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7月，卡内基钢铁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姆斯特德工厂爆发了大罢工。
卡内基钢铁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一度是仅次于洛克菲勒的世界第二富豪。而这次大罢工的缘由是，卡内基打算降低工人工资，引发工人强烈不满。
面对罢工工人，卡内基的助理采取了极端措施，用一道带铁丝网的栅栏挡住了工人们进入工厂的去路；宾州州长则出动了8000名民兵，开枪镇压了这次罢工，造成数十人伤亡，成为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严重的流血冲突。
近代史上，1870-1900这段时间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而之后的1900-1920年被称为“进步时代”。
“镀金时代”这个词来自1873年马克吐温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马克吐温用它来讽刺南北战争后充满贪婪和腐败的美国政府。
今天看来，当时美国经济科技突飞猛进，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英国，还催生出了美国第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巨头企业，比如通用电气、标准石油、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福特汽车等。
但马克吐温对那个阶段的美国各种瞧不上，认为美国社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政府腐败无能，资本家贪婪成性，普通工人饱受压迫，日子过得实在不怎么样。
当时正值欧美各国城市化，大量农民涌入伦敦、巴黎、纽约等大城市。为了在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他们不得不没日没夜地工作。工人每天工作时间普遍长达14至16个小时，甚至是18个小时。在这样长时间工作压力下，工人因疲劳产生的工作事故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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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没有“良心发现”的企业家。
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老板亨利·福特在工厂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报纸记者召集到工厂，宣布福特公司新的雇佣政策：公司将一天两班改为三班倒，工作时间减少为每天8小时。此外，还将基本工资直接提高一倍以上，至5美元一天。
这则新闻一发布，不但惊呆了在场记者，更是立刻炸翻了整个汽车行业。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5美元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当时一辆市场上畅销不衰的福特T型车才440美元，一般工人的工资普遍只有2-3美元，福特公司直接将工资水平提升了一倍。第二天，《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宣称：“亨利·福特把100万美元送给工人。”
亨利·福特
在当时，传统的做法是工人工资压的越低越好，工作时间越长越好。大家都说老福特“疯了”，其他汽车公司更是骂老福特是“叛徒”，说他将会毁了整个汽车工业。
但福特的这一决定在工人中引起了轰动。第二天，成群的求职者出现在工厂大门口，数量总共达到12,000名，他们在冰冻的天气时挤在一起取暖。现场发生打架，底特律警察被召来以避免发生骚乱。不到一周，福特收到了14,000多封求职信件。
老福特有自己的打算，他解释说“每天支付5美元，是我们减少成本的最好方式之一。”实施新的政策后，福特员工的辞职率下降了87%，缺勤率下降了75%。高工资还刺激了工人的积极性，员工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带来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福特公司的成本反而降低了，福特汽车的销量也从1909年的5.8万辆，直线上升到1916年的73万辆。
看到福特公司大获成功，其他汽车公司开始效仿，掉头直呼“真香”。两年后，8小时工作制正式在美国以联邦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在20世纪的头一个二十年里，欧美主要工业国家普遍完成了8小时工作制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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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只是指望资本家通过“良心发现”，来改善普通工人的处境待遇，推动社会进步，显然无异于缘木求鱼。
别忘了，福特公司是第一家引入流水线模式生产的企业。亨利·福特可不是大公无私的慈善家，他首先是个精明的商人，福特公司采取8小时工作制的初衷，也是通过提高效率来补偿时间缩短的代价，使公司整体上获得更高的利润。
作为一个资本家，福特曾露骨地说过一句话：“没有补偿的事情，我一分也不掏。”
福特公司刚采用流水线时，由于实施了高工资政策，福特工人都有一种昂扬的激奋，生产记录不断被打破，但这种热情慢慢地还是被冷酷的生产线吃干榨净。在流水线上，每个工人必须高度集中精力，不断完成重复动作，沦为彻彻底底的“工具人”。
《时代周刊》曾这样记录福特工厂：当工人走进车间盥洗室，一架电子监视器正对着你，如果你超过规定时间，监视器就会传来老板严厉的命令，让你赶快返回工作岗位——与今天某些互联网大厂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亨利·福特怕是万万想不到，他的后辈们，不但传承了资本一贯的精明，更是将之发扬光大，堂而皇之地将“996”称为打工人应该感恩戴德的“福报”。
总之，打工人真正要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靠资本家的施舍万万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身的持续抗争，以及顶层设计的改变。
相比“镀金时代”，“进步时代”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社会政治大幅改革和现代化的时代。当时的进步运动力量，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政治上，进一步建立直接民主的参政方式，削弱政治豪强及其利益集团，净化政府内部腐败；经济上，通过反垄断法，压制拥有垄断托拉斯，促进公平竞争。
欧洲的劳工运动，也在这时候开始在美国兴起。
1887年，美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成立，著名劳工运动领袖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发起了一连串劳工运动，核心目标是提高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供安全可靠的工作条件。“劳联”初创时只有5千人，但到了“进步时代”，已经膨胀到400万人。
在劳联等力量推动下，美国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来保障工人权益。
比如，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劳动法案》，该法案规定，从事政府合同工作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1917年，政府开始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了工人赔偿制度，要求雇主为工伤事故提供赔偿——在进步时代之前，受伤工人通常得不到任何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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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网上一直有种说法，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活得这么累还穷，主要是因为干的都是技术含量低的低端产业，玩具、服装、家具什么的，赚不到什么钱，高端产业都被欧美国家垄断。以后完成产业升级，普通人的日子自然也就会好过了。
然而事实真会如此吗？
前几天，宁德时代员工在网上泄露，公司要求896“奋斗100天”：早8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共“奋斗”100天。搞笑的是，还有补充说明：外籍员工不强制，按照他们的意愿——跟慈禧老佛爷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倒真是交相辉映。
要知道，宁德时代已经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电池供应商。规模最大，技术也是世界领先。然而那又如何呢？这样一家巨头，冷酷无情，对员工毫无人文关怀，对市场公平竞争亦缺乏敬畏。
之前还有员工吐槽，宁德时代拿竞业协议卡离职员工，违反要赔100万，而这个所谓竞业协议上面，几乎包含了所有同行业竞争对手。换句话说，只要进了宁德，要么就老老实实在这干下去，要么以后就别想在这行混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所谓行业巨头，尽管赚到了钱，做到了全国第一、世界第一，奉行的却依然是脱胎于丛林社会的缺德文化，员工在它们眼里完全就是耗材。
这也让我想起，如今国内的新能源车企，一个比一个能卷。在网上总能看到有人欢呼，如今的国产车放到世界上分分钟降维打击，欧美老牌巨头不堪一击，所以只好拿出关税壁垒。
这或许确实是实情，然而，另一方面，现在国内各大车企工作的普通员工，却是一个比一个苦逼，明明行业热火朝天，偏偏大家降薪的降薪，裁员的裁员，根本没有享受到行业发展的红利。
中国的电动汽车确实物美价廉，竞争力极强，但这样的成本优势，有多少是来自国内企业的低效内卷，拼命压榨员工？
制造业如此，互联网行业也一样。
马老板高呼996是“福报”，东哥强调“不奋斗的不是我兄弟”，至于这两年风头无两的拼多多，创始人黄铮当年曾在美国谷歌工作，体会过美帝的工作-生活平衡，然而回国创业后，他却在拼多多大搞超级996——大周工作7天，小周工作6天，五一十一只休1天，春节也就休3天。
谷歌要是也这么薅黄先生，他怕是也创不了这个业。
这么下去，社会将演变成什么样，隔壁韩国已提供了前车之鉴。
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写过一本书，名字叫《韩国式资本主义》，副标题是“韩国民众的呐喊：韩国经济发展与我们无关，究竟谁成为受益者？”
尽管从人均GDP上看，韩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但普通韩国人并没有充分受益。获得奥斯卡奖的《寄生虫》，就非常真切地讲述了韩国社会的这种巨大撕裂：财阀在豪宅里寻欢作乐夜夜笙歌，两条街外的贫民，一家人挤在地下室为生存挣扎。
有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韩国前十大财阀贡献了超过80%的GDP，却只提供了5%的就业。对普通人来说，要进入这些财阀企业，首先得考进三所顶级名校，所以韩国高考生不得不每天睡四五个小时，不是累死自己，就是卷死别人。
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也就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经济是起来了，但跟欧美相比，工人阶层普遍没什么话语权。所以蛋糕是做大了，分蛋糕的工作却没搞好，两极分化带来了一大堆社会问题，整个国家的幸福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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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卓别林拍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对那个时代流水线工人进行了传神的描绘。在生产线的压榨下，卓别林饰演的拧螺丝工人因精神错乱被送进精神病院，电影以极其荒诞的手法表达了工业化对人性的异化。
《摩登时代》
作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卓别林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着深刻的洞察。只是他自己恐怕都想不到，这部黑白默片，直到近百年后仍能够悲哀地踏中这个时代的韵脚。
烈火烹油的“镀金时代”诚然撑起了大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但对千千万万打工人来说，“进步时代”的变革浪潮或许才是更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