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周恩来和张治中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他们一个是共产党的中坚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立场，为了各自政党的利益对立斗争，甚至一度兵戎相见。
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在有限的接触下，周恩来和张治中结下了一段真诚且深厚的友谊。这段亦敌亦友的兄弟情谊，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考验，从未发生过改变。
张治中和周恩来相识于大革命时期，当时孙中山先生创建了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分别派出精干力量到学校工作。当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张治中则担任军校的教育长。从这个时候开始，两人接触得越来越多，并迅速成为好友。
毛主席、周恩来、张治中
周恩来和张治中都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再加上两人十分豪爽、健谈，特别是周恩来渊博的知识、超群的才华和干练的作风，都让张治中十分钦佩。张治中和周恩来对黄埔军校的工作、国内外大事和中国前途命运等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最重要的是张治中很早就接受了革命思想，他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这也成为他和周恩来建立友谊的基础。在黄埔军校期间，周恩来每次给学生讲课，张治中都会去旁听。
由于张治中和周恩来走得很近，因此他对我党认识不断深化，再加上周恩来的信任，张治中正式向他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天，周恩来和张治中在校园散步，见张治中一直闷闷不乐，周恩来幽默地说：“文白兄，今天怎么变成无嘴的茶壶了？”张治中长叹一声，说：“我是担心万一国民党和共产党翻脸，我该站在哪一边？真是左右为难啊！”
周恩来说：“那你的立场是站在哪一方呢？”张治中说：“说实在的，我是站在中间偏左的，但大家朝夕相处这么久，我实在不想看到大家兵戎相见。”
周恩来点点头，说：“是左右为难，我能理解，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张治中灵机一动，他抓住周恩来的手说：“恩来，你能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吗？这样一来我就不用为难了。”
张治中能够主动要求加入我党，这令周恩来十分高兴和欢迎，但他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不是自己可以答应的，于是便说：“文白，我非常欢迎你加入共产党，但这件事我要先向党中央汇报请示。”
不久后，中央回复了张治中的申请，并由周恩来转述：
“我党十分欢迎你入党，但你的目标过大，而且国共两党之前有过约定，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这件事恐有不便，不如等到恰当的时机再说，但我们保证今后一定支持你，让你的工作好做。”
听了周恩来转述的话，张治中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如此的话，那我还是继续干国民党吧。”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和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说：“如果你父亲那个时候加入了共产党，现在要么是我们的元帅，要么是革命烈士了……”
张治中虽然没有如愿加入共产党，但他和周恩来的友谊却越来越坚固，他们都将对方当做成知己，肝胆相照、患难相助。
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刚好赶上周恩来和邓颖超筹办婚礼。不过由于当时经济条件不是太好，再加上事务繁忙，周恩来和邓颖超商量后便决定不举办婚礼了。
然而当张治中听说这件事后却认为不妥，他对周恩来说：“这怎么可以呢？结婚乃人生大事，不能太过简单，也不能不办。”紧接着，张治中通知军校里的朋友来参加周恩来的婚宴，他还自掏腰包，亲自为周恩来和邓颖超操办了两桌盛大的酒席。
在周恩来的婚宴上，平时很少喝酒的张治中十分高兴，他和朋友们畅所欲言，开怀大喝，将婚宴的气氛烘托的十分喜气、热闹。除此之外，张治中还和朋友们把周恩来灌醉了，最后还是警卫员将周恩来抬了回去，直到第二天才醒过来。
这件事令周恩来夫妇十分感动，邓颖超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都会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所做的帮助！”
黄埔军校成立后不久，广东国民党政府宣布北伐战争开始。大妈还是张治中对蒋介石说：“为了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局面，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最好由周恩来担任。”蒋介石不以为然：“我已经决定让邓演达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了。”
张治中却不同意，他说：“邓演达可以带兵或者干其他工作，周恩来之前就是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他经验丰富，干练多次啊，为国民革命大计着想，还是他来担任政治部主任比较合适。”
但非常可惜的是张治中的推荐还是遭到了拒绝，他内心极其不满蒋介石的决策，更认为北伐军统帅部里没有周恩来的参加，是革命的一大损失。
1926年9、10月份，北伐军先后收复了武汉三镇，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而周恩来则去了上海做地下情报工作。
就这样，周恩来和张治中分开了，虽然两人不在一起工作，但张治中始终没有忘记周恩来。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黄埔军校一期生、原在张治中军官团担任连长的陈赓突然来见张治中。陈赓一见到张治中就说：“文白兄，我们要去上海，但经费有限，不知……”
张治中没有回答，而是向他询问周恩来的下落：“不知道恩来先生现在在哪里？”陈赓说：“他去上海了。”听到陈赓的回答，张治中才放下心来，他点点头，说：“你放心，经费就交给我了。”
后来，张治中帮陈赓筹集了经费，并叮嘱他：“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恩来，行动务必要小心！”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和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一起进行过多次和谈。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1945年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谈。
其实在谈判之前，张治中曾多次向蒋介石谏言要联合共产党，以至于有一次蒋介石怒斥张治中：“我这是在和共产党的代表说话吗？”但蒋介石也从中发现：
第一、张治中是可以打通国共对立坚冰的难得之人；
第二、张治中是可以被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会见、接见之人；
第三、张治中还是能将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转达呈送的合适之人。
1945年，蒋介石接连给毛主席发了好几封电报，邀请主席赴渝谈判。尽管毛主席知道这是蒋介石的阴谋，但他还是为了和平欣然同意。为了安排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相关事宜，周恩来提前到重庆安排，张治中知道后不仅主动让出住所，在安排警卫的是偶也是煞费苦心。
当时张治中对周恩来说：“为了保护毛先生的安全，我准备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来担任警卫工作。你放心，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靠得住！”
周恩来想了想还是拒绝了，他说：“这样对你不好，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责任都会给你。我认为还是找重庆警备司令部比较好，你的人可以换上便衣，做内部保卫。”
后来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协议签订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返回延安。这天晚上，周恩来在桂园摆酒感谢为毛主席服务的工作人员，期间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也参加了。
周恩来高兴的拉着张一纯的手，问他：“你在哪里上学呀？”张一纯回答道：“德精小学。”周恩来点点头继续问：“那你学习怎么样？”张一纯说：“我算数不行，物理也不行，老实不及格。”
周恩来被张一纯诚实的话语给逗笑了，他和蔼地说：“那你有什么是行的呢？”张一纯想了想说：“我语文好，国民教育行，地理常识也算行。”
周恩来说：“有一门精通的就行了，你找个本子来，我给你题词好不好？”张一纯连忙跑进房间，将一个本子递给周恩来。周恩来在上面写下：“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一纯世兄。”
张一纯见最后的署名十分疑惑地问：“周叔叔，您怎么写‘一纯世兄’啊？”周恩来解释道：“这代表我是你父亲的弟弟。”
周恩来这样说并不是客套话，而是真心实意的。周恩来虽然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甚至会和张治中互拍桌子，但当他到桂园做客的时候，则会谦虚地坐在张治中沙发旁的脚凳上。有时候周恩来留在桂园吃饭，他也会高声谈笑……
李宗仁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当即宣布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请张治中出面负责和谈。
4月1日，北平和谈正式开始，经过10多天的会谈，中共代表团于4月13日写下《国内和平协定》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都给我方接受了。
4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能在20日之前签订协议，否则解放军将会大举过江。对于这一协议，李宗仁是犹豫的，白崇禧是反对的，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接受这一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和谈破裂，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也令他们十分发愁。当时有很多人都想留下，但张治中却主张走，他说：“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共产党和谈的，如今和谈破裂，我们应该回去复命才是。我不能左右你们的主张，但我身为首席代表，是不能不回去的！”
其实张治中内心也是想留下的，但这么多年以来蒋介石对他的赏识和重用，令他不能就这样留下。对于张治中的决定，周恩来坦诚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是为全天下人、为革命着想？当初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如今不能再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
但不管周恩来怎么劝说，张治中也不肯改变想法。直到两天后，周恩来再次找到张治中，并对他说：“文白兄，走走走，和我一起去机场接几位特殊的客人。”
张治中十分疑惑地说：“去接谁啊？我认识吗？”周恩来神秘一笑，说：“你当然认识，你不仅认识，还十分熟悉呢！”在去机场的路上，张治中将所有熟悉的人都想了一遍，但愣是想不出谁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来北平。
到了机场后，飞机缓缓落下，令张治中万万没想到的是，从飞机上走下的竟然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后面还跟着弟媳和她的三个孩子。孩子们一见到父亲就扑到他的怀里，张治中也忍不住鼻翼酸楚。
张治中深情地望着周恩来，说：“恩来先生，感谢你想得如此周到，我们全家都不会忘记的。”周恩来和张治中妻子寒暄一番后，对张治中说：“我祝你们阖家团圆，但也要请文白兄原谅我，没有提前告诉你！”
原来张治中犹豫不决正是因为他的家人还在南京，而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刚好替他解决了后顾之忧。就这样，张治中一家决定留在北平。
北平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在周恩来的影响和劝说下，投向了人民的怀抱，也掀开了他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而努力工作的灿烂新篇章。
1949年6月，中共中央积极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酝酿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这天，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一些民主人士座谈，提出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
张治中听后连忙摆手说：“这不行，这怎么可以呢？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如今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式了。”
毛主席摇摇头说：“过去的阶段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应该从大年初一做起才是！”张治中反复咀嚼“大年初一”这几个字，毛主席亲切的话语也令他格外感动。
会议休息间隙，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文白兄，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要放开思想工作，新疆和西北的事情还要请你多多费心呢！”
没过多久，张治中就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彭德怀工作。在工作期间，张治中写了上千字的书面意见，上书给党中央和毛主席，陈述自己对新疆和西北工作的观点。
全国政协召开前夕，中央对新中国的名称和国旗的样式，广泛征求党内外人识的意见。当张治中在听到准备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称谓后，他郑重地说：“‘共和’这个词本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那么后面就不用再重复了。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吧？”
后来，张治中的意见被党中央和毛主席采用。在讨论国旗图案的时候，张治中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当时有两幅国旗图案令大家左右为难，一幅是红底，左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中间有三条横杠，意思是：“红底代表革命，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条横杠则代表黄河、长江和珠江。”
另一幅则是如今的五星红旗，同样也是红底，左上方不仅有一颗大五角星，在大五角星的下方还围绕着四颗小五角星。
有很大一部分人喜欢前一幅，但张治中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说：“首先‘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而且这三条横杠还有分裂国家和革命的嫌疑；其次，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杠子’是金箍棒，在国旗上放它实在是令人费解。所以我支持选第二幅。”而张治中这一建议再次被采纳。
周恩来和张治中的深情厚谊，在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的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但他也不忘挤出一点时间到张治中家里坐一坐，和他们叙叙旧，聊聊天。这天，张一纯抓住周恩来的手说：“周叔叔，我对上学不感兴趣，我想去当工作，还请周叔叔能帮我这个忙。”
周恩来笑着说：“好啊，想当工人完全可以办到，那你想当什么工人呢？”张一纯说：“我对物理感兴趣，我想去当一名电业工人。”中将恩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1950年夏的某一天，周恩来、陈云、陈毅等人来到张治中家里参加聚会。期间，周恩来先是询问了张一纯的学习情况，然后转头对分管电业的陈云说：“文白的二儿子想去搞电力技术，就让他去吧。”陈云点头同意。
没几天，中央燃科工业部在北京创办的一所电力学校就向张一纯下达了入学通知。
张治中在原国民党中虽然官职很高，但他两袖清风，是个穷官。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经济状况很差。尽管张治中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但当时是实行供给制的，他每个月只能领1800斤小米，住的是普通公房，子女上学、结婚等都需要开销，因此家里经济条件颇为紧张。
张治中本想向中央借钱，但当他看到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家庭生活也同样清贫后，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后来张治中只好让张一纯去向傅作义借钱。
傅作义
傅作义家里的条件比张治中好上很多，当他得知对方困境后，当即拿出500块银元递给张一纯，并说：“以后你们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
事后，傅作义在和周恩来交谈的时候，无意间提到张治中让儿子找他借钱的事情。说者无心，听者有心，周恩来当即让工作人员去看望张治中一家，并批示有关部门从费用中拿出6000块资助张治中一家人的生活。
当周恩来得知张治中腿神经痛的老病复发，行走困难的时候，他又亲自安排中央军委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去苏联请专家给张治中治病。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在繁忙的工作中，多次抽空前来看望张治中一家人。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逝世，享年79岁。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伤心，当即指示工作人员要给张治中搞一个特别的送葬仪式。4月9日，周恩来看着面前的黑白照片，看着已经冰冷的张治中的遗体，他不由得流出眼泪。紧接着，周恩来和其他老朋友向张治中的遗体鞠躬告别……
1975年11月下旬，周恩来的身体越来越差，躺在病床上的他除了接待前来看望自己的领导同志外，还惦记着工作，惦记着张治中一家人的生活。
尽管张一纯经常去医院看望周恩来，但周恩来仍放心不下张治中的家人，他经常派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去看望张治中一家，转达他的问候，询问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帮助的地方。
当时张治中一家的条件已经差不多了，但周恩来仍想办法帮助他们一家。甚至在1975年末，周恩来病危之际，他仍让工作人员将自己的稿费和平时省下来的共5万多元，送到张治中家里，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