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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nting, Leeds
接到shan的电话时，我正在洗澡，她的声音灌进我的耳朵：你信吗？我这儿闹鬼了。
我当然信，我们就是那种会碰上这种事儿的人。一年前我来到利兹留学，想混一个 fine art 学位，然后遇到了同学shan和黄pho。我们三人因散漫和贫穷一拍即合，互相怂恿着结下坚固友谊，现在课业几乎完结，每一天，我们都在彼此的纵容下变得更加无所事事。
白天，shan在一家餐厅做临时工，晚上我们一起去城市边缘的运河旁散步，等到零点到来，一只业余轮滑队会轧着贯穿整个城市的地形差呼啸着俯冲下来，再晚一些，shan去约会，和一个来自塞尔维亚的板仔，第二天凌晨回家，会看见我和黄pho因为无处可去而在她家等她，shan背对我们，把板结的假睫毛黏在桌子背面，紧挨着上一簇，每次忘了跟板仔见过几次，就用指肚摩挲着数过去。
大量在一起的时间，填满大量的聊天。shan总在问问题，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等到我们都解答不了，她就会把湿答答的裙子一股脑塞进行李箱，跑到欧洲南边的伊维萨岛寻找更新鲜的烦恼。而黄pho呢，他总是在讲故事，重复的故事，关于他来英国之前交过的疯狂的前女友们，她们的狂热如何令他害怕和尴尬。其中最令他得意的一个是这样的：
黄pho曾有一个残疾女朋友，她的一只脚是跛的，走路像一只圆规，分手那天，她一脚画圆一脚点地地跟在他身后（黄pho每每说到此处都会站起身来模仿），他在几步之外等她，头脑中书写分手对白，等待输入的光标跟着她身体的节奏闪烁，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的脸已经被表情撑到毫无知觉，那个表情是一个焦虑的微笑。
黄pho很成功地将这个故事植入我的脑海，因为我隐隐感到这个故事披露出他的某种本性，我的意思是，我们是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有鬼，说不准还会觉得我们在等它。
20分钟后，我和黄pho来到shan家，一个二层别墅的地下室，一块白色短绒地毯摆在正中间，上面堆满了裙子，每一条好像都能拧出水来，角落砌起一平方米的水泥台面，四周用塑料布包出一个淋浴间，床头边竖着一个过于高耸的单门衣柜，大概有两米。家具之间的比例相当不协调，像是被完全不同的人落在这儿的，整个房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的凄凉里。姐们儿，我说，你这儿太潮了，我的骨头缝儿里都起雾了。
shan示意我们一起挪开衣柜。后面竟然有一扇门，绿色的，大约一米高，很窄，把手不知道去哪了，锁眼处贴着一张黄色笑脸贴纸。
“刚刚我躺在床上，听到衣柜后面有‘哒、哒、哒、哒’的声音，一轻一重，特有节奏，然后就发现了这个。”shan看向我们，我们阅读shan的表情。
黄pho立刻下了判断，他说，“这是个大的。”
“你怎么知道是个大的？”我问。
我能感觉到，他说。
黄pho揭下贴纸，把一支一字螺丝刀旋进锁眼，里面传来机械零件并不咬合的摩擦声。
“拧不动，里面的锁芯碎了。得把锁盒整个取出来。”
得有房东的确认才能找人开锁，shan说。
不能进去，那就堵上，黄pho 露出一个灵机一动的表情， 他说： 我们现在就走，去找穆罕穆德要那条鱼。
穆罕穆德是我们的学长，在这儿读商科博士，来自科威特。他的本名并不重要，第一次看到他的脸，我们就决定叫他穆罕穆德。穆罕穆德家里经商，在一个沙漠国家拥有一条苏打水的生产供应链，不知道跟哪个中国人学到了养鱼改风水的习气，穆罕穆德从一家唐人街餐厅买到一只通体金红的红龙鱼。老板对他说，这鱼可以帮主人挡煞，stop bad things from happening，明白吗，穆罕穆德说明白明白，虔诚地唤它作lucky。
穆罕穆德要回国了，到处在找人领养lucky，黄pho舒展双臂比划鱼缸的大小，“我们去把鱼搬来挡在门口，shan，那个鱼当屏风当了这么多年，只要鱼来了，不管门那边是什么，它都不敢进来。”
这是高纬度国家的冬天，黑夜从下午三点开始积聚，而此时十二点已过，不论有什么阴谋，也一定准备好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片浓黑推搡着向前车灯涌来，在不断被打散中变幻着表情。shan从后视镜里找着我的眼睛，有一刻我几乎看到了歉疚。
那天夜里我们接到了那条红龙鱼，在一个一米长的鱼缸里悬着，缸顶的灯光打在鳞片上，红色的纯度之高像是从上面什么地方塞进这个世界的书签，只为了我们在往后不能互相对口供的日子里，轻而易举地检索到这一天。穆罕穆德身高约摸一米六五，裹着一件丝质睡袍，正专心致志地跟鱼培养着感情。水烟从水里溢出来，进入穆罕穆德，然后被穆罕穆德长长地吹出来，再次融于鱼缸，他就这么一直鼓着腮帮子给燃烧的祭坛送风，那条鱼的嘴竟真在微微嗡动。
足够精神错乱的米开朗琪罗画在壁画上了，我想。
我们在lucky旁边的黑色皮质沙发上坐下，黄pho试图严肃地描述shan家的灵异事件，有节奏的敲击声……衣柜后面的门……黄色笑脸……说得越多，我们就越泄气。
“总之，总之，”黄pho说，“总之，shan需要lucky。”
shan needs lucky，穆罕穆德重复了一遍。
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向shan，她的眼睛泪汪汪的。
后来他们都喝大了，转折大概发生在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天气的允许，又成为了肝胆相照的临时朋友，孤独让我害怕自己会再次成为最后被软化的那个人。
shan和黄pho一个接一个地说起故事。shan说她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个男友，他们初中就在一起了，因为谈恋爱，两个人都没考好，对方怪她，没有再跟她说过一次话。shan觉得自己错了，从那以后便认为其他人的命运都比自己的要紧，就是这些小事让她越来越没有力气，就是这些小事，让她的愿望缩小成了仅仅避免心理上的疼痛，她来到这里，来到一个架空于她人生中任何一个阶段的陌生国家，尽量拖延着往后将一一成真的生活。黄pho又说起那个他最拿手的故事，跛脚女孩只有一米四，他到现在都不明白她膝盖的朝向，她像是被什么机器扯进去扭了一圈，很遗憾，那个机器就是她妈妈的子宫。那时他很饥渴，想约炮，朋友就介绍来了她，他畏惧于这个被拆烂重组的自由女神，竟然一次又一次地跟她上了床。我怎么那么懦弱啊，黄pho说，我不好意思拒绝她，竟然对她比对自己真心喜欢过的女孩们都更热情。他没法忘记她走路的样子，一轻一重，那么笃定地敲击着地面，好像在嘲笑他为了虚伪的善良，竟然能做到这个份上。
穆罕穆德只是坐在那里，享受着在献出自己的鱼之前，那种即将被打动的感觉。
我们把lucky抬上后备箱。穆罕穆德把脸压在鱼缸上，他说，希望lucky能帮到你们。shan拥抱了他，黄pho最后一次开起了穆罕穆德家族企业的玩笑，他做出给自行车打气的动作，那是他想象里往水中注入二氧化碳的姿势——“那可是个沙漠国家啊，他们竟然在做苏打水生意！”
我们都笑了，穆罕穆德笑得像被人抓住某个显而易见的漏洞，一个想法钻入我的脑袋：穆罕穆德这样的人，永远会欢迎朋友们武断地将他愚蠢化，好像只有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卡通人物，他才能无害地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才能忍受这个世界上不能理解的那部分的存在。
我们重新上路，方向盘被塞到我手里，雨点组成的摩斯电码慎重地打在前玻璃上， 车开到运河旁边时，早就没有那支轮滑队了，我们下车去自动售货机买饮料，shan的手指在荧光闪闪的玻璃货架上戳来戳去。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红色流苏拉丁舞裙的女人迎面走来，桥洞下回荡着高跟鞋叩击路面的声音，一层热气笼罩着她的身体，简直要把这个冬夜烫穿了。 我们都盯着她，我以为我在做梦。
“你怀孕了吗？”黄pho冲女人喊，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肚子隆起得如此之高。
“这是啤酒肚。”女人回答。
一瞬间她就路过了我们。
一回到shan家，我们就把衣柜推到墙角，用鱼缸紧紧抵住门。shan从几步外迷茫地端详着。
鱼缸约摸到门一半的高度，半截绿门从鲜红的鱼缸里洇出来，像鲜血在顺着一张化学试纸往上攀爬。
难道比之前好吗？我问。
shan已经不说话了，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才是派对结束后那个要收拾烂摊子的人。lucky无动于衷地在鱼缸里悬着，我们都看出来了，它会庇佑穆罕穆德家的苏打水生意，但懒得搭理我们，我们只能在这里陪着shan，直到不得不离开。再过几个钟头，等白昼从天花板的地平线上抬起头，照到每一个人湿漉漉的脸上，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明白，这全是在瞎胡闹。
但现在还有时间，所以我们一杯又一杯地喝酒，聊起快要到来的假期。shan说，无非是比基尼、伊维萨岛，和红眼班机，看她的样子，我知道她已经横下心来，要对准备好面对的东西摆出不知情的脸色。无非是陌生人的臂弯会从两张桌子之外伸过来，无非是手心上画着另一个国家的地图。但世界上所有的等高线都指向一个地方，这是shan被一再承诺过的。
很久之后，窗户上泛出蓝光，我躺在shan沙发上的编织毯里头痛欲裂。“快看！”黄pho突然叫道，他指着lucky，“它身上有字！”
“什么？”我把自己扭到lucky前面“什么字？”
我把眼睛钉进深深浅浅的红色鳞片里，却只看到了玻璃缸上的倒影。两个人在接吻，是黄pho和shan。我没有转过头去，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鱼缸，继续忍受这个无聊的伎俩。就在那一刻愤怒爬上了我的心头，就在那一刻我决定结束我浑浑噩噩的青春期。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们都听到了那个声音。
一片寂静中，“哒、哒、哒、哒”从门后传来，一轻一重，很有节奏，也很有风格，只消听上一会儿，就知道这不是误会，这声音饱含着意图。黄pho和shan的目光同时越过我，看向前方，像刚睡醒一样迷茫地静止住了。而我甚至没有把眼睛从玻璃缸上移开，我死死地看着这对愚蠢的朋友，这对末日里的金童玉女，我感觉不到害怕，我想，是孤独让我站在了门的另一边。
“黄pho，”我说，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快笑出来了，“可能是你的瘸腿女孩来了。”
//作者：蔡菜
//设计：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