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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中旬,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及其妻子埃尔莎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应日本改造社的邀请进行了一次学术访问。

在这次的旅程中,他们都在途经的上海作了短暂停留,爱因斯坦夫妇在上海的每一步都吸引了众多目光和媒体的关注。报道遍布各大报纸,市民们对这位科学巨擘的到来充满了好奇。爱因斯坦也在私人日记中记录了这次经历,然而,当他的日记被公布出来的时候,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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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记中,爱因斯坦对遇到的中国民众进行了一番尖锐的描述。他称中国人“勤劳,肮脏,愚钝”,这是爱因斯坦在旅途中的即时看法,也是很多人认为爱因斯坦“种族歧视”的原因。

评论者们就此纷纷展开讨论,争论他的评价是否只是基于那短暂停留的表面印象,还是本身确实带有“种族歧视”的主观色彩。

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评价

2018年5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一本题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游记》的新书,这本书收录了爱因斯坦旅行的日记,其中不仅有对科学的思考,还广泛涉及了哲学、艺术及他在旅途中对不同文化的见解和感受。

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这本日记记录了爱因斯坦对他所遇到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印象,其中对中国人的看法尤其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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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爱因斯坦与夫人爱尔莎受邀踏上了一次讲学和访问之旅,他们的目的地是日本。这年11月13日,他们去时途经上海,并在上海短暂停留了一天。

虽然只是途经,但这位科学巨匠的到来还是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上海名流对他热情招待,记者们也都蜂拥而至,掀起了一股“爱因斯坦热”。

那天,爱因斯坦首先在日本方面的陪同下到上海的“一品香”餐厅享用美食,随后参观了“小世界”欣赏昆曲,还游览了城隍庙和豫园等著名景点。

在之后的欢迎宴会上,中国著名的书法家于右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并且称赞爱因斯坦是“现代人类之夸耀”,不只在科学界有伟大贡献与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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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回应同样充满了赞美和期待。几个月后,1923年1月1日,爱因斯坦从日本返回上海,再次进行了一次演讲后,便启程前往耶路撒冷。他在公众场合继续表达对中国的美好印象:“余第一次至东方,极为欢喜,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余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之印象。此种印象,余将永不忘之。”

然而,与爱因斯坦在公开场合的这些赞美言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私人日记中对中国人的描述。

是否算得上“种族歧视”

爱因斯坦的行程中,他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短暂停留,并两次前往中国内地。在这些地方,他记录了对当地社会和人民的直接观察。根据《卫报》的报道,新书中的日记内容显示,爱因斯坦在描述中国人时采用了极为直接的语言。他写到,即使是那些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也“没有表现出懂得痛苦的样子......经常更像自动机器而不是人。”他还对中国男女之间的差异表示困惑,对中国女性的魅力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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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首都科伦坡,爱因斯坦描述了当地的居住环境为“肮脏”,并感叹当地人“做的很少,需要的很少”。然而,在日本,爱因斯坦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他被日本人的行为所吸引,称赞他们“不炫耀、正派,总体看很有吸引力”,这是他对不同文化的不同反应。

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对中国社会的评论充满了负面情绪和文化偏见。这些私人记录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爱因斯坦,与他公开场合中的友善和赞美形成了强烈反差。

他的这些表述在当时可能只是对所见所感的直接记录,但他的这些评论在今天看来确实有失偏颇,因为它们基于的只是短暂的观察,并没有深入了解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正如他所指出的,即便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看似苦难的人们,也未必如他所言是没有意识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

这本日记的公开,同样可以看出爱因斯坦个人在文化交流中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那就是即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可能对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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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为这些评价,也引发了关于爱因斯坦种族观念的广泛讨论。评论家罗森克兰兹表示,爱因斯坦的一些观点可以被视为种族歧视,尤其是他对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描述。罗森克兰兹进一步解释说,爱因斯坦的言论中体现了一种看待外来“种族”作为潜在威胁的态度,这在当时并不罕见,但今天看来这些言论具有明显的偏见。

这些争议性的记录也让现代读者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和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爱因斯坦虽然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但他的社会和文化见解同样受到了他所生活时代的影响。

当然,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变迁的社会,除了爱因斯坦,很多人对中国的评价也不高。

不同视角的批评

日本的文豪夏目漱石在1909年访问满洲时,他对当地人的描述同样带有贬损的色彩,称他们为“肮脏、鲁莽、麻木、狡猾”,体现了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普遍看法。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访问中国时,也记录了中国城市的衰颓和人民的粗鲁,他的书同样反映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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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来视角的描述,并非完全是客观的事实,而是混杂了观察者的个人偏见和时代背景,以及文化之间的隔阂和误解。比如爱因斯坦对中国葬礼的“野蛮”描述,明显是他带有文化偏见,且不了解中国习俗的表现。同时,在带有偏见的情况下,当时许多西方人对东方社会的普遍看法都和爱因斯坦相似。

即使是中国作家郁达夫,因为曾在日本留学,也对日本社会的秩序表示了赞美,而对中国社会的混乱予以批评,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中国文学的巨匠鲁迅,也曾以其尖锐而深刻的笔触批评社会弊病。在20世纪的中国,他不仅直面社会的丑陋,而且其作品透露出一种对变革的渴望和对民众的深切同情。这种批评,与爱因斯坦那种更多基于观察的外国视角不同,显得更具建设性和救赎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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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社会对外国评论的反应往往呈现极端化态势。例如,外国人的一句简单赞美可能在社交媒体上被无限放大,而一丝批评则可能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发一系列的网络反弹。这种现象在今天的社交平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简单的评论有时足以引发广泛的争议和激烈的争论。

在鲁迅的《灯下漫笔》中,他表达了对那些真正理解中国并诚实反映中国社会缺点的外国人的欣赏。他认为,这种批评出于真正的关心和希望看到中国进步。

同时,鲁迅对那些未深入了解中国却轻率赞美或批评的行为也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肤浅的表态无助于国家和民族的实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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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爱因斯坦的事情则提醒我们,即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不免受到其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即使作为科学巨擘,爱因斯坦的观点和评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这种跨文化、跨时间的对话,不仅展示了评论者的见解,更加深了我们对于接受外来观点处理反应的理解,尤其在今日全球化和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这种理解变得尤为重要。

通过这种历史与现代的对比,我们看到,无论是鲁迅时代还是今天,如何处理和反思外来的批评与赞美,始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最后

虽然当时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印象并不好,但他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时,爱因斯坦站出来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并支持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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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爱因斯坦的言论和行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思想和态度上不断进化的人。他的早期日记所反映的可能是一个初到中国、对于中国社会及文化尚未深入了解的外国人的片面看法。而随着对中国和世界局势更深的认知,他的看法也出现了转变。

在今天这个更加注重“政治正确”的时代,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更加全面和审慎。正如《种族主义源流》一书中所述,我们不能单从偏见出发来评判一个人的全部,而应当更多地看重其具体行为及对制度的影响。这种平衡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公正地评价爱因斯坦,既不忽视他的过失,也不过分夸大他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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