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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了金爵奖获奖名单。剧情片方面,哈萨克斯坦导演达尼亚尔·萨拉马特执导的影片《离婚》获得金爵奖最佳影片,阿根廷导演马里亚诺·冈萨雷斯执导的影片《成年人》获得评委会大奖;华语方面四中三,顾长卫执导的《刺猬》助力郑执等三位编剧获得最佳编剧奖,魏书钧执导的影片《阳光俱乐部》助力黄晓明获得最佳男演员奖,管虎执导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助力张颖摘得最佳摄影奖。

今年上影节金爵奖提名影片共有十四部,选片兼顾各种国家和类型,接下来仔细聊聊。

《刺猬》惊喜

今年上影节主竞赛单元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刺猬》,导演顾长卫上承第五代导演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活着》,通过对原著《仙症》忠实且富有创造性的影像化改编,直面改革开放之后时代巨变之下的看似进步、实则固结的大众心态,完成了一次非常犀利的社会批判。

葛优饰演的主人公王战团是王俊凯饰演周正的舅舅,二人虽然是出生于不同时代的人,但遭遇却殊为一致:前者在一次事件之后变得偶尔疯癫、行为古怪,后者则从小就敏感沉默、口吃自闭,他们都不得不面临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数落和规训,主动与被动之间成为了忘年交和唯一能理解对方的人。两人的这份友谊是令人动容不已的,同时也是令人无比心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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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顾长卫为了实现对扭曲的社会规训的描绘,不仅与编剧郑执(同时也是原著作者)、郭方方在情节上下了功夫,两条线索完整清晰、气力十足,调度上也充满巧思,比如我们能发现影片当中使用了大量的非水平镜头,虽然起初观感会一些奇怪,感觉整部电影“七扭八歪”,但在理解了导演的思路之后,就会欣赏这种倾斜构图的妙处和苦心——创作者正是意图借此表明二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家庭于社会,并非因为他们是“病人”,而是因为整个世界看待他们的方式和视角是“歪”的。

作为中国内地唯一戛纳影帝,葛优老师奉献了近年以来其个人生涯里最重要、最鲜活的表演:既不能太疯,也不能太正常;能让观众共情其无处可去、成为一枚棋盘上的死子的无奈和愤恨,理解到其“疯”的背后有深刻、复杂的时代原因,又要同时给到种种不那么“常人”的举动,让观众有可能站到其家人的角度上看待这个“病人”,由此形成反思。王俊凯在这部作品里的表演也比较过关,在影片最重头和高潮的一场戏里,王俊凯饰演的周正面对家人甚至大仙的训斥表现出能量极大的、无声的反抗,不仅托住了整个电影的情绪,也从王战团那里真正承接了不屈服的反骨。

管虎执导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已经有过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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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忽视的女性题材

日本女性导演吴美保执导的影片《我生活的两个世界》虽然最终未能获得任何奖项,但无疑是今年上影节主竞赛最重磅同时也是最重要影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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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吴美保2014年的作品《只在那里发光》曾获得当年的《电影旬报》年度十佳第一名,并代表日本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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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吴美保一度离开电影制作,《我生活的两个世界》是她时隔九年的回归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吴美保的编剧伙伴是港岳彦。港岳彦前几年佳作不断,参与了《啊,荒野》《从宫本到你》等一众著名日本影片的编剧工作,此次也有十分不俗的表现,以一种非常细致入微的方式叙写了一个健听男孩的身份认同过程。

虽然表面上看,影片主要是关注了一个男性在特殊家庭中成长的故事,但实际上也是透过一个男孩的成长过程去反写背后一直在为其默默付出的家人,尤其是始终照顾孩子自尊却又因为自身听力障碍而时常显得非常无奈无助的母亲,这样的方式其实很容易让人想起西川美和的作品《永远的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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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听障已经是近些年以来国际影坛尤其是日本影坛反复出现的题材,但《我生活的两个世界》从编剧到视听等各个层面仍然有其过人和不可忽视之处,体现出女性导演的特点:吴美保使用比较小的景别,对听障人士生活日常的描绘非常具有代入感,很多细节都对人物关系和整体结构起到了支撑作用,比如年幼的五十岚大每天都会通过家里的灯光传递他回家进屋的信息,这个被反复强调的细节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独特的交流方式,更是只有在特定的空间里才能出现的交流方式,类似的设定体现出导演对人物和空间的细腻理解。

如果说《我生活的两个世界》极力追求和营造的是关于真实的空间和生活,那么主竞赛的意大利电影《一间自己的浴室》则反其道而行之,给出了一个搭建出来的、因此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超现实的性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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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自己的浴室》用近乎梦幻的色彩和空间结构叙写了意大利中老年女性放弃依附性关系建立主体的过程,在其与丈夫共同居住的空间里徒手将围墙推开,开辟出一个可以供自己和朋友们自由呼吸的浴室。

在这部影片当中,“鱼缸”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意象(也是主竞赛单元至少三部影片里共同出现的意象),它表明了女性如何被囿于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而随着情节的不断推进,女主人公也把金鱼放到了浴缸里,也想要让它回归大海。

影片最终拒绝真的让金鱼回到大海,而只是把关于它的故事放归海中,这种温和的、非对抗性的方式是否真的完成了女性主义叙写只能说见仁见智,但如若果真如片中所引用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所说的,女性写作需要的是一间自己的房间和足够的金钱,那么影片中主人公获得这两种东西的方式也未免太过奇幻和理想。

当然,相比以上两部作品都对女性的命运有相对深入呈现的影片,另一部由意大利导演维托·帕尔米耶执导的影片《她的重生》只能忝列女性题材,无论是对全体角色的塑造还是整体结构的把控都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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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处境:

平庸与抽象

有一些影片关注个体的成长或生存处境,但对个体的刻画都不足够成功:获得评委会大奖的阿根廷影片《成年人》呈现了一个充满谎言和伤害的成年人世界,与此同时一个未成年人也在承担自己责任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个不一样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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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青春成长题材电影,《成年人》并没有太大野心,只是想通过比较常规的手持摄影在一个比较常见的秘密被揭穿的故事当中发见一个14岁孩子的原始道德感和对生命的敬畏。

对比结构紧凑的《成年人》,来自格鲁吉亚的影片《院中雪》则以一种相对散漫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两个失意男人的故事:住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莱万整日窝在破败小屋,而住在莫斯科的吉维是一位遇到创作瓶颈的导演,两位老同学通过互联网找到彼此,他们的生活自此发生了改变,莱万开始敞开心扉,吉维则有机会重返家乡。导演对二人的刻画不乏幽默感,比如两个人独特的交流方式、莱万与他的两条狗的关系,影片不乏对底层生活的体认,但总体而言处在一种较轻浮层面,很难有再往下深入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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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拾荒人》相比,以上所有这些影片都只能称得上是小巫见大巫。这部全片没有一句对白,只有一个演员的影片里,伊朗导演艾哈迈德·巴拉米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马车司机烧掉自己的全部家当,并想把自己活埋了的故事。事实上它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故事,我们也很难在这部影片当中分辨出任何明确的背景和用意。如此语焉不详的影像流(正如其晦暗不清的画面)抽离了任何指涉现实的可能,留下一具看似《都灵之马》(相同的狂风)或《樱桃的滋味》(类似的自戕)实则干瘪到掉渣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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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政治历史:

尖锐有余,能力不足

好在上面这些问题在另一些主竞赛单元的影片中得到了答案。

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两部影片——巴蒂斯特·德布罗执导的影片《逃犯》和雅尼斯·亚历山大·基弗执导的影片《再见德国坦克》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社会问题”对照组:前者以一种非常紧凑的类型化叙事,透过回溯两男一女三个人的情感故事,讲述当下法国小镇里的左翼运动的现状和工人在长时间罢工之后面临的生活困境;后者则以一个德国小镇为故事发生地,用一种不太成功的松散结构和节奏讲述一个好莱坞二战剧集剧组对当地人生活的影响以及深埋于这片死寂之地的、始终未被真正根除的纳粹遗毒。

两部影片都是通过回顾历史检视当下,以一种人文主义的视角和深切同情的目光看待片中的主人公们。在《逃犯》中,我们可以透过蕾雅·德吕盖饰演的女调查员和巴斯蒂安·布永饰演的作家共同进入到这个小镇,一点点理解工人们的困难,创作者也借调查员之口向我们表明,工人们之所以选择罢工,甚至不惜以违法抢劫运钞车为代价,是因为整个社会制度更倾向于保护当权者和资本家联盟,而底层的工人只能任人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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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再见德国坦克》之所以展现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也并非是想要批判其中迟缓的、看似愚笨的居民,而恰恰是想要借此探究极右翼的根源——经济的落后、社群的封闭,外部娱乐业的冲击和对民众严肃教育的忽视,共同导致了这一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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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来自亚洲的两部影片——金爵奖最佳影片、哈萨克斯坦导演达尼亚尔·萨拉马特执导的《离婚》和孟加拉导演卡玛尔·艾哈迈德·西蒙执导的影片《贝壳的沉默》也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组。

两部电影都是通过婚姻问题反映本国的政治社会生态,只不过前者更加关乎历史,后者则更在意当下。

《离婚》将故事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彼时苏维埃俄国刚刚成立,“男女平等”的新风刚刚从莫斯科吹到西亚,一面撼动着哈萨克斯坦当地固有的宗教社会习俗,另一方面也以被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态所腐蚀和同化。达尼亚尔·萨拉马特一方面尖锐地抨击落后封闭的地方风俗,另一方面也讽刺一种不彻底的、浮于表面政治变革,可以说是整个上影节金爵奖提名影片里最强有力的声音之一。

不过,对当地政治人物的漫画式描绘可能是这部影片一个不容忽视的败笔,尤其是为其赋予了希特勒的身型这一点,既罔顾历史真实,也并未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让影片失掉了大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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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贝壳的沉默》则通过即将步入婚姻的一对年轻男女探讨各自面临的重大问题:女性主人公生育权利在该国无法的到保障,男性记者则面临政治迫害。可以看出导演在极其有限的制片条件下创作了这部影片,尽管拍摄和剪辑手法都确实比较业余,痕迹也比较明显,但试图通过男女两条线索和两个角色之间的互动将女性问题与国家恐怖主义融于一炉的想法还是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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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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