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设下圈套陷害共产党，周恩来都差点上当，毛泽东却一眼识破
让时间说真话
2024-06-27 20:48江苏
1935年秋天，中华民国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从莫斯科回到了南京，他或许还不知道，蒋介石即将委派给他一项石破天惊的任务。
这任务就是：让邓文仪作为国民政府代表，设法打通和中共的联系，以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日。
之所以说这任务“石破天惊”，是因为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也就是说，一向视中共为眼中钉的蒋介石，居然在自己实力占优的情况下，主动提出了国共合作。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疑云。
蒋介石真心想与共产党携手抗敌吗？还是另有阴谋？
周总理似乎对蒋介石的诚意深信不疑，但毛主席依然保持高度戒备。在这场国共两党博弈的较量中，究竟会上演怎样的惊心动魄？
这一切，还要从1935年骇人听闻的“华北事变”说起。
蒋介石竟主动提出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很快就沦陷了。
1935年，日寇先后挑起了察哈尔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等无视中国主权的“蚕食计划”，这一系列事件统称为“华北事变”。
在那之后，日本全面侵华的症候已经越来越明显。
但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围剿”红军，根本抽不出兵力应对北方虎视眈眈的日寇，于是他想到了苏联，如果能说动苏联出兵帮国民政府牵制一下日本，那再好不过了。
虽然二战还未爆发，但日俄战争已经让日本成为了中苏两国共同的敌人。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和苏联的关系活跃了起来，蒋介石把身边的“大红人”、有着“复兴社十三太保”之称的邓文仪派去当驻苏武官。
可老蒋失算了，他原本想让苏联帮自己牵制日本，好放开手脚“剿共”。但没成想，国民政府和苏联关系的缓和，使原本剑拔弩张的国共关系也随之缓和了下来。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次发言，反复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称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应该联合起来抗击日寇。
他们还起草了《八一宣言》，表达了愿意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甚至将蒋介石的称呼从“蒋匪”、“蒋贼”变成了“南京蒋总司令”。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如果那之后老蒋仍坚持“围剿”共产党，那便是反对合作抗日，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得不说，共产党在莫斯科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步棋走得实在绝妙。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不得不宣布停火，跟共产党合作抗日了。
但心高气傲的蒋介石岂会愿意放低姿态去和共产党谈？便想让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做中间人与中共接洽。
面对鲍格莫洛夫，蒋介石的条件很简单，称共产党想和国民党达成合作可以，共产党也可以公开存在，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两党携手抗日的前提条件，就是红军必须承认国民政府。
外交高手鲍格莫洛夫一听就明白了，老蒋就是想借着国共合作抗日，趁机收编共产党的武装，让中共成为“没牙的老虎”。
诚然，蒋介石很害怕共产党会因抗日发展壮大，所以才想让苏联逼迫中共承认南京政府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然后老蒋便可以“其他政党不可拥有军队”的理由顺理成章地收编中共的武装，企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鲍格莫洛夫不上他的套，拒绝做这个中间人。
一来由于这是中国内政，苏联不方便干预，会予人口实；
二来呢，如果鲍格莫洛夫做了中间人，毛主席就会以为他是代表老蒋来当说客的，难免会有戒心，既不利于团结抗战，更不利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
况且，鲍格莫洛夫也不希望蒋介石的亲美政府将来独霸中国，这相当于在苏联远东埋下隐患。于是他对老蒋说：“我们绝不扮演你讲话中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
既然鲍格莫洛夫不愿做中间人，那接下来就是邓文仪的事情了。
国共两党第一轮唇枪舌剑
1936年1月，邓文仪带着老蒋的嘱托回到了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了联系。
毕竟，相比穿越重重火线去苏区联系中共，还不如直接去苏联找人容易些。
然而，达成共识也不容易。
负责接待邓文仪的是王明和潘汉年，王明先表态：“对于任何政党和军队，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战争，我们都愿意与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
但他话锋一转：“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一个具体事实，那就是如何证明南京政府真希望参加抗日战争？”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宣传机构就一直在鼓吹一种说法，声称他们侵略中国是为了“反苏反共”，纯粹是迫不得已。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剿共’”的态度不免让人以为他是在默认这种荒谬的说法。
所以，当邓文仪提出国民党想和中共合作抗日时，王明和潘汉年都深表疑惑。
邓文仪转达了蒋介石的四条意见：
第一、撤销中共的苏维埃政府，邀请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来南京国民政府工作；
第二、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
第三、关于党派，要么恢复1924年至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要么共产党单独存在；
第四、由于南京政府军队主要用来保卫长江流域，因此只能派少数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
毫无疑问，蒋介石的这几项条件，中共代表们都是反对的，尤其是第一条和第二条。他蒋某人既想撤销苏维埃政府，又想改组红军；既想让中共干部全到南京政府工作，还想把红军武装派到条件艰苦的内蒙作战......这明显就是在借着合作抗日“肢解”共产党的武装嘛！
共产党代表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红军与国民党真正达成合作的初步条件就两个：
第一、两党必须互相信任；
第二、国军与红军停止军事行动。如果南京国民政府做不到这两点，那么任何真正实际的谈判都是不可能的。”
期间，王明和潘汉年还发出了质疑：“撤销苏维埃政府是否也要撤销南京政府？”他们当然也知道“任何受国家承认的政党都不可拥有军队”这一规矩，连老蒋本人也冠冕堂皇地说过，他手下的军队都属于国家，国民党没有一兵一卒。
谈到这里，也就注定了这场谈判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们让邓文仪还是去和国内的中共中央商谈为好。
不过，国共代表们能在莫斯科坐下来好好谈，两党关系已经是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来不小的进步了。
看来这一次，蒋介石仍避免不了和毛主席、周总理正面交锋。
要“对付”这两个人，靠邓文仪的能力就不行了，蒋介石又找来了自己的“绝对心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
国共合作抗日有望，真的吗？
说到陈立夫，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那流传甚广而又从未被得到证实的神秘组织“CC系”，又称“中央俱乐部”。
“CC系”据说是个没有兵权的纯政治派系，虽然在文化、教育领域内影响甚大，与四大家族来往密切，但该组织从未真正地公开摆在台面上，而是完美渗透于国民党内部，看不见摸不着，好比美国那同样神秘的“共济会”。
而陈立夫和哥哥陈果夫，被认为是“CC系”的首脑。
为什么老蒋要找陈立夫联络中共中央？
一是联系中共中央必须要联系到各地的中共党员，而“四一二政变”后，很多共产党人都被蒋介石杀的杀，抓的抓，幸存下来的根本不知道怎样联络，而“CC系”有着四通八达的关系网，或许可以联络上；
二是因为陈立夫曾做过老蒋的机要秘书，很受他信任，谈判事宜甚至可以全权委托。
陈立夫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在上海市党部当过监察委员的谌小岑。谌小岑精通俄语，过去在天津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关系密切，政治观念上还隐约有点儿“左”，说不定他能找到中共党员。
谌小岑接到陈立夫的指令后左思右想，想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左恭，另一个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吕振羽。
谌小岑过去和左恭来往密切，直觉告诉他，这人十有八九是个中共地下党员；而吕振羽思想先进，也有点“左”，说不定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
谌小岑还给吕振羽写了封密信：“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东邻”暗指日本；“姜府”谐音“蒋府”，指国民党；“龚府”谐音“共府”，指共产党。吕振羽一看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将此信交给了一直秘密保持联系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
而左恭呢？谌小岑猜得没错，他真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他确认谌小岑说的事情属实后，通过交通员张子华的联络，找到了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健吾出身基督教世家，此人口才极好，1930年创办了信奉基督教的“互济会”，但实际上是由宋庆龄资助、中共地下党负责领导的专门收养烈士子女的“大同幼稚园”。同时，董健吾还是中央特科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人。
谌小岑的联络收到了奇效，周小舟和董健吾的“双管齐下”后，董健吾和张子华二人终于准备去陕北与毛主席、周总理当面商谈，国共合作抗日大有希望！
宋庆龄听说国共双方要谈判合作抗日，十分高兴。当即将一封国民党高层的密信交给董张二人送呈中共中央，还给他们准备了路费和孔祥熙亲自签发的财政部税务专员通行证，路上便能畅通无阻。
董张二人路过西安时突然天降大雪，又滞留了40多天。可巧的是，他们居然和那时正在西安的“少帅”张学良攀上了关系。
张学良和董健吾谈了很长时间，被共产党的抗战诚意深深打动，还喜出望外地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1936年2月19日，张学良派私人飞机送董张二人前往陕北，还交给他们一封自己想带给中共中央的密信。董张二人离开西安后，张学良对部下说：“既然国民党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时间到了3月底，周小舟那边也有了消息，他亲赴南京与陈立夫的心腹曾养甫谈判，给陈立夫带去了中共中央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等国府要员的信件，信中附上了《八一宣言》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的签章。
很显然，国民党想联络共产党谈合作抗日一事，周小舟已经告知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了。
与此同时，周小舟也代表中共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释放爱国政治罪犯；
三、改善工农群众生活；
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五、国民党军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
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一切都似乎在朝着很好的方向发展，可谁也没想到，到后来竟有了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