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时任广西省军区副政委兼南宁市市长的莫文骅接到了组织上的紧急调令,要他火速交接工作,然后赶往东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

看过电报上的内容之后,素有“儒将”之称的莫文骅心中激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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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广西省军区属于二级军区,而东北军区则是一级军区,这封调令无疑是中央军委对他能力的肯定。

不久之后,莫文骅就收拾好了行装,开始动身准备从大西南横跨大半个中国、前往东北就职。

然而,就在他途经北京的时候,突发奇想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在停留的这段时间里,看望一下毛主席。

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的是叶子龙,此人在战争年代与莫文骅接触颇多,彼此之间也算熟悉,当他看到这封请求信的时候,也是感到一头雾水。

“直接去东北就任不就好了嘛,怎么还留在北京要见毛主席呢?”

叶子龙一边犯着嘀咕,一边叩响了莫文骅所在招待所的电话。

而莫文骅的回答也很简单:“原本打算休整一天就去东北的,但突然想起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主席请教”。

在挂断电话之后,叶子龙便赶紧来到毛主席居住的菊香书屋,汇报完这一情况后便得到了对方的答复,邀请莫文骅第二天下午四点来做客。

于是第二天的傍晚,莫文骅换了一身便装,迎着初春的漫天晚霞来到了菊香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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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见面,毛主席就兴奋地迎了上来,脸上挂着难以抑制的笑容,紧紧握着他的手询问道:“文骅,好久不见啊。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可还习惯?”

面对主席的关怀,莫文骅激动地说道:“主席,打仗的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的日子都熬过来了,走这点路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一阵短暂的寒暄声中,两位分别多年的老相识这才落座。

然而,接下来莫文骅突然提出,广西的同志们准备重建镇南关,并希望毛主席亲笔题字、书写关名。

莫文骅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番话竟打破了这刚刚火热起来的氛围,毛主席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消失、转而紧蹙起眉头来。

而在沉默了几十秒的时间过后,毛主席更是极为严肃地教育道:“你的想法很不成熟,作为一名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又主要负责政治工作,考虑事情要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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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听到重建镇南关这件事情之后,毛主席的态度为何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转变呢?

而莫文骅一路北上前往东北军区,中途在北京停留时间如此之长,真的只是为了向毛主席提这点要求吗?

其实,在诸多开国将领之中,莫文骅虽然在1955年授勋时只获授中将军衔,但在诸多开国将领之中,他与毛主席的接触是最多的。

也正因如此,彼此之间虽然身份地位极其悬殊,但却在朝夕相处之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5年的冬天,中央红军终于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顺利抵达陕北。

等一切都安置好之后,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一场扩大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周恩来领导一致认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军事、政治人才极为必要。

于是在不久之后,工农红军大学与陕北干校合并,组建为新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宋任穷担任政委,而政治部主任这个职位却空置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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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学校成立一个多月,毛主席才找到了没有什么实际职务的莫文骅。

当时,莫文骅正在一处逼仄昏暗的窑洞内,靠着窗户透过的微弱阳光仔细研究着作战地图,看到毛主席竟然亲自造访,毫无准备的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莫文骅赶紧放下地图,请毛主席坐在土炕上。

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开口,毛主席径直笑着说道:“你在长征的时候作战勇猛,而且又是红色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能力方面组织上是信任的……”

听到毛主席的赞扬,莫文骅欣喜的同时、又感到颇有些不好意思,便连忙拿起水壶假借倒水,来掩饰这种复杂的心情。

而毛主席接过水杯之后,眼神紧紧盯着对方,继续说道:“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你来做红军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今天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闻听此言,莫文骅怔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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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将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交给自己来做。毕竟在此之前,他只不过是部队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见他沉默不语,毛主席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这让莫文骅如梦初醒。

莫文骅本想推辞,但话到嘴边、看到主席那期待且信任的眼神,他还是将话咽了回去,再三思量之后,才用极为坚决的语气说道:“我绝不会辜负您和组织上的信任”。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莫文骅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当初的承诺。

他一边将自己的本职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协助周昆、宋任穷搞好了学校的政治工作,又主动要求担任学校教员,亲自给那些年轻的学员们授业解惑。

除此之外,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莫文骅又担任起延安留守兵团的领导工作,负责保卫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多次粉碎了敌人对延安的包围、以及敌特的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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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毛主席意识到,莫文骅这个年轻人拿手的不止是政工工作,军事指挥和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于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后,莫文骅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在主持纵队的政工工作之外,还与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携手开展军事指挥。

1948年底,莫文骅、吴克华率领东野四纵南下入关,准备接下来的平津解放战役。

由于当时第四纵队刚刚从塔山战场上撤下来,兵员伤亡比较大,缺编约5000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四纵队一边南下、一边招募新兵,仅仅用了十天时间就补上了这个兵员缺口。可接下来,一个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由于刚补充来的新兵大都是东北籍人士,当部队越过山海关之后,一部分人竟不愿继续南下,甚至还有少数意志不坚定的新兵逃离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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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莫文骅意识到,要是不解决战士们地域观念的这个问题,恐怕部队的战斗力将受损,于是他当即召开了一场全员大会。

面对台下乌泱泱的人群,莫文骅扯着嗓子、高昂地喊道:“我知道大家想留在家乡,守在亲人的身旁过日子。包括我、你们的吴司令员、乃至身旁那些久经战场的老兵们,谁没有这个想法呢?”

“可不行啊!不把反动派消灭掉,大家怎么能有安生的日子呢?不解放华北、怎么解放全中国?只有全国解放了,你们的亲人才不会受到反动派的威胁……”

等到莫文骅的话音刚刚落下,全场5000多名新兵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那雷动般的掌声响彻云霄,而四纵面临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了,莫文骅亲自率领部队打起了冲锋,先后歼灭、俘虏敌人近10万人,并且切断了反动派的西逃之路,傅作义集团只能龟缩在北平城中,最终宣布和平起义,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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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莫文骅担任四野第十四兵团政委,与司令员刘亚楼一路南下、追歼反动派残军。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调任第十三兵团政委的莫文骅又率部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对盘踞于此的白崇禧集团军展开攻势,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全歼了白崇禧手下17万余人。

而当战役大获全胜之后,远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听说这个消息,更是当即发来贺电:“庆祝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