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以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数十所高校和中学集聚粤北。在遍地狼烟之中，有一群甘于授业乡野、奉献于教育的先生，他们在战火中坚守教育、笃志抗日、用知识与智慧逆流而上，涌现出了许多熠熠生辉的学者。
“粤北先生”们的动人故事，为华南教育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们是我国文学、艺术、物理、植物、天文、地理等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当地传播知识和文化，让科学、文学与思想碰撞出闪亮的火花，使得当时的粤北，学术研究的气氛和成果令人侧目——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拓者之一的王亚南将《资本论》首次带入课堂教学；“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在坪石荒郊野外的古庙里给学生讲授世界最前沿的量子物理，并发表关于原子能的论文《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应用》，全面阐述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及有关理论，并预言了人类大规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吴尚时提出对丹霞红色岩系的研究，今天举世闻名的世界遗产丹霞地貌就是那一时期的发现；胡世华发表《论人造的语言》，向国内介绍了符号逻辑，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丁颖，致力于解决农民的温饱，让中国没有粮荒；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杜定友历尽千辛万苦在战火中保存图书、坚持开放阅览；音乐家马思聪在坪石完成了《第一交响曲》《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两部传世之作………
在这一批先生之中，同样不乏女性学者的身影:家境优越的“岭南第一才女”冼玉清不顾朋友家人劝阻，毅然从澳门启程，奔赴粤北支持复学；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学家邹仪新排除万难，在粤北坚持天文观测……影片《同学们》中，冼玉清说:“这辈子我不结婚，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以学生为儿女。”邹仪新说:“我不做教授夫人，要做教授。”她们发出了突破时代的先锋之声，展现勇毅、智识和信仰，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女性学者的力量。
冼玉清:“世人误以爵禄科第为功名，陋矣”
1895年，冼玉清出生在澳门一个富商家庭，自小在香港长大，家境殷实，受父母宠爱。1927年于岭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国文系讲师。之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博物馆馆长，长达25年之久。她在诗词书画、历史文献考据、乡邦掌故溯源、金石丛帖鉴藏等方面功昭学林，被誉为“千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的才女。
1942年，香港被日寇占领后，冼玉清回到澳门避难。此时，她的学生来信说，李应林校长在粤北复课，但复课容易复校难，找不到老师来教。冼玉清在学生中声望很高，被尊称为“冼子”，学生在信中说:“盖弱女子毅然先到，丈夫汉何以为辞?”若是“冼子”能去执教，必会鼓励更多先生们前往。冼玉清读完这封信后立刻动身决定出发。
她在《澳门小住记》里写道：“今国家正在危难之时，我应与全民共甘苦，倘因一己有优越条件而高枕苟安，非素志也。”于是，从澳门出发，她步行足足40多天才抵达韶关。
电影《同学们》史学顾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向记者介绍道，当年冼玉清抵达岭大村后，她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地描述了岭大村的状况，“‘屋子都是临时用茅草或是树皮搭起来的，又漏风又漏雨，还有各种蛇虫鼠蚁’，从香港到澳门，当时冼玉清本来已经回到了自己温暖舒适的家中，你可以想象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千金又突然到了这样一个地方，生活上的落差是巨大的。”曹劲说。
在清苦的山村岁月里，她常常以诗寄意——“孔席不遑一朝暖，周公吐哺讵云忙，含辛茹苦缘何事，欲为宗邦树栋梁。”(《写志》)
冼玉清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为岭南文化研究献出毕生精力，曾自述:“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师，难免失良母贤妻之职；想做贤妻良母，就不免失教师之职，二者不可兼得，所以十六七岁我就决意独身不嫁。”“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以学生为儿女。”
1965年10月2日，冼玉清病逝于广州，她的一生留下丰厚著述。
今天，在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的展览厅里还保留着一幅字，是冼玉清到了韶关以后写的：“士生当世泽及生民曰功，死而不朽曰名，世人误以爵禄科第为功名，陋矣。”
“她认为对生民有所贡献，能够泽及生民才是真正的功名，才死而不朽，然而人们常常误把升官发财视为功名，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曹劲说。
邹仪新：“我不做教授夫人，要做教授”
1944年春天，一位女士和她身旁的天文台出现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镜头里。照片中的女士靠在墙上专注地抄写着观察数据，她就是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教授、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学家邹仪新。
邹仪新教授，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学家，在韶关坪⽯塘⼝村天⽂台处抄写观察数据。（李约瑟拍摄于1944年）
当年，游历中国的李约瑟留下了大量中大学人开展科学研究的珍贵记录，其中就有关于天文台的记述以及邹仪新的照片。
邹仪新1932年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天文台主任，她长期居住于天文台内，昼夜不辍地进行研究。1935年，邹仪新赴日本留学时，日全食出现在苏联和日本上空，当时她在东京天文台实习，在观测前大量研读资料，反复演练。全食时间只有3分多钟，她与队友密切配合出色完成了任务，拍摄了清晰的影像，获得了国外同行的瞩目，邹仪新也被日本新闻界称为该次日全食观测成功的唯一女性观测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她从日本归国，共赴国难，抢救天文仪器、挽救重建天文台、坚持教学科研。广州炮声渐促，中大天文台随校开始了抗战中的颠沛流离，罗定、澄江、粤北，直至抗战胜利后返回广州。
邹仪新教授和天⽂望远镜（李约瑟摄）
“她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女性，照片中出现的是天文台最重要的两台仪器，一台是天文望远镜，一台是子午仪，都是非常高级的天文观测设备，邹仪新为了不让仪器落到日本人手里，她把这些仪器拆得很零散，拆成了数百件，把这些小零件都分散藏在不同的地方，有些藏在箩筐里面，用纸包着，有些藏在她的行李里。她这么做的目的是，即便被日本人抓住了，他们也用不了这些仪器。因为这样的精密仪器，哪怕少一个零件也没有办法运转。”曹劲说。
5年的天文观测，相对于宇宙亿万年的天体运行过程，仅仅是刹那间，是什么驱动着邹仪新在粤北山村里建造一座天文台，在这个战局动荡、举步维艰的时期坚持天文观测?
“我不要做教授夫人，要做教授。”在与著名数学、天文学家叶述武教授结婚后，邹仪新立下了这样的志愿。1948年，她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学习，次年又前往爱丁堡天文台和剑桥太阳物理台进修和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她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天文事业献身，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天津纬度站并任首任站长，填补了我国测量地极点移动的空白，成为国内唯一的极移服务中心。
中山大学天文台遗址全貌航拍图 2019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2019年10月，在韶关乐昌坪石镇塘口村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上，当年国立中山大学的天文台遗址被意外发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在对建筑基址上的地表附着物进行了清理后，这座邹仪新曾经耕耘过、诞生于烽火岁月的天文台遗址重见天日，成为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
【访谈】
近日，影片《同学们》的史学顾问曹劲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南都：作为影片的史学顾问，请介绍一下你与《同学们》的合作背景？作为这段华南教育史的研究者之一，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
曹劲：我们2019年6月开始做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始挖掘抗战期间这些办学旧址，对它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刚刚开始这件事情不久，应该是在第二年吧，我们就在“凤凰大视野”做了五集纪录片《烽火逆行——抗战中粤北华南教育史全纪录》，播出以后反响很好，大家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凝练一下做一部纪录片电影《同学们》，也差不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地推动和参与这件事情。
当时办学点都是一些小村庄，我们第一次去到这些村里，找到这些老建筑的时候，它们差点就要被推掉了。比如三星坪的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办学旧址，房子上都贴着标语——“告别危旧房，拥抱新生活”，马上要推掉了，我们可以说是从推土机下把这批抗战办学旧址给抢救回来了。
南都：迁移办学时从学生到老师、从教授们开设的课程到课余活动，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校内氛围是怎样的?
曹劲：整个国立中山大学的搬迁、在坪石落脚是在国民政府的协助下完成的，我们从一封档案里了解到，当时广东银行出面帮助学校协调铁路废弃的房屋作为校舍，私立岭南大学落脚在大村，也是时任战区长官于汉谋提供的废弃军营。师生们在这个小村庄里，在荒山野岭里建筑的校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临时建筑是用非常简易的当地材料来搭建的，这都跟当时战时物资紧缺的情况有密切关系。越到后来越是物价飞涨，他们还是坚持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教学和生活。而且那个时候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向上的、乐观的。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他们还是在坚持教学、坚持读书，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陈香梅回忆在私立岭南大学时的中文系老师吴重翰，这位老师时常在课余时间带上几个学生在树林里，用小茶壶泡起铁观音，在水滚茶香的气氛中品诗赏词，听着阵阵松涛，觉得有一卷好书在手，此生复有何求。在当时战局的大环境下，这种对比令人很触动。
邹仪新女士在天文台观测天象，很多人可能觉得没有意义，炮火都已经逼近韶关了，你还每天记录星象。但他们就是能够这样，即便这个山外炮火连天，她还是坚持在这里仰望星空，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我觉得这是非常感人的事情。还有卫梓松先生宁死不屈，以身殉国，仲元中学的梁镜尧校长，父子双双殉国。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洗礼，我们也特别想把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
南都：目前在坪石镇已挂牌成立“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你如何评价这些遗址的活化利用水平？在对教育遗址的抢救、保护、研究与利用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
曹劲：其实办学旧址不仅仅在韶关，在云浮、在梅州，很多地方都有。因为当时这些学校也是辗转各地办学，像广东文理学院“九年十迁”，他们有很多落脚地，我们现在就是尽可能去把这些地方发掘出来。像坪石老街，我们按照史料发掘的线索，在那里利用一些旧房子做了定友图书馆，做了中师小剧场。像三星坪的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新村，当年办学的地方我们利用一些旧建筑和当年办学旧址，把它修缮好以后做了一些小型展览，把这些故事讲给来研学的师生们听。基本上，现在如果去开展研学活动的话，你可以到坪石老街，到新村、塘口村、武阳司村，它可以形成一条研学的路线，在不同的地方感受当年高校办学的故事。
我们做这个真正的目的还是想通过研学+旅游，进一步去促进这些山村的发展，因为当年这些为办学提供过滋养的小山村，到今天依旧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活动带去人流，有人流就会就有可能产生收益，比如说像定友图书馆旁边现在就开了一间卖辣椒酱的，生意也还蛮好，老乡们可以售卖一些土特产，大家去那里玩，要吃要住，会产生一些消费，也给这个山村带来一些活力。
南都：抗战时期华南高校的迁移是粤港澳三地共同完成的，影片《同学们》也进一步印证了粤港澳及台湾地区教育的同根同源。目前你们和这些办学旧址有过哪些交流？
曹劲：目前是先把我们做出来的成果与他们分享，比如说《同学们》准备在香港的学校进行巡展，我们在去香港和澳门做推介的时候，他们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去年我们也把展览“烽烟不绝读书声——粤北华南教育抗战历史展”送到了澳门科技大学，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三地的联动。因为这段历史其实是跟粤港澳三地都密切相关的，广州刚刚沦陷的时候，广东省教育厅就给全省学生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借读证，港澳三地的学生，他们都可以凭着这张借读证在任何一所他们能够找到的学校就读。
南都：近年来，这段抗战时期华南教育迁移史也逐步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你认为目前对于这段历史还有哪些空白是尚待补缺的?
曹劲：这段历史涉及的学校很多，有些学校的历史比较清晰，档案史料比较多，像国立中山大学，它的档案应该是最全的，后来这批档案都已移交现在的省档案馆。而其他一些学校史料就比较分散，像私立岭南大学、省立文理学院、仲恺农学院，还有一些中学，比如培正中学、培道中学、仲元中学等等，这些学校的档案就比较匮乏，我们也在持续做这种搜寻和研究工作。所以，还是有很长时间的研究工作要做。
南都：你期待电影《同学们》公映后能够带来怎样的回响？
曹劲：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到电影院里去了解这段历史，进而能够走到这些办学旧址去，能够走到当年办学的山村里面，去到历史的现场，去感受这一切，而且，能够以此为契机去了解更多动人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对未来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它会告诉你，人生会遇到很多你难以预料的事情，当你在面临重大的抉择的时候，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采写：南都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