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老总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终前，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仍旧放心不下放国家建设事业，他曾多次拖着羸弱的身体，写信给党中央，提醒毛主席以及周总理小心戚本禹，此人向来居心叵测，必须要予以防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戚本禹是高知出身，曾就读于上海某高等学府，1947年，他受共产主义思想感召，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建国后，他被中共党组织列为重点培养对象，遂被保送至中央团校进修，毕业后他被直接分配到中央直属部委工作，主要负责整理、归档文件以及撰写部分行政策划方案。
作为公务员，戚本禹本应该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完成上级领导交代的任务，把心思全部放在服务人民、振兴民族上。可他偏偏是个“不安分”的人，生性喜好“投机”，一直想着“走捷径”，比如他为了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博取主席的青睐，便故意投主席所好，专门讲主席爱听的话、写主席爱看的文章。
这一招果然奏效，主席很快便注意到了戚本禹，曾数次向汪东兴询问他的生平和工作情况，他撰写的文章主席也都是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而且还会特地在重要段落进行批注。戚本禹为此大受鼓舞，于是他便更加卖力的讨好毛主席，恨不得做主席肚子里的蛔虫。
1962年，毛主席突然开始阅读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其中《李秀成自述》主席看得最为仔细、认真，几乎每一页都有批注。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名将，他曾数次挫败曾国藩与李鸿章，军事指挥能力十分出色。然而在1864年，清军攻下南京之后，他眼看大势已去，便放下武器向清廷乞降，随后被斩首示众。
后来史学界普遍对李秀成报有怜悯之心，说他是“悲情英雄”，他的投降并非出自真心，乃是时局所迫。但毛主席并不这么认为，主席在《李秀成自述》一书末尾连写了三个感叹号，明显是另有所指。戚本禹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他在稍加思考之后，立即提笔写下了一篇史论文章，大骂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辜负了太平天国军民的信任和希冀，除此之外，戚本禹还借古讽今，直言赫鲁晓夫就是“李秀成式”的人物，赫氏为了一己之私，大搞“修正主义”，这何尝不是一种背叛？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党内引发了热议，毛主席对该文爱不释手，一连通读了三遍仍意犹未尽，随后主席更是将该文分发给中央各直属部委领导人阅读，并要求他们撰写读后感。另外一边，戚本禹为了进一步讨好毛主席，又连夜撰写了一篇有关李秀成的续文，再度犀利的批评了这位清末政治家。续文发表的第二天，毛主席便给戚本禹写了一封表扬信，夸赞他文笔老成的同时，也鼓励他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1964年，戚本禹被调到中宣部工作，自此成为康生的“得力助手”，1966年动荡爆发后，毛主席又钦点戚本禹出任中央秘书处主任，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由此一跃成为中央高干，手中掌握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权势。但戚本禹并不满足，他还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于是便开始借着“闹革命”的由头四处兴风作浪，陷害了包括了彭老总、少奇同志、邓公在内的一众老同志，犯下了难以饶恕的错误。
时间来到1968年，戚本禹此时已经彻底癫狂，他变得目无法纪、贪婪无常，为了实现目的不择手段，如同一具只知道追逐名利的行尸走肉，毫无气节和底线可言。毛主席因此开始厌恶、疏远他，并多次对他提出批评。当年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下发了一则通告，将戚本禹定义为“反革命分子”，他随即遭到革职关押，在秦城监狱度过了十四年幽闭岁月。
1983年，戚本禹被提起公诉，北京市中院在经过商讨和辩论之后，认定他犯有四项重罪，且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判处他十八年有期徒刑。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重获自由，晚年他定居上海，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闲暇时他会读一读书、写一写散文，聊以自娱自乐，新世纪初，他曾向党中央申请回北京居住，结果却遭到驳斥，2016年，他因为心脏病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