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30年代初将秘书、副官、参谋等亲信，整合之后成为了一个新的“机构”——侍从室。
相比较如今我们的行政机构所设立的“办公室”。侍从室的功能更为繁复，不仅充当着蒋介石的秘书、副官、参谋等职能，还兼具护卫的职责。
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侍从室的规模也相较于以前扩大了很多，成为其身边参与绝密决策、秉承他意志办事的最高级的幕僚机构。
也因此，后来侍从室成为了民国时期有独立编制的“政府机关”。
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设有“三处一室十组”，可以说是除蒋介石之外，中华民国政府部门内最有权威的政府机关了。
而文中要讲的人物，正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侍从官项德颐。
于国难中投身军界
项德颐1921年出生在浙江浦江县的一个中医世家，读过书，写得一手好字，还懂些诗文。
抗战爆发之后，项德颐投笔从戎，投靠到国民党七十四军，初在参谋处从事战地情报汇集和誊写工作。
虽然刚进部队的时候项德颐仅仅只有17岁，也没有上过正规的军校。但是项德颐天生聪慧，很受领导的赏识。
张古山战役时，敌军得知我方防御薄弱，于是便调集了重兵对南昌城进行进攻，当时驻守南昌的冯圣法向军长求救，但是国军军长也不敢妄自增援。
就在长官举棋不定的时候，项德颐却建议可以派遣警卫连一个营的兵力，绕到敌人后方进行偷袭，以分散敌军进犯主力的进攻力量。
项德颐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并成功地袭扰日军的阻力，最终，南昌守军以少胜多，大破日军。
项德颐也因此被领导所看重，于当年的年底保送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参谋班第一期培训。
毕业之后即为上尉参谋，任职于军部参谋部顾问处，后任在浙东战役之后任第一兵站分监部做少校后勤股长。
后来俞济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侍卫长时，着手搜罗亲信充实队伍，于是当即想起了七十四军有一个书法隽秀，又在军事指挥上富有见解的年轻人。
就这样，一纸调令将当时在兵站任少校后勤股长的项德颐，提为了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名侍从。
旧时分光
来到重庆之后，按照当时蒋介石侍从室的惯例项德颐先是去领取了两部书，一部为《曾文正公家书全集》，另一部为《圣经》。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蒋介石对于曾国藩很是崇拜，因此经常会引用曾国藩的话，而领取《圣经》则是因为宋美龄的信仰。
后来回忆起蒋介石侍从室的这个特殊惯例，项德颐说道：“为了迎合蒋介石的要求，我们读这些并不难，但那个国难当头的时期，谁有心去细味或理解呢？”
除了要熟读这两本书外，蒋介石还要求自己的侍从每到周日的时候都要去教堂做礼拜，听神父讲圣经。
虽然，作为蒋介石的侍从经常因为要去应付蒋介石与宋美龄而头痛，但是侍从室的侍从们的待遇还是很优厚的。
当时一名侍从的一个月的收入为17万法币，还有三分之二的津贴，总收入在23万法币左右，每年发放两季中山装制服，夏季发浅黄色卡其服，冬季则是呢制服。除此以外，其余花销基本上也不用侍从掏钱。
可以说，当时蒋介石侍从室侍从的待遇，远要比同阶的军官高出很多。
相比较于抗战时期的艰难，在日本人刚投降那段时间作为蒋介石身边的侍从日子是最好过得。
最初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身边侍从室的人员可谓是风光无限，就连蒋介石身边的不少红人平日里都要想方设法地与蒋介石的侍从套近乎。
有时候他们在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
蒋介石“皇帝梦”破灭
1946年5月5日，“侍从室”改组成军务局，侍一处、侍二处也分别改组成参军处和文官处 ，设在长江路。
而侍卫长室则是更名为警卫室，主任为黎铁汉，竺培基、施觉民为副主任。
侍卫官警务组员原班人马未动。而原侍卫长俞济时则是成为了一战区36集团军总司令。
还都南京之后，蒋介石在1946年10月与宋美龄做了一次台湾之行，目的是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活动。当时项德颐也跟在蒋介石的身边。
蒋介石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启程，大约经过了两个小时的航程后到达台北中山机场。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暨省行政长官公署官员、地方士绅、工商团体代表人士在街场迎接。
10月25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一起出席台湾各界举行的纪念台湾光复一周年大会。
27日蒋介石又在台湾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讲述自己在台的感言。
目睹了蒋介石在台湾之行的项德颐或许怎么也想不到，三年后，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最后也只能是借台湾以栖身。
关于蒋介石的兵败，在项德颐的回忆中没有从我们熟悉的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谈论，倒是从一位蒋介石的侍卫的角度，讲述了一些当年蒋介石不为人知的事情。
在还都南京之后，蒋介石最常去的就是中山陵、明孝陵散步。有一次在去往孝陵的时候，蒋介石指着孝陵前的石人石马神道说起了历史。
蒋介石说，当年修孝陵的时候，发现了孙权墓在神道，原本主持修建仪式的祭祀是建议将孙权墓拆除的，但是朱元璋却否掉了祭祀和大臣们的建议。
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孙权是条好汉，因此神道最终拐了个弯，绕开了孙权的陵墓。
蒋介石对于朱元璋的气度十分欣赏，每次在这里散步的时候都要故意走这个弯道，然后不厌其烦地讲这个故事。
而自从中山陵建成以来，蒋介石来到这里，俨然一副现代华夏所谓的“皇帝”的做派。
蒋介石笃信风水之学，当时修建中山陵的时候很有讲究。
但是无论中山陵选址多么的好，最终也改变不了蒋介石兵败如山的结局。
从1948年开始，国民党的局势陡然直下，接连在战场的失利让蒋介石的精神陷入极端焦灼、暴躁的状态中，甚至有一次蒋介石还亲手枪毙了宋美龄的一条“哈巴狗”。
这件事当时蒋介石的侍从都是知道的，当时没有任何人敢多一句嘴，大家人心惶惶，生怕蒋介石迁怒到自己的头上。
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手下大将不是战死就是被俘，那段时间蒋介石很是焦虑。
而蒋介石身边的两大红人的接连自杀（陈布雷、戴季陶）也只差将蒋介石逼到崩溃的边缘。
而这些都不算什么，特别是在河南省主席张轸宣布河南独立，以及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长官程潜通电要蒋引退，以及白崇禧逼蒋退位这三件事之后，蒋介石的神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有一次还因气急败坏，迁怒了一名送电报的机要译电官，拔出手枪将对方击毙。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宋美龄抱着家中的另外一条宠物犬跑到了孔家，对宋霭龄说：“不好了！老头子疯了！”
蒋家王朝末路，项德颐放弃前往台湾
1949年，蒋家王朝迎来了末路。由蒋介石所创建的南京国民政府一世而亡。
作为蒋介石的侍从的项德颐也陷入了极度的彷徨中。
是留在中国大陆，还是与蒋介石一起逃往台湾，对于项德颐，实在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四月初的一天，俞济时秘书李畹秋匆忙前来告诉项德颐，在南京有飞往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还有一个位置，让项德颐赶紧前去。
但是就在准备要上飞机的最后一刻，项德颐最终决定留下来与自己的妻儿一起，见证蒋家王朝的覆灭的最后结局。
刚解放的时候，项德颐隐姓埋名，于浙江省蚕种业联谊会任职会计，带着妻儿在度过了几年的安稳岁月。
1954年审查历史问题的时候，他被挖出了曾经作为蒋介石侍从的身份，并以“国民党帮凶”的罪名被判处7年的劳动改造。
劳改完成之后，项德颐当过几年的农民。
1983年时，中央大义宽容，让项德颐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其夫人也同时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工作员。
晚年时，项德颐将自己当年在蒋介石身边做侍从的经历撰写成文，才让人们了解了蒋介石不为人知的很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