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4月份开始,许多省市的超标电动自行车的5年过渡期即将结束, 届时超标电动车将禁止上路,否则将面临罚款甚至更严格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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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市场上还存有那么多的超标电动车,这些超标车之后该何去何从呢?

一纸禁令可以让不合标准的交通工具一夜之间禁行,这确实是官方执法部门遏制交通违规车辆的一种通行做法。

然而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是不可能被禁止的。

说白了,如果是决策者为了图方便,政策一刀切,你上面有政策,下面肯定就有对策。

当年,污染、危险、犯罪等问题构成了对摩托车限行的理由,之后就有了电动车狂飙猛进的十年(至2023年末,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4亿辆)。

而在已经解决这些问题的今天,电动两轮车又在面临着日益严管的当下,

我们不禁要问,禁摩限电之后,老百姓还能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出行?老百姓还是否有权选择自己的出行方式?

在全国各地的超标电动车过渡期将满,老百姓骑的两轮车还能继续行驶多久,又该驶向何处?

跟随大何,我们一起聊聊。

回顾禁摩历史

在电动车风靡大街小巷之之前,摩托车一度是中国人民出行的关键工具。

如果说电瓶车可以解决10公里内的通勤问题。

那么摩托车可以解决50公里以内的廉价交通问题,对于很多节省开支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基本上交通问题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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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过去这些年路上流行的所谓超标电动车,实际就是电动摩托车,作为禁摩的出行替代。

人们对于便捷廉价的交通需求并没有因为摩托车的禁止而消失,而是转移到了超标电动车上。

在2006年,全国摩托车的产量达到了2144.35万辆,当时催生了众多摩托车制造企业的兴起。

然而,这一行业的迅猛发展随着禁摩政策的推出而突然停滞。

1985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实施禁摩令的城市,初步仅限制摩托车在三环路内行驶。此后,限制措施逐步加强,随后多个城市跟进,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大型城市。

尽管目前对禁摩政策依然存在不少争议,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项政策的制定是有其合理性的。

摩托车数量的激增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科技水平和国民整体素质下显得难以应对。

例如,由于部分摩托车驾驶者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交通事故频发。考虑到当时国民的普遍素质、交通法规的完善度,以及电子监控技术的不发达,对摩托车违章行为的追责非常困难。

例如,摩托车引擎的噪音,特别是那些在深夜制造巨大声响的摩托车,对许多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再比如,当时频繁发生的飞车抢劫事件,也是导致禁摩政策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全国多数城市开始实施禁摩措施,摩托车也逐渐从主流交通工具转变为运动、收藏等更为小众的爱好领域。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法规也在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摩托车现在必须经过注册上牌,驾驶者需要通过考试获得驾驶证,强制要求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目前,电子监控技术已经非常先进,能够捕捉到各种交通违章行为,使得违章者很难逃避责任。同时,国民的综合素质也在持续提升。

这些变化都在说明,今日不同往日,一味地一刀切禁摩,似乎已经不再可取。

确实,有人可能也会担心放开摩托车会对交通管理带来挑战,并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但更应该被关注的问题是,摩托车电动车可以被禁止,但人们对短途出行的需求是禁止不了的。

政府应当做的,不是一禁了之,而是应该改善管理。

一刀切并不可取

在中国禁摩限电最严格的城市深圳,交警铁骑为什么依旧选择摩托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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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轮摩托不是不适合国情,而是太适合中国国情了。

这也为什么政府即便在政策上对摩托车严格限制,也不得不为交通警察配备摩托车的原因。

举交警配摩托车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摩托车本身无罪,对于它产生的问题应该加强管理而不是一刀切。

为什么普通人不能拥有这种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到底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还是其他的原因?

如果说是为了安全,我国每年因为烟草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吸烟危害健康,那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什么不禁烟?

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想就不要总是打着安全的幌子说为我们好。

说到底,公民到底有没有权利为了生活选择一种相对不那么安全但危险可控的生活方式呢?

为什么很多人明知道超标电动车安全性比不上专家制定的国标电动车,却还要坚持骑呢?

我想这些人是在考虑超标电动车的低成本和便利性,并将其与其他交通方式进行比较后,认为超标电动车的优点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其在安全性方面的潜在缺点。

对这些人来说,这种选择是基于他们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成年人不需要像婴儿一样被过度呵护和保护,他们有能力在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后,自主决定自己的出行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有什么道理要强行判断民众的选择是错误的呢?

危险与否是人们自己的衡量与选择。

而且,这种父权主义(都是为了你好)的思想一旦滥用,后果是很可怕的。

如果今天以安全为由限制摩托车的使用,那么明天可能就会以保护青少年为名限制电子游戏,甚至可能以健康为由限制某些食品的摄入。

这样的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过度的管控,人们可能会感觉自己不再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而是被国家机器操控的一部分。

这城市那么拥堵

公路作为一项基础公共设施,是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以经济实惠的方式使用公路的权利。

然而,直接禁止成本较低的交通工具,实际上相当于剥夺了经济条件较差群体的城市出行权利。

在这一过程中,道路资源的分配似乎偏向于那些能够通过汽车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群体,而那些在道路资源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公民,转而选择电动车作为替代出行方式。

当地方以城市治理名义向汽车的路权倾斜,禁止了电动车这种占地小,节约道路资源的交通工具,而放任四个轮子的汽车不断侵占路权,这就使得城市在过去10年中面临极其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当今的中国与1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拥有了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和更为先进的监控与管理技术。

然而,电动车领域的治理依旧停留在依赖行政禁令来处理复杂问题,而这种做法在2016年被李总理公开指责为“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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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治理上的懒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城市变得越来越拥堵。

随着现代都市的扩张和城市问题日益凸显,居民们常常发现自己每日通勤需要在车流中耗费数小时。

在这种背景下,我不禁思考,人们是否还会回忆起那个摩托车盛行的年代。

可能由于时间的流逝,那段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以至于许多人可能已经遗忘了,曾经存在过一个交通顺畅的时期,一种能够避开拥堵的出行选择。

写在最后

我们应当将选择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的自由权交还给公众。

公民应当享有在评估了所有利弊之后做出选择的权利,而不是在保护的名义下受到限制。

而且,只有取消那些不合理的限制,政府才能够合法且有效地对这些二轮交通工具进行监管。

如果任由这些交通工具无序发展,可能会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最终激起民众的不满,消耗政府的公信力。

“禁止”这样一个决定,常常并不是对社会最有益的决定,而又一定是最不受民众欢迎、最影响民生的决定,所以永远都应该是最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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