝堵住了，光着膀子就下去帮忙捞树枝。还有一次，灌溉渠一处漏水了，几个干部就拿沙包去堵，一直干到了凌晨2点多。”蒋文辉认为这些抗旱的举动是有效的。“我们县到6月15日左右，夏季播种都已经完成了，剩下几百亩没种的，也都是我们村里和乡里干部家的。”
雨后的“新问题”
雨终究还是下了。6月20日夜里至21日，河南省内出现了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安阳、鹤壁、三门峡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洛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局地大暴雨，河南全省平均降水量17.7毫米。
雨点子劈劈啪啪打在院子里的塑料薄膜上，因地里的庄稼又失眠了一夜的杨立忍不住咧嘴笑了。
雨后，商丘市王店村年逾六旬的任熊（化名）走进玉米地，把手伸进土里，“大概湿了四指深的土，能喂饱庄稼三四天吧。”在任熊的记忆里，这是6月以来，地里下的第一场雨。
雨后第二天，杨立很快发现，这场雨浇得他更愁了。
“下那场雨前两天，天气预报天天说有雨，第二天又是晴天，我实在等不了了……”6月20日中午，看着炙热干燥的日头和地里打蔫儿的玉米苗，杨立决定浇地。偏偏是在那次浇透了地后，雨来了。
而且，刚务农2年的他，并不了解自家的地其实是中间高、两头低，因此灌溉水加上雨水在地里落得并不均匀，把西边地里的种子“全都淹毁了”。
22日凌晨，他不得已叫来家人和六七位亲戚，上至60多岁的姑姑姑父、下至未成年的大女儿，一家人重新把玉米种子种了一遍。
“雨后土地潮湿，播种的拖拉机容易陷入泥里，只能靠人工。”看着邻居家的庄稼在一场雨后都长得漂漂亮亮的，他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
“干旱久了，大家种地的心态都不太稳了，好像在砸一个无底洞。”杨立感觉生活在干旱带来的不确定性之中。
即使旱情缓解，因为降水量不均，这场雨对每一块农田的“眷顾”也并不平等。
6月21日那场雨后的傍晚，因为排水系统薄弱，段寨村的村路都变成了小河渠，村民们都只能淌水行走。但地里的庄稼却只湿了一指深的地，风一吹就干了。“这点雨不当用，还得浇。”一位70岁出头的村民判断。
山东单县黄冈镇种粮大户胡鸿战也没有走出干旱的影响。6月22日下午2时，躲过了最毒辣的日头，他组织临时招募来的20多个女工抓紧下玉米种子。“昨天的雨就打湿了点浮土，土壤下头全是干的。但不能再拖了，硬着头皮下吧。”在十里八乡，胡战鸿放出了“种地200元一天”的消息吸引人手来帮忙。
胡战鸿眼前的土地，依旧是一片金黄色的麦子收割后的秸秆。按照往常的农时，现在地里应该是一片绿油油的玉米苗了。
这些年，胡鸿战在附近村庄承包了1600多亩土地，每年有90万元固定地租开支。“今年亏本已经是定局了，只是多或少的问题。如果这季种不好，100多万元就打水漂了；如果抢救回来些庄稼，也得亏上小几十万（元）。”
“我们这一片的种粮大户，今年都亏损了。平时看着种粮大户好像挺厉害，到了干旱年头，我们这些人是最没自救办法的，没比小农户多些什么灌溉的设备，反倒是更浇不过来这些地。”胡鸿战解释。
雨后，因为前期庄稼长势不好，即使已经完成播种的不少农户都在考虑浇水补苗的事。6月22日，不少村庄里想从机井里抽水补苗的农户又排起了长队。
南阳双八镇的村民玉秀（化名）和爱人也决定去地里补些种子。直到6月底，玉秀地里已经浇了四五遍了。干旱高温双重预警时，浇水最勤，两三百一个的新水泵也烧坏了两个。但玉秀家的庄稼不领情，只出了点“细溜的苗”。
今年是50岁的玉秀接棒种地的第三年。之前都是家里公婆在照顾地里的事，但前年婆婆去世了，快80岁的公公也干不动了。
地里的活儿没有轻松的，每次回家玉秀都会把汗湿的衣服往院子里的矮凳上一甩，坐着喘气。
玉米算是勉强种下了，她又想起家里已经收了两个多月的大蒜，因为每天忙着浇地抗旱，到现在都没有卖，她赶紧联系了车子来拉。
一上秤，因为水分蒸发，每袋大蒜重量比刚收下时少了一半，每袋少卖了一百多元，一下又多了几百元的损失。“顾了这头，就没那头了。”玉秀自嘲着。
封丘县回族乡，经营了十多年农资店的老板李伟，整个6月也都泡在农民的地里。“我们本来就要给卖出去的除草剂、化肥提供售后服务，但今年问题特别多。”李伟总结。
6月21日那场雨后，有不少农户跑来问他，是否能打除草剂了？他去地里看了看，得出判断：雨还不够大，还得浇地，浇了地再除草。
究竟这场干旱给农民带来了怎样的损失？没人能在当下准确预算，因为干旱之后，这些庄稼的长势以及收购价还是未知数。能计算的只有相比往年同期，农民在每亩地上多投入的资金。
最显而易见的消耗，是农户们今年抗旱浇地产生的电费，“大概比往年大概要贵1/3。”李伟估计。同时，干旱引起的土地“次生问题”，也在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今年苗一出来就有虫咬，要赶紧打药，每户除虫剂的投入比往年多了2/3，除草剂的用量也比往年增加了一倍。”
李伟介绍，遇上庄稼长势不错的年份，一亩地两季在地里的总投入约800-900元，总产值大约在2000-4000元。但是今年，因为抗旱，各项投入都会增长，一亩地的成本都在1000元以上，留下的利润空间就更薄了。
“我们村只有西头那家，有块地还荒着没种呢。”玉秀说，即使是大旱时节，谁家地没有浇水侍弄，看过去也是一清二楚。“庄稼就是农村人的面子，如果地里的事都不管，就会被别人看不起的。”玉秀觉得这就是支撑着自己一遍遍干的心理驱动力。
“相比旱，老百姓最害怕的是涝，庄稼直接淹死，人一点办法也没有，起码现在老百姓还能每天浇水抢救下庄稼。”李伟说，“不过大家也都清楚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农业毕竟还是靠天吃饭。”
田地以外的选择
现在，不管地里有没有活儿，杨立每天雷打不动要去地里看至少两遍。
抱着不确定性过活，总是束手束脚。前两天他去集市上买了一袋150元的玉米喂羊。这袋玉米，他只舍得喂给马上就要出栏卖的羊。
经历这次干旱后，杨立愈发觉得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田里，“等到腿再好一点，再去看看，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厂子可以去。”尽管他知道，在这个距离县城还有近30公里的小村庄，打工的希望也同样渺茫。
马杰也觉得家里这7亩地成了难以割舍的负担，“刚收下的小麦也就卖了9000元不到，成本合着就得三四千元。说实话我在外面打2个月的工，能把一年粮食钱打回来。”
也有人算了经济帐后，选择了在大旱之年放弃农田。自6月干旱以来，平顶山市洪庄杨镇60岁的陈英（化名）每天下午都绕着周边几个村庄卖馍。
40多摄氏度的高温天，她也没歇。这一切，都是为了补足今年家里未种上3亩半农田可能造成的损失。“排不上机井浇地，怎么等也等不上。”陈英还想起去年八九月份时，庄稼收割前又被水淹了。涝一年，旱一年，她越发觉得心里没底。她曾外出打工过8年，但以她现在的年龄，已经没有工厂会收她做零工了。
陈英决定今年放弃庄稼专心卖馍。她算了笔账，今年夏小麦的的收购价大约在1.2元左右每斤，比去年同期少了2毛左右，相应的，今年面粉的价格也低了。但是馍的价格是固定的，5元2斤。相比收购价起伏不定的种粮，卖馍成了划算点的营生，每个月能补贴几百元家用。
和记者说话的功夫，已是下午4点出头了，各家都熬好了粥，陈英再不把馍卖出去就晚了。她擦了下湿透的头发，再次发动电动三轮车出发了。
叶县曹李村的种粮大户张先锋有2200多亩耕地，干旱的这个月里，他持续陷入种地、浇水人手不够的困扰。张先锋发现，每天来到自己农业合作社门口询问用工需求的，都是五六十岁朝上的老妇人。
张先锋陆续请了100多号临时工浇地。男工100元，女工70元，男工主要负责扛水管浇地，女工力气小，就帮忙摊水管打下手。但这些天根本没有壮劳动力愿意来帮忙，年轻人都进附近的鞋厂打工了。
在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后炉村的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内，几十名女工正在缝纫机前缝制鞋面。她们都是做完了自家农活儿后，来这里做零工的。
“干旱的这些天，就是上午浇完地了，下午空着就可以过来，都是计件算钱的，可以日结。今年庄稼行情不乐观，大家就会在这里加班做到晚上九十点钟。”一位女工说，在这个厂里上班的基本都是本村人，从家到厂骑电动车只要十多分钟就可以了。“现在外头打工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留在村附近鞋厂打工的都是出不去的，需要看孩子种地，一个月挣一千多到两三千元不等；再远一点能去市里的平煤神马集团，但是煤矿和化工很多岗位薪资高，风险更高，属于高危职业；再远一点，就是去郑州富士康能工资高些。工厂能接受的临时工年龄上限是55-60岁，招工年龄上限放得越宽，基本上活儿越累，55岁以上能找到的活都是很累很脏的那种了。”另一位曾经在外打工多年的邓李乡的村民，描述着关于地域远近以及年龄带来的“农村打工鄙视链”。
40岁出头的襄城县李庄村人王静（化名）在城里跑出租十多年了。这场干旱对村里的影响都是从种地的公婆口中得知的。
“6亩小米辣已经浇了七八次了，村里人都昼夜排着浇水，公婆累到吃面条，筷子都挑不起来了……”尽管今年地里情况吃紧，王静夫妇还是决定不回家帮忙了，他们劝说公婆请人浇地。
“出来打工太久了，人都废了。”之前夫妇俩回去帮忙收麦子，回来后3天不能走路，搭上了好几天不能开出租的误工费。
而对杨立一家来说，大旱之年守着这块地，依旧是唯一的选择。相比别人家雨后有些郁郁葱葱的玉米苗，他的田地依旧稀疏，“我起码得把这些玉米苗保住了，苗出来了，之后总还有希望……”这是已经“落后”的杨立，给自己未来1个月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