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伟大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时,都会流露出难得的真情。

讲个故事吧。

被贬黄州期间,苏轼的侍妾王朝云生下一子。苏轼听着儿子落地时哇哇的哭声,给他写下了一首诗:

  • 洗儿诗
  •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每个人生下孩子,都希望孩子头脑聪明。但是聪明有什么好处呢?我就是因为聪明,遭到人家的嫉妒,被聪明误了一生。只希望自己的儿子愚笨迟钝,没有灾难,没有祸患,而能够官至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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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被贬了三次,分别是黄州惠州和儋州,用他自己的诗词来说,便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被贬湖北黄州,是苏轼人生进入下行通道的第一站。

以往的人生或许也有挫折,但都是向上道路上的小岔路,或有意不平,但总体而言还是以胜利为基调。而调头向黄州意义不同,它多少意味着苏轼命运的转折,所以这首《洗儿诗》,以给孩子写诗为名,写的却是对自己的怜悯。

当然,这份自我怜悯夹杂着对儿子爱和祝福:我不希望你特别聪明,但是我期待你能做到公卿。愚鲁之人断然是很难做到三公九卿的,可是苏轼偏偏这样祝福孩子。

这是不是有点像今天的父母对孩子说,我希望你不要聪明,但我希望你能考上清华北大。

面对孩子,父母总是纠结的,标准的“既要又要还要”的矛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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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哪一代父母又不纠结不矛盾呢?

今天的父母,就是历史上最矛盾最纠结最痛苦的一代父母。

如果说苏轼那一代父亲的忧虑,主要来自社会选拔的残忍,而今天这一代父亲的忧虑,不仅来自社会选拔的残忍,同时还有来自子女的压力。

对,你没听错,这一代父母的处境更为艰难的重要原因,除了社会竞争的挤压,还有无数子女的“后胜于今、新胜于旧”的优越感,他们不仅要和社会竞争作斗争,同时还要和自己的孩子作斗争,可谓腹背受敌。以至于这一代父母时不时陷入自我怀疑之中,他们一方面惧怕社会对孩子的淘汰,另一方面又担忧违背孩子的意愿,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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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今天让无数父母烦恼的青春叛逆期,我们纵览史书,何曾见过古人描述过所谓青春叛逆期。

青春叛逆期是标准的现代话题,或许你可以说,这是育儿观念的进步,是人们对下一代人格独立的重视,然而本质是这样吗?难道古人就不重视孩子的人格独立吗?

我一直认为,青春叛逆期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是某些学者故弄玄虚捏造出来的话题。除了自身学术的虚荣心之外,青春叛逆期的概念被某些人放大,还有利益的考量。

正如某些杀毒软件公司也是网络病毒的制造者一样,青春叛逆期的概念被制造出来之后,必然是各种以它为名的生意,比如各种心理咨询、写书卖书、协会组织乃至相关产业。

有人肯定会问,为什么很多父母坚信孩子处于所谓的青春叛逆期?

因为这个理论完美地契合了近一百年来的主流社会思潮。

什么思潮?达尔文的社会进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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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学说告诉我们,所有生物都是向前进步的,下一代优于上一代。这种“厚今薄古”的思维让上一代人打心底无法继续从容自信,也给了下一代挑战父母甚至蔑视父母的底气。

如今人们凡事都喜欢讲创新,便是这一思维的具体表现。创新至上隐含着一种理念,新的一定比旧的好。

人不过是思维的容器。在主流思维摧枯拉朽的驱使下,站在年轻一代评论世界的立场逐渐成了政治正确,而老一代人一旦和新一代发生冲突,必将被视为老古董而加以嘲讽。

在育儿学说当中,无数专家一本正经地教导父母们如何取悦青春期的子女,而很少为父母的人格独立去代言。而我们这一代父母,在主流思潮的洗脑之下,成了最自卑、最尴尬、最缺乏权威的父母。

虽然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父母,可是专家却告诉全天下的父母,孩子和父母是平等的,甚至他们的感受要优先于父母。孩子需要快乐成长,所以父母只能憋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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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螺旋式前进的。

换句话说,今天正确的未必未来依然正确,今天错误的明天或许会被另眼相看。

为何在古代,包括东方和西方,从父母到孩子都不知道所谓的青春叛逆期?无论是我们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我们在各种文学和历史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这种大规模的群体叛逆行为。

今天孩子们的青春叛逆期成为重点话题,当然也存在现实因素。

古代为何没有青春叛逆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古人在十三四岁的青春期时,就已经挑起了人生的重担,自己的生活要自己做主,生存环境逼迫他无法叛逆。因为叛逆的结果必须自己承担。

而今天的孩子不一样,他们在父母的呵护下往往要长大到二十来岁,两代人居于一室,父母负责养家,孩子只负责自己成长,他们和真正的生活距离太远,无需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以至于叛逆到离家出走或者砸了平板,几乎看不到什么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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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社会思潮。

因为古时的主流社会思潮和今天不一样。以我们中国为例子,孝道文化始终是核心主流文化,子女顺从父母、尊敬长辈的文化存在于每个角落,进入每个人的骨髓和血液。当时的主流思潮认为,父母养育孩子,所以父母的人格权益大于子女,年轻人就算有自己的想法,也会尝试着去说服父母。

而今天刚好相反,子女的人格权益大于父母,父母就算有想法,也只能尝试着去说服孩子。如果说服不了,只能不了了之。假如有父母一意孤行强制孩子,别说孩子不答应,甚至整个社会都会七嘴八舌地批判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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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和孩子相处,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所有父母都是在纠结中履行着为人父母的职责。

想当初,苏轼祝福孩子愚钝而到公卿,苏轼故去后多年,另一位大文人、明末清初的钱谦益专门写了一首《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的理念刚好相反:

  • 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
  • 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两种截然不同的育儿观。孰对孰错,各位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